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味是他唯一的自我确信和自我意识;然而，这种确信却是纯粹的虚无，他的个性也是绝对的无个性(impersonality)。这种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一场丑闻：他没有能力制作艺术作品，艺术却是他整个存在依靠的基础;虽然他不得不依靠外在于自己的东西，但因为所有精神上的内容和决定要素都已经废除，他在这个外在于自己的东西上也找不到任何本质。狄德罗问拉摩的侄子，为什么他会听，会记，也会重新演奏，却单单不会自己创作出像样的东西?拉摩的侄子是这样解释的：上天给了他判断的能力，却没有给他创造的能力，这就是他的宿命，同时他还回想起曼农神像(statue of Memnon)的传说：“在曼农神像四周有无数别的雕像，都一样被日光普照，但只有曼农像可以发出声音…其他的⋯⋯都只是支在手杖一端上的许多双耳朵而已。”14
通过拉摩的侄子悲剧性地自白于天下的问题是天才和趣味、艺术家和观赏者之间的分裂。从此刻起，这种分裂就将越来越明显地主宰西方艺术史的发展。从拉摩的侄子身上，观赏者认识到自己是一个诡异的谜：拉摩的侄子的辩解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让人想起任何敏感的观众在自己喜爱的艺术作品前的感受：几乎有点像自己的东西被骗走了一样，忍不住地想如果自己是那个作者就好了。眼前这件作品让他触碰到自己内心最深处的真实，尽管如此，他还是无法与之合为一体，因为康德说过，艺术品正是指那些“你全面了解之后还是无法做不出来”的东西。观赏者的这种分裂是最彻底的分裂：他的行动原理外在于他自身;他的本质，从定义上讲，也不属于他自身。趣味为了保持完整，就必须跟创作原理分离;但如果欠缺天才，趣味就变成一种纯粹的反转，即倒错的原理本身。
如今，专为娱乐而制作的艺术和文学完全被归结为大众社会的产物，而我们也早已习惯透过19世纪后半段目睹了大众社会第一次勃兴的知识分子的眼睛看待这种现象。
《拉摩的侄子》对黑格尔影响很大。可以说，《精神现象学》里题为《自我异化的精神—教养文化》整个一章实际上都是对拉摩的侄子这一人物做出的评论和解读。黑格尔从拉摩的侄子身上看到，处于革命和恐怖边缘的欧洲教养文化已经达到顶峰，同时也意味着衰退的开始。在教养里自我异化了的精神只能从分裂的意识以及所有观念、现实的绝对倒错中找回自身。黑格尔称其为“纯粹教养”，并就其特征做了如下描述：
“当纯粹的“自我”看到自己在它自身以外，并承认这一分裂的时候，一切具有连续性和普遍性的东西，一切被称为法律、良善和正义的东西就都同时归于瓦解;一切一致的、同一的东西都已解体，因为当前现在的是最纯粹的不一致，绝对的本质是绝对的非本质，自为存在是自外存在(Aussersichsein);纯粹的“自我”本身已绝对分裂”。
“这样一种意识、其行为态度既然包含着这种绝对分裂，高贵的意识和卑贱的意识之间的区别就从其精神内部消逝，而两种意识就是同一种意识了”。
“产生了想抛弃其所遭受的被抛弃状态的反抗心理的这种自我意识，直接是绝对分裂中的绝对自身同一，是纯粹自我意识与其自己的纯粹中介。它是同一判断的同一性，在同一判断中同一个人格既是主词又是宾词。但是，这种同一判断同时又是无限判断;因为，这个人格已绝对一分而为二(entzweit)，主词和宾词是绝对互不相干的存在物，彼此各不相涉，没有必然统一性，甚至主词和宾词各是其自己的一个独立人格的势力。自为存在是以它自己的自为存在为对象，它这作为对象的自为存在是一种绝对的他物(对方)而同时又直接是自己本身，—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他物，并不是说这个他物另有一个别的什么内容，相反，其内容就是这同一个自我，只不过这个自我是以绝对对立和完全独特的存在的形式出现的而已。—因此，这个现实的教化世界在这里表现出来的精神，已经是对它自己的真理性和概念有所意识了的精神。”
“对其自己的概念有所意识了的精神，就是现实和思想两者的绝对而又普遍的颠倒和异化;它就是纯粹的教养文化。人们在这种纯粹教养文化世界里所体验到的是，无论权力和财富的现实本质，或者它们的规定概念善与恶，或者善的意识和恶的意识、高贵意识与卑贱意识，统统没有真理性;毋宁是，所有这些环节都互相颠倒，每一环节都是它自己的对方。同样，属于这些本质的思想，善的思想和恶的思想，都在这个运动中颠倒了。被规定为好的成了坏的，被规定为坏的成了好的。这些环节的意识，即人们称之为高贵和卑贱的意识，真正说来也同样变成它们这些规定的应有含义之反面，高贵的意识变得卑贱和被人鄙弃，反之，被人鄙弃和卑贱的意识变得高贵，成为最有教养、最自由的自我意识。—从形式上看，一切事物，就其外在而言，也都是它们自为内在的反面;而且反过来，它们内在地自以为是某种东西，实际上却并不是那种东西，而是不同于它们所愿望的某种别的东西;自为存在反过来变成自身丧失，而自身异化反过来变成自我保全。—因此在这里出现的情况是这样：所有环节都在针对彼此行使一种普遍的正义，每个环节都一方面对其本身实行自我异化，另一方面又将自身塑造为它的对立面，使对立面也发生同样的倒错。”15
浪漫主义者希望创造一种能够唤起人们利害关系的艺术，在为这个目标斗争的过程中，他们毫不犹豫地利用了上述倒转，通过厌恶和恐怖，为艺术重新夺回那片被好品位永久性排除在审美参与以外的精神领地。
拉摩的侄子已经意识到自身的分裂，在他面前，诚实的意识(在狄德罗的对话中指哲学家)能说的无一不是卑下的意识自身已经意识到并能说出来的东西，因为后者正是一切事物向其对立面的绝对倒错，它所用语言就是一边消解所有同一性，一边与其自身玩自我解体游戏的判断。这种意识重新获取自身的唯一方法就是完全接受其对立面，通过自我否定，在极端的分裂中再度找到自己。然而，正是因为他知道本质只能在双重性和异化的掩盖之下被发现，拉摩的侄子一方面有能力判断本质(他的语言实际上充满智性的光辉)，另一方面却无法把握本质：他的内在意识是彻底的不连贯，他的完整是绝对的匮乏。
