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震的艺术为我们提供了两条走进它的通道:一条是通过他所创造的生命意象去了解他的精神诉求,另一条是通过他所创造的图式结构去了解他的艺术承传和文化血脉。
在第一条通道上,我们反复看到的一些意象是特别具有意义的:那些被折断的、失去丰满羽翼的、甚至残缺不全的翅膀;那些长在人身上的、希望借助它飞翔的但却是根本不可能的徒有虚名的翅膀,以及人身与鸟身重叠的意象;还有就是那些象征死亡的意象,也可视为生命的涅磐状态。这些意象在总体上于人的印象是充满悲情的,甚至是悲观主义的,其明确指向是在人的精神领域。
这些非现实的生命意象所具有的虚拟性和隐喻性是显而易见的。它所指代的是生命无法展开的悲情,是人生中一种难以言说的幻灭感,是来自心灵深处的一种悲剧意识,也是对人的多舛命途几近绝望的思考。现实总是毫不留情地摧毁人的一个又一个美丽幻想,让他们挣扎、绝望或不屈不挠、不肯放弃哪怕是一线的希望,然而最终还是不得不归于无望。生命就是这样一次次让理想展开翅膀,又一次次在理想与现实的不对等的对抗中遭遇疾风暴雨。或许,这种被压抑本身就是生命注定要承受的一种方式吧,正如弗洛伊德所说:“那种表现为……趋向更完美境界的永不疲倦的冲动,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为一种本能压抑的结果。这种本能压抑构成了人类文明中所有最宝贵的财富的基础。被压抑的本能从未停止过为求得完全的满足而进行的斗争……任何替代机制……都将不足以消除这种受压抑的本能的持久不衰的紧张状态。”用画家自己的话说就是:“要在世间坚守一种自由和谐完美的理想精神其结局多是苦涩而痛楚的,他是追求者不可回避的悲情。” 因此他喜欢“理想悲剧中的凄美歌声和那伤及内心时眼眶里闪烁的泪光。它是悲鸣的快意,心灵的火花”。
葛震抓住了“现代人”灵魂中最普遍也最深刻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在精神分析学家的著作中得到有力的说明:“人是一种压抑自己的动物,是一种创造出文化或社会来压抑自己的动物——而压抑又引起了普遍的人类神经症——像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人优越于其他动物之处就在于他能够患神经症,而他这种能够患神经症的能力,只不过是他能够创造和发展文化的另一种说法而已”。(诺尔曼·布朗《生与死的对抗》)
在强大的现实面前,被压抑的生命为了获得生存的权利,还是要寻找一种退守或逃逸的方法,而宗教信仰和艺术创造正是可以游离现实的精神栖息之地。对于芸芸众生,教堂是他们最好的去处,而对于有创造精神的人,他们在现实中所受到的压抑和挫折则会通过艺术得以升华。弗洛伊德有关“压抑与升华”的学说有助于理解葛震的艺术,虽然弗洛伊德所说的压抑仅只本能的性压抑,而非寻求自由精神过程中所受的压抑。在弗洛伊德来看,人性中受压抑的力量同时也是创造人类文化的力量,“升华是一种出路,经由这一出路自我能实现它的要求而不遭到压抑”。他甚至说升华并不是由敌对的现实强迫人付出的对快乐的牺牲,而是人从敌对的现实中赢得的胜利,“它的任务就在于将本能的目标转向这样一些不再能够被外部世界挫败的方向。”因此,美国当代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诺尔曼·布朗说:“升华这一概念是连接精神分析学与人类文化学的链环。如果精神分析学是正确的,那么,人类学家称之为文化的那些东西的总和,便几乎全都是由升华作用形成的。”
从这个意义上看,葛震的艺术就成为一种自我救赎的方式,当他在现实中为追求自由理想遭到挫折时,他的悲情便升华为一种艺术创造的能量。也即,当他把他的现实目标转向“不再能够被外部世界挫败的方向”时,他便“从敌对的现实”中赢得了胜利。
在第二条通道上,我们通过他所创造的图式结构可以了解到他的艺术承传和文化血脉,以及由这样的承传和文脉所建构的个人化的艺术殿堂。很久以来,葛震一直在这块从西方舶来的“领地”上,沿着传统文脉实现着他的东方式的艺术建构。
葛震的艺术图式是独特的。这种独特性不仅与他那些非现实的意象有关,也与他的表达方式有关。他为了寻找他所心仪的境界,他放弃了许多这一媒介本有的东西,以一种更接近传统气息的笔意表达着他起伏跌宕的思绪。我从他的作品中看到他的一个强烈的意念:他在尝试将他的作品和传统文脉形成一种上下文关系。我也确实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一种空寂、孤远的气息,这气息和倪瓒和徐渭和八大直至潘天寿都息息相通。它就出生在传统文化气息浓厚的江南,这是他想躲也躲不掉的文化血脉。因此,对他而言这种艺术上的血脉关系又是自然而然的。他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在艺术图式和艺术语言上的自我建构并没有游离他的精神诉求之外。他对自己现实心境的表达与他寻求的“画境”是相统一的,和谐一致的。他以简练的“笔墨”(这个用于水墨的术语既然跳将出来,也就没有必要强行把它换掉)所表达的那些凄美伤感的生命意象是无法忘怀的和触动心灵的。面对他的作品,我们只能分别在形式与内涵两个不同层面上进行分析,却不能将它们剥离开来,因为它们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而不是纯粹观念的意义上),我们认定葛震的探索是成功的,是理应得到首肯的。
【编辑:赵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