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博伊斯把消费资本主义视为当代的奥斯威辛一样，他自己所构筑的艺术乌托邦又成了另一个奥斯威辛。他困在自己编织的奥斯威辛，始终未能走出这一囚徒困境。
在博伊斯的艺术实践中，浸透着尼采的强力意志。博伊斯通过自己的“社会雕塑”对抗冷冰的资本主义，试图恢复埋藏在冰层下的温暖的人性。就其动机而言，博伊斯堪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孤胆英雄，但他苍白的艺术却无法融化时代的坚冰。
也许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对应于博伊斯是恰当的。在黑格尔看来，当启蒙理性达到其顶峰之际，艺术在现代社会已经无法延续古典时代的浪漫;艺术虽仍可生存，却无法媲美宗教和哲学的光芒。艺术已经不再感性和令人激动。虽然博伊斯力求使自己的作品具备感性的力量，但仍然难掩其坚石般的生硬和冷酷。
事实上博伊斯所竭力追求的，正是宗教般的庄严和强力。无奈在“上帝之死”这样的大背景下，艺术与真正的宗教(信仰)是背道而驰的。博伊斯作品中强大的个人意志，使艺术成了另一种宗教。在博伊斯的作品中，似乎可以看到黑格尔式的盲目乐观。不过，在黑格尔的心目中，只有哲学而非宗教和艺术才能使人类抵达绝对精神的殿堂。
博伊斯的可贵在于，他在基督教普遍式微的世界上追求基督精神;但博伊斯的困境在于，他所追求的基督精神已经彻底脱离了圣经所启示的神圣真理。与其说这是基督精神，不如说是人类的自我完善精神，是对自我强力意志的高扬。因此，正如博伊斯把消费资本主义视为当代的奥斯威辛一样，他自己所构筑的艺术乌托邦又成了另一个奥斯威辛。
博伊斯的艺术图腾
从高更的追问，梵高的迷失，毕加索的沉沦，到杜尚的解构，再到博伊斯的实验，西方艺术完成了从现代到后现代的回归之旅。不过，遗憾的是，由于沉沦的太久，后现代艺术尚未找到正确的回家之路。这导致了后现代艺术本身的迷茫和众多伪后现代艺术的泛滥，以致后现代艺术蒙受了许多不白之冤。
迄今为止，博伊斯仍然是后现代艺术无法超越的开创性人物，他影响了西方后现代艺术的方向和进程。然而，就其作品的实质而论，博伊斯仍未触及后现代艺术的本质—即由祛魅向返魅的回归。返魅的后现代艺术，其本质是向神性或灵性的回归，而博伊斯的作品无非是神秘主义和古老图腾崇拜的搀杂。一切神秘主义和图腾崇拜，都是纯正的基督信仰所弃绝的。
博伊斯的名作《油脂椅子》，试图通过一块放在椅子上的巨大脂油，来唤起人们对温暖的渴望。在刚刚经历血腥冷酷的二战和德国战败的历史背景下，这或许能够使人们回想丢失的人性。但是，以油脂这种形式来代表人的灵魂，来唤醒沉睡的人性，还不如直接向人陈明圣经，让神的话直接温暖人类，让神的救赎来直接挽回人类的灵魂。一块令人并不舒服的脂油，放在一张并不美观的椅子上，成为博伊斯精心设计的人类灵魂的大餐。这种形式是多余的，表达方式是晦涩的，令人费解和浪费精神的。事实上，这种艺术乌托邦并不能帮助人类直接认识真理，反而容易成为真理的替代品。因此，博伊斯的实验不是证明了艺术取代信仰的伟大价值，而是暴露了艺术在信仰面前的苍白和多余。
在《给死兔子讲解艺术》中，博伊斯坐在一间空屋子里，周围是熟悉的感觉介质：脂肪、铁丝和木料，他的头上涂满了蜂蜜，脸上覆盖着金箔，怀抱一只死野兔，并对这只死兔子喃喃自语达数小时。在这件作品中，博伊斯把自己当成了救世主，暗示自己向上和神，向下和动物和大地已连结为一体。而蜜蜂则是勤劳、和平的象征。他之所以选择兔子，除了早年以及在战争中培养出的对动物的感情外，也与他的观念有关。他始终认为人类和动物之间具有某种割舍不断的纽带，认为动物是人类进化中的催化剂。博伊斯甚至说：“动物，牺牲了自己，使人成为人”。通过《给死兔子讲解艺术》这件作品，我们只能说，博伊斯的心理是变态的，他缺乏正常的理性，缺少对基督信仰的真正认同。在圣经的启示中，只有道成肉身的基督有资格替人类流血，为人类赎罪。而在博伊斯癫狂的大脑中，作为受造之物的动物成了他的偶像，甚至是救赎主。这种观念极度癫狂、令人匪夷所思。
1974年，博伊斯在纽约完成了他影响最大的作品--《荒原狼：美国爱我，我爱美国》。在这件作品中，他用毛毯裹着自己，与一只狼在笼子里一起不吃不喝相处了5天。这件作品再一次将博伊斯的动物崇拜情结展现到极致。他试图证明的是，人与动物的相通点和交融的可能。这样的作品，传达的绝不是神圣的信仰，而充其量只是某种图腾精神。
博伊斯通过重复古老的图腾崇拜，来寻找人类存在的意义。他的动机虽然美好，但路径却是错误的。博伊斯的作品表明，人类无法在一个没有信仰的世界上延续。人类要想生存，就必须恢复正常的信仰，但博伊斯对信仰的理解却存在极大的偏差。尼采的癫狂证明人类以自我为神的结果是可悲的，而这反过来又印证了人类需要上帝的事实。既然上帝之死意味着世界的虚空，那么只有上帝才能恢复世界的意义。博伊斯与尼采有着类似的认识。博伊斯延续了尼采的狄俄尼索斯梦想，把艺术当做新的图腾，并走进了一条充满神秘和萨满精神的黑暗迷途。这有力地表明，除了耶稣基督，神并没有赐下别的拯救之道。
博伊斯的伪基督精神
尼采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曾经幻想自己是耶稣基督，这是尼采转向强力意志的悲剧性后果。博伊斯同样呼唤基督精神，但他心目中的基督精神本质上只是某种人类精神。这与尼采几乎如出一辙。从十九世纪末到20世纪的西方，基督信仰的衰微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很多人虽然将基督挂在嘴边，但基督已经成为一个空洞的符号。与其说他们高举了基督，不如说严重地亵渎了基督。
在《奥斯威辛圣骨箱》中，博伊斯展示了一个离奇古怪的场景：破电热盘中的几块脂肪、腐朽的腊肠、一只死老鼠以及一幅有密集的碉堡的集中营雕刻和一个小孩的素描。在这件作品中，博伊斯以一种渎神的方式表达着自己混乱的宗教观念。那只干瘪的死老鼠居然是模仿基督，象征着灵魂的化身!
