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君：我想把谈话的焦点集中在当代艺术院成立之后当代艺术院所做的工作，而不是评价当代艺术院成立本身这件事情。对当代艺术院的成立，我的立场一定是反对的，当然可能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所以需要更加仔细地来分析。

当代艺术院当时定的是作为一个学术机构，而且明确规定了三个任务：研究、教育、创作。我们可以看看当代艺术院成立之后究竟做了哪些工作？好像是没有。前一段鲍栋让我注意到，当代艺术院作为主办单位在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做了一个展览叫《出云南记》，叶永青策划，其中参展的艺术家几乎没有当代艺术院里面所谓的院士。我倒是觉得这批特聘艺术家参加当代艺术院并不是太突然的一件事情。

我看了一下批评界，内部可能已经分成两种不同的、看似对立的立场，实际上在我看来基本的立场还是一致的。比如当时刘骁纯老师发了一篇讨论当代艺术院的文章，刘老师基本的意思，到最后实际上还是在说：批评家不应该去关注已经进入主流的艺术，而是应该去关注边缘的艺术。刘老师对当代艺术院的态度，在我理解就是有点嗤之以鼻的感觉。吕澎老师的观点，我则注意到他说要让国家形象和当代艺术的形象混为一体，逐渐地把过去腐朽的意识形态逐出我们的时代。这还是一个前卫的立场，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吕澎老师当时引用了一个朋友，西班牙的藏家约瑟夫，写给吕澎的一封信，信里边问到这样几句话，我觉得非常适合咱们今天讨论的话题。他说：当代艺术院成立之后是不是提供了一些非常强有力的意见去敦促或者是导致政府做一些有利于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事情？当代艺术院是不是有权力决定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约瑟夫的追问是直接跟咱们今天的话题相关的，而且他里面还提到的一点很有意思，他说：过去当代艺术跟体制已经打得头破血流了，政府现在开了一扇小小的门之后，如果你们还继续反抗，会流更多的血。我的立场是反对约瑟夫的这种说法，我一直还是坚持齐泽克的理念，我觉得我们不要害怕得出极端的结论，或者说事情的变化一定需要一种非常强有力的爆炸。

后来朱其谈到的一点也挺重要，他认为在20世纪在70年代、80年代还是有一些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政治体制改革者，包括最近温家宝公开纪念胡耀邦，而到了90年代，真正理想的政治体制改革者已经非常少了，或者说在改革者心目中居首要位置的，一定是个人利益，而不是整个民族、国家的利益。

我一直反对叶永青用当代艺术院的名义去做一些这样的事情，当代艺术院这套组织上的东西有缺陷。所以，关于体制的问题，就像朱其所说的那样，不是说挂了一个招牌就可以做一些事情，还是要有一贯的立场。比如作为前卫立场，如果换一下招牌之后，是不是有一些妥协？而且体制内的利益保障，对艺术家或者说批评家确实是有很强的腐蚀性的。艺术家和批评家还是要抵制这种腐蚀性，尽力超越利益的诱惑，或者是个人物质上的局限。

我还注意到在伦敦也有一个英国当代艺术研究院，它的机构性质跟中国当代艺术院不太一样，它成立很早，1947年就成立了，而且后来确实有比较大的影响，它作为一个组织的实体，有展示的场馆，还有书店等等。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人，跟英国当代艺术研究院有关系的这些人，他们所做的一些工作，比如跟研究院有联系的包括画家弗朗西斯·培根，还有达明·赫斯特，都跟研究院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而且它跟学术界的关系也很密切，包括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克里斯蒂娃，她们经常有联系，在一起做活动。

段君：我有完全不同的意见，稍微说一下，活跃一下气氛。我个人还是侧重于分析当代艺术院成立之后的影响。从大的历史上看，艺术是不是成为主流，这个并不是特别重要，重要的是它会为整个艺术史留下什么样的财富。回想一下，在历史上有很多艺术一旦成为主流，似乎就丧失了活力，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段君：我觉得现在不是一个贫苦就能出好作品的时代，特别是新媒体肯定是需要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但是我觉得现在有一种思维很虚伪，就是反对主流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自己成为主流，反皇帝是为了自己当皇帝，这是特别可怕的。我们看批评界的王林老师一直在反对北京中心主义，但是他肯定没有要让重庆成为中心，他反对的是北京中心主义会带来什么后果。

段君：我觉得这里面还是价值认同的问题，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年轻的从事批评的人来讲，我认同的价值是什么？我希望得到的是批评共同体或者说是批评界的认同，而不是说美协或者是官方认可我。我觉得如果官方认可我，我反而要思考自己，是不是哪些东西出了问题？或者哪些思想需要校正？对当代艺术院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当代艺术被国家认可之后，当代艺术家就应该思考这个问题，思考自己创作的方向是不是出现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会被国家认可？哪怕这种认可是表面的。所谓的院士里面为自己辩护得最厉害的，大家都知道是邱志杰，邱志杰一直为自己辩护，因为我在福建呆过，所以我知道他对身份、对地位、对衣锦还乡的感觉是特别看重的，回家好有一个交待，我特别理解。

　　2010年4月24日

【编辑：李洪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