在把教养文化描述为倒错的时候，黑格尔很清楚自己写的是一种革命前的状态。实际上，他的目标是旧体制(ancien régime)价值观开始在启蒙的否定冲动下摇摇欲坠的法国社会：在《精神现象学》里，讲绝对自由和恐怖的章节紧跟着讲纯粹教养文化的那一章。诚实意识和卑下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两者就本质而言都是其自身对立面，因此前者永远注定要屈从于后者的率直)从这个角度看，跟主奴辩证法一样重要;但此处我们感兴趣的是，当黑格尔想把倒错具备的这种绝对力量人格化的时候，他选择了拉摩的侄子这一形象。对拉摩的侄子来说，艺术是他自我确信的唯一形式，也是他最痛苦的分裂。黑格尔选了他，就好像在说随着最纯粹的有品味的人出现，社会价值和宗教信仰必然走向瓦解。当这种辩证关系再度在欧洲文学作品里出现的时候—第一次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里的老知识分子斯捷潘·斯捷潘诺维奇(Stepan Stepanovich)和他的儿子彼得(Pyotr)，第二次是托马斯·曼《魔山》里的登布里尼(Settembrini)和纳夫塔(Naphta)—两部作品描绘的都是在欧洲虚无主义这个“最奇特的客人”(尼采语)面前社会微观环境的衰落。而代表这种虚无主义的，正是拉摩的侄子两个平庸但又让人无法抵抗的后代。
因此，对审美趣味的考察使我们忍不住要接着问，在艺术的命运和虚无主义的产生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因为借用海德格尔的话说，虚无主义跟其他历史运动绝不相同，它“从本质上说是⋯⋯整个西方历史最根本的运动。”16
注释：
1.让·德·拉布吕耶尔，《性格论》，翻译：Heri Van Laun(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3年)，p.2。
2.保罗·瓦莱里，《如此》，《瓦莱里全集》第二卷，编辑：Jean Hytier(巴黎：伽里玛出版社，1960年), p.476。
3.埃德加·文德，《艺术与混乱》，p.91，引自布里奇斯男爵1958年在牛津大学的诺曼尼斯演讲。
4.雅各布·布克哈特，《古物指南：意大利绘画艺术导论》，翻译：A.H. Clough(伦敦，1918年;纽约：Garland出版社，1979年再版)，p. 125。
5.古斯塔夫·福楼拜，《布瓦尔和佩库歇》，翻译：A. J. Krailsheimer(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企鹅出版社，1976年)，p.294。
6.有一种开玩笑似的看法是，如果没有“伟大艺术家”这个概念，蹩脚艺术家也会少一些：“‘大诗人’这一概念催生出来的小诗人数量上远远超过了我们对命运的合理期待。”瓦莱里，《如此》，p. 487。
7.伏尔泰, 《 Vie de Molière avec de petits sommaires de ses pièces 》，编辑：Hugues Pradier(巴黎：伽里玛出版社，1992年)，p.65。
8.让·雅克·卢梭，《致达朗贝论剧场的信》，《政治与艺术》，翻译：Allan Bloom(伊利诺斯州，伦科：自由出版社，1960)，p.35 。
9. 塞维涅夫人,《写给格荷嫩夫人的信，1671年7月12日》(译注：Madame de Grignan，格荷嫩夫人是塞维涅夫人的女儿 )，《书信集》第一卷，编辑：GérardGailly(巴黎：伽里玛出版社，1956年)，p. 332。
10. Pierre Moreau, "Les mystères Béranger," Revue d'histoire littéraire de la France 40 ( 1933): 197, quoted in Benedetto Croce, La poesia, 5th edition ( Bari: Laterza, 1953), pp. 3089.
11. 阿尔蒂尔·兰波，《地狱一季》，《兰波全集》，编辑：Suzanne Bernard(巴黎：Garnier出版社，1964年)，p.228。
12. 费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吕桑德》，《Kritische FriedrichSchlegelAusgabe》第五卷，编辑：Hans Eichner(慕尼黑：Schöning出版社，1962年)，p.28。
13. 德尼·狄德罗，《拉摩的侄子》，《拉摩的侄子和达郎贝尔之梦》(Rameau's Nephew and D'Alembert's Dream)，翻译：Leonard Tancock(纽约：企鹅出版社，1966年)，pp. 107-8。
14. 同上，pp. 11617。
15. 译文参照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翻译：贺麟 / 王玖兴(商务印书馆，1979年)。
16.马丁·海德格尔，《尼采的话：上帝已死》，《有关技术的问题及其他文章》(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翻译：William Lovitt(纽约：Harper and Row出版社，1977年)，p.62。
【编辑：李洪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