博伊斯这些被高度推崇的作品，实际上暴露了晚期现代艺术的囚徒困境。启蒙理性的破产，20世纪的灾难和艺术的堕落，使人类开始重新认识圣经，认识神和基督。博伊斯早年也创作过一些直接描绘基督的作品，但他感觉到基督的本质无法通过描绘基督来达到。博伊斯的感觉本来是对的，可惜，他在寻找达到基督本质的路上，走入了偶像崇拜的极大误区。这根本上是因为他缺乏对圣经真理完整和正确的认识。
最终，博伊斯在自己的艺术实验之路上越走越远，越来越偏离基督的本质。这使他成为一个类似巫师的角色，而不是一个有着清晰纯正信仰的艺术家。在博伊斯充满萨满色彩的艺术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残存的纳粹精神或尼采“超人”的影子，而与基督毫无关联。博伊斯的作品无法与“基督精神”相提并论，更无法达到基督的本质。基督不是一种精神，而是实际的生命;精神是虚幻的，基督却是实际的。
博伊斯真正崇拜的是艺术，而不是基督。他试图以艺术来取代宗教，仍然是“美育代宗教”的实践者。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博伊斯的艺术实践相当不彻底，虽然他对抗现代艺术，却无法挣脱现代艺术的枷锁。博伊斯曾说过：艺术要生存下去，也只有向上和神和天使，向下和动物和土地连结为一体时，才可能有出路。但是，神、天使、动物和土地，这一切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天使、动物和土地，都是受造之物，而神是独一的造物主。
可见博伊斯对神的认识还相当模糊。因此，他才会把艺术作为崇拜的对象。
在他对神的认识中搀杂了许多不正确的观念，比如他把天使与神相提并论。他对动物的崇拜，则带有原始图腾的色彩。因此，尽管不能说博伊斯是一个纯粹的萨满，却无疑是一个带有浓厚萨满情结的类萨满。博伊斯搀杂了偶像崇拜色彩的准宗教与纯正的信仰有着天壤之别。
波伊斯的精神迷障
博伊斯曾经说：“解放人类是艺术的目标，对我而言，艺术是关于自由的科学”。这就是博伊斯的“超人”梦想。可惜的是，博伊斯的超人不过是《奥斯威辛圣骨箱》中的死老鼠。那是一具丑陋的对人类毫无意义的尸体。
博伊斯的艺术实验，如同一个盲人在黑暗的房间里捉乌鸦的行为。他困在自己编织的奥斯威辛，始终未能走出这一囚徒困境。在博伊斯身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尼采的影子。尼采深知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是虚空和无意义的世界，因此，他竭力构筑超人的梦想。但尼采最终梦断了。因为人类以自己为神的结果就是不可理喻的癫狂。尼采在梦断之际幻想自己是耶稣基督，这是人类走到尽头之后最大的讽刺。
尼采是启蒙破产之后非理性哲学的缔造者。但事实证明，在人类自我的地基上，非理性同样是绝对的奴役。哲学和艺术、理性与非理性，都不能替代真实信仰的价值。除了真正的信仰，艺术和哲学都不能解放人类。信仰是在约束中实现人类的自由，哲学和艺术则是在解放中成为人类的奴役。以奴役为自由，这正是博伊斯无法逾越的精神迷障，也是现代艺术和现代文化到今天为止都未能摆脱的思想陷阱。
黑格尔以哲学为人类精神的最高阶段，这是启蒙理性最后的幼稚梦想。尼采在强力意志和酒神精神中寻找生命的价值，结局是梦碎和癫狂。在博伊斯的艺术实践中，试图融合宗教与哲学，表明他是以尼采式的偏执超越黑格尔的幼稚。但无论如何，只要人类离弃了上帝，就无法找到真理与生命的源头，因此所有的努力都将沦为虚妄。
【编辑：赵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