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我最大的影响，是告诉我：艺术家应该怎么去生存?应该以什么态度去生活?

记者：怎么生存?

林天苗：就是以一个严肃的态度。做好一个失败的准备，做好一生都不会怎么样的思想准备去生存下去。然后，不停顿去去批评自己，不断地往前走。

作为一个艺术家生存是很难的。这个行业，没有中间过渡面。要么成功，要么失败，没有中间地带，没有回旋的，可以妥协的这么一个空间。因此，只有坚持，那么你的坚持，就意味着你这一辈子很可能不成功，或者说，不能以艺术的名义生存下去。

记者：所以你当年扎进艺术里的时候，就设想过生活的底线和代价的?

林天苗：其实，我们在美国生存的时候，就已经很清楚这点和这种状态了。其实当时我要是坚持做设计的话，我能拿到7000、8000美金的工资，已经非常高了。但我还是觉得设计这个东西，不能完全地满足我。我还是喜欢做艺术家。这对我真正有挑战性。

记者：对你们来说，那时候的纽约什么样?

林天苗：那个时候的美国比现在更有力量。纽约更有它的特点。现在你看到的纽约更柔和，它的特点消失了很多。这是解释不清楚的，我跟你解释半天，也许都说不清楚。它特有的一种能量。这种能量现在完全看不到了，现在比较安全，比较中产阶级的感觉。当时包括我们生存在这儿的很多人都认为，纽约并不是一个安全的城市。但它特别有能量，特别有创造性。

记者：这和我的经验不大一样。19世纪40年代开始美国的现代消费主义价值观开始生成，80年代是它向外输出的时候，并且开始进入了消费主义的高潮期。

林天苗：那个时代、冷战刚结束，美国文化那么强势，它是唯一的，最有力量的，不可取代的。现在不是了，全球化是各地开花，美国文化的象征性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所以我们在80年代感受到的美国确实在我们内心留下了更深的印记。我认为，美国好的艺术品都是在那个时候，无论是从画面的，从版画，从装置，到电影、音乐，到所有的类别。后来，新的东西，不那么纽约化了，它有全球化那种状态。

设计是艺术的概念到了终结点的时候出现的，是在大众都理解了，都接受了，可以承受的情况下出现的。设计是未梢。所以从95年开始，我差不多就一半工作一半做作品，再到最后就完全转过来了。

我现在看我那个时期的作品，觉得很有力量。它积攒的力量很强大。

记者：从我的角度看，当时同一批艺术家，他们被作为中国叙事的代表，尽管未必是一种刻意地投靠，但从男性的视角来说，我们的确对选择，被选择更敏感，对标准的要求、主流的要求，更敏感。尽管你从不强调你作为女性艺术家的这一身份，但我一直认为，女性的这一面，保护了你更自我的表达和创作。

林天苗：我从来没有觉得主流是什么?也没分过什么是强势或不强势的。我没有觉得我非要强调什么，或不强调什么。我从来没这么想过。所以，后来看当时的情况，对我来说，是满自然的。

美国学校的教育中强调看到的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的，不管你淘气，顽皮，还是你有多优秀，你身上都有你特殊的一面，这一面被挖掘出来，这就是对的。比如说写书法，也许你写得不好的地方，就是你的特点。

记者：对一个社会化的成长过程来说，这真的需要内心很强大。

林天苗：是，真的要内心强大。

记者：现在看，那一批一起到纽约的，还都是男性艺术家。在那种包围中间，一个女性艺术家的成长，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林天苗：我觉得，有时候男性艺术家，做作品的时候，他更看见美术史，更了解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然后他知道，OK，我要填哪个空?我要做什么?他很理性。女性艺术家做东西，往往比较生，比较猛，比较靠直觉。当然这个直觉，又有共性。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人，我们都经历过岁数，婚姻，家庭，工作，这些所有的应该经历的东西。

所以男性艺术家和评论家，更愿意把你放在一个格子里面，放在一个盒子里，你归属于哪些?我也被这个妥协过，不是没有。这个妥协最后是死路一条。比如说，我故意把自己放在一个框架，肯定是失败的，肯定是拧两天，很痛苦，很反自然的，最后是做不出来的。

艺术家有很多类型。有一类艺术家，就是跟着潮流走。跟着树，该怎么长怎么长，该放在哪个盒子里面然后从哪个盒子里面再蹦出来，我觉得有这种很理性的，很观念的艺术家。我不是这种。我是很直觉的，稍为有些观念，但是是直觉为先。

像男性艺术家，那么痛苦，那么挣扎的情况，我好像比较好一些，没那么犹豫。

【编辑：赵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