最近几年，在中国出现了一股不小的抽象艺术热，不仅与之相关的展出活动已经越来越多，而且在“抽象”的名义下还聚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艺术家。因为抽象艺术与目前市场上流行的艺术样式，即带有商业媚俗倾向的写实绘画，以及在庸俗社会学指导下产生的“政治波普”等绘画相违背，而与当代艺术的基本要素，诸如独立、自由和个人化等相联系。所以，也吸引了越来越多专业人士的关注。这其中不乏有一些像栗宪庭、高名潞等这样原本很强调社会意识的批评家，也有一些像奥利瓦这样关心中国问题的西方文化学者。但无论是中国的艺术批评家，还是西方的文化学者，对中国抽象艺术的解读，基本上都还是停留在过去的老套路，即中国的抽象艺术是儒释道精神的体现，是中国传统“意象”绘画受西方现代艺术的启蒙之后转换出来的一种抽象语言等等。如此绕开现实的文化针对性来谈抽象问题，继而赋予其抓不着摸不到的东方神秘主义色彩，无异于雾里看花，把本来就与观众隔着距离的抽象艺术更是蒙上了一层雾水，成了少数文化精英自说自话的游戏。难怪有学者提出来“抽象艺术是一种知识”。因为他们很难将其转化为一种文化资源导入现实，为当代社会提供精神营养，也就只有藉着“知识”之名掩饰这种尴尬，逃避这种困境了。显然，这与艺术家的文化追求不相吻合，也跟当代艺术的价值内涵相抵牾。事实上，艺术不是一种知识，至少可以说不完全是一种知识，它作为艺术家的一种精神表达，体现的主要还是艺术家的文化立场与生命态度。正是这种立场的坚定程度和态度的顽固程度，决定了艺术作品的深刻程度与感染人的程度。还是刘骁纯先生说得比较到位，他在质疑高名潞的“意派”概念时，提到了“逸派”这个关键词，从而跳出现实的纷扰与西方美学的遮蔽，回归于中国文化的核心地带，一下子点到了中国抽象艺术的本质。
如果说西方抽象艺术，带有极强的理性特征，其写实主义传统后来被抽象的视觉符号所取代，是他们从认识自我的推理和分析中，一步一步剥离开具体的物质世界，走向心理表达的逻辑结果。那么，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意象”方式，则是一种现实的抽离与生命的跳跃。这固然跟周易文化阴阳互补的动态观念，以及老庄学说“大道无形”的哲学思想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与中国巨大的隐逸文化传统相联系，贯穿了某种“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事之业”（庄子）的人生追求。这就回到了刘骁纯先生提到的“逸派”。当然，中国的隐逸文化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远不是道家的一个逍遥游就可以涵盖的，至少是搀入了儒家的道德因素之后，绝意仕途，退隐山林，就不再是以遣闷、自适其乐为目的了，而是要游心内运，在退守中体悟圣人之道。儒家典籍就曾强调“隐居以求其志，行逸以达其道”。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特殊的地方，它与西方的“进步”观念形成鲜明反差，也把中国的“逸”文化推到了人类从来没有过的精神高度。中国传统的“意象”绘画就是从这种精神中衍生出来的：一方面与周易和老庄哲学中渗透的美学思想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现实的黑暗与窘境使其不能直接表达现实。于是，便有了倪云林“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的意象表达，有了八大山人清逸横生的画风，也有了傅山的狂草书法……究其原因，都是因为现实割断了他们的言路，使他们不得不寻找逸出世外的表现方式，从而有了一种独特的“意象”美学。对此，南朝文学家沈约在《宋书•隐逸传序》中早就有过阐释：“夫隐之为言，迹不外见，道不可知之谓也。”真实的意图并不为外人所见，只有退下来才能明白，而隐退恰恰是为了保留自己的纯洁性，守住道德的底线。这也就难怪中国历史上的隐逸文化会如此发达，绘画史上会层出不穷地涌现出像王维、荆浩、范宽、黄公望、倪云林、八大山人、石涛等等一批又一批山林逸士了。因为只有从桎梏的现实中逸出来才能“澄怀观道”（宗炳），彻底获得思想的解放，取得表达的自由。
我之所以反复谈到传统中国的“逸”文化，是因为今天中国的抽象艺术同样也具有这样的精神品质。只要我们细心查阅中国抽象艺术家的名单，就会发现不少代表性的抽象艺术家，都是从原有的成功状态中跳出来转入抽象艺术创作的。比如王川，早就因《再见吧•小路》等写实绘画而闻名，在“知青绘画”和“乡土绘画”的潮流中占有重要位置，但他后来却能够主动放弃那些已有的成就，毅然决然地转到抽象艺术，可以说就是“逸”文化的当代翻版；再比如孟禄丁，还是学生时期便以写实油画《在新时代——亚当夏娃的启示》受到瞩目，成为“85新潮”的弄潮儿，但后来也跟自己的过去断绝联系，彻底走向抽象，分析起来应该说也是受到了“逸”文化的价值感召……当然，还有周长江、李向明、杨劲松、王易罡、桑火尧、党朝阳、伊灵、吴军、张啸天、张震宇、冯丽鹏等等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我就不一一举证了，因为王川和孟禄丁的两个案例已经足以说明今天中国的抽象艺术与传统中国隐逸文化的精神联系。事实上，中国抽象艺术的价值和意义也正在如此，在于它复活了一种传统的文化精神，并将其作用于当下，以某种“不合作”的态度，与急剧发展的现实社会构成了一种文化批判的张力。如果我们不从这个点上来理解中国的抽象艺术，仅仅只是就风格而论，就难免不流于表面形式，既摆脱不了西方抽象艺术的影响，又容易陷入东方神秘主义的巢穴，还有更重要的是无关现实之痛痒，从而把抽象艺术变成一种自说自话的游戏。所以，我始终强调抽象艺术在中国是一种态度，与拒绝现实的各种利益和诱惑有关。当然，拒绝不是目的，正如传统中国的那些山林逸士退隐起来是为了“澄怀观道”一样，有些中国当代艺术家以某种抽象的表达方式来隔断浮躁的现实，也是为了洁身自好。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德国思想家泰奥多•阿多诺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奥斯维辛之后，写诗也是野蛮的。”我只想说，市场化以后，在商业社会的大背景下，艺术的政治批判也可能只是一种策略，甚至是一种投机所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抽象艺术在中国才有它特殊的价值。因为它的自在、自律和自足中，隐含了一种不与庸俗现实同流合污的人文操守。
【编辑：李洪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