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妮弗·罗施(Jennifer Roche)：独立撰稿人，Community Arts Network撰稿人

克莱尔·毕晓普(Claire Bishop)：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部艺术史系副教授，Artforum、October、Tate Etc、IDEA和其他国际艺术杂志固定撰稿人。著有《装置艺术：批判的历史》(Installation Art: A Critical History，2005)，《人造地狱：参与性艺术和观看的政治》(Artificial Hells: Participatory Art and the Politics of Spectatorship，2012)。编有《参与》(Participation，2006)一书，是当代艺术的重要文献。

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标准来评判社会参与性艺术?

伦敦批评家卡莱尔·毕晓普最近提出的问题引人深思。就围绕着她所称的“关联性”实践(“relational” practices)所展开的批评话语呈现的现状，她也进行了抨击。这些实践包括社会参与性艺术、社区艺术、实现性群体对话式艺术、域外艺术(littoral art，指艺术机制外的艺术)，参与性、干扰性、研究性、合作性艺术。

克莱尔·毕晓普认为当前的社会参与性艺术为了社会变革牺牲了其审美的维度。

在她2006年2月为Artforum撰写的名为《社会转向：参与及其不足》(The Social Turn: Collabor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一文中，毕晓普认为：社会参与性艺术的创造力被赋予了改造“麻木、碎片化”社会的能力。然而她同时还强调，社会参与性艺术深受有局限的批评之害。她指出，有关社会参与性艺术的批评话语主要集中讨论艺术家的创作过程和创作意图，或是艺术项目对社会的改善作用，但是却忽视了作品的审美效果。

TEMPORARY SERVICES，TEMPORARY CONVERSATIONS，2010

毕晓普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人们越来越多地通过创作过程来评价艺术家，评价他们作品所提供参与方式的好坏程度”;“那些让观众参与到一个艺术创作当中，只是为了实现这个艺术项目，而非让艺术在双方的互动合作中萌生出来的艺术家，总是被冠以爱掌控和自我主义的罪名。”

她在文中继续论述到：“参与性艺术中不能有任何失败的、不成功的、悬而未决的或是无聊的作品。因为，从要达到增强社会纽带这一目的的角度来讲，所有的作品都同等重要。”“尽管我对这一目标内含的雄心壮志深表赞成，但是，我仍然认为以艺术的方式来讨论、分析以及比照这些作品是十分重要的。”

毕晓普所说的审美是哲学家雅克·朗西埃意义上的。朗西埃认为审美就是“思考矛盾的能力”。毕晓普在文中谈到：“对于朗西埃来说，无须为了社会变革而牺牲美学的维度。因为，美学本身就内在着变革的进程。”换句话来说，艺术本身有治愈的作用。我们无须刻意地加速这一进程。

杰里米·戴勒 《瓦莱丽的小餐厅》 2009年

毕晓普认为有关土耳其艺术组合Oda Projesi(伊斯坦布尔艺术组合，由三名女性艺术家Özge Acıkkol，Günes Savas和Secil Yersel发起的伊斯坦布尔艺术组合。组合名为“房屋计划”，试图通过反思房屋的不同用途来找寻将日常生活同艺术实践结合起来的方法，从而沟通艺术家、非艺术家、机构、社区等等之间的关联)的文章就标识出“美学判断已被道德标准所取代”。在毕晓普早些时候给Oda Projesi作的一篇访谈中，这个组合—其作品包括在伊斯坦布尔一个三居室的外面和街坊邻居一起完成一个社区作品—说她们感兴趣的不是美学，而是“动态的和持续的关系”。她们说实际上，在她们看来，“美学”这个词很危险。毕晓普说：“我觉得这个回答有些奇怪。如果美学是危险的，这难道不恰好构成了要对其进行思考的更为正当的理由吗?”

毕晓普在文中还援引了英国艺术家杰里米·戴勒(Jeremy Deller，1966年生，观念、影像、装置艺术家)、菲尔·柯林斯(Phil Collins，1970年生，以影像艺术著名)，以及波兰艺术家阿图尔·祖米卓斯基(Artur Zmijewski，1966年生，视觉艺术家、电影制作人、摄影师)和布鲁塞尔艺术家卡斯滕·胡勒(Carsten Höller，1961年生，装置艺术家)的作品。毕晓普认为他们的作品存在大量的美学可能性。举个例子来说，她提到了戴勒的《欧格里夫抗争事件》(The Battle of Orgreave)。这部作品重现了1984年英国矿工与警察对峙的局面，通过重现历史社会语境得以完成。毕晓普在文中提到了这部作品模棱两可的意旨和效果，其多层面且相互矛盾的意义与阐释，以及由此诞生的一件更为深刻、更为多面的作品。毕晓普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部分要归因于艺术家是在跟随自己的欲望创作，而非依据某个特定的道德标准。

杰里米·戴勒 《欧格里夫抗争事件》 剧照

毕晓普这样评价戴勒及其他那几位艺术家：“他们的作品隶属于这样一个传统：社会现实同精心策划的融合被赋予了极高的地位。”如同先于他们的达达主义者，他们创造了“一种主体间关系。这种关系不会在自身中完结，而是会向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敞开。这个问题和快感、可见性、参与性以及社会间相互作用的程式相关。”

毫无疑问，毕晓普希望能够摆脱始终萦绕在批评话语中的道德主题。她将道德主题看作是基督教理念中的自我牺牲和“虔诚灵魂”，认为这种主题会掩盖艺术家自我意图中本身就内含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