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珩伯倾向于将绘画/视觉作为思考的载体，在对视觉的关注中，进行一种类似“发现症状、探求内情”般的由表及里的追究和推想。这个过程中，他怀着质疑意识在视觉世界里观察、发现，然后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知识储备进行选择和主观处理，呈现他所认为的实况、本质。

虽然比文字更加直观，但视觉作为表达方式之一，也从来都不是客观的，总是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个人的身份、地位、生存处境、思维模式等，都影响着视觉的生产和接受。数字技术的高度发达，让视觉信息的生产和传播变的越来越容易。互联网的普及，更让这些被生产出来的视觉信息包围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但它们的基本属性是：综合了媒介的各种局限以及人的各种主观因素，不是客观真实本身。这些视觉信息越是逼真，人们就越容易信以为真;但越是相信这类视觉信息，就越可能被欺骗而远离真相。

石珩伯在这些视觉信息中穿行，试图发现视觉中所携带的意识形态，然后用自己的手法把这些意识形态更加清晰的揭示出来。他的发现、揭示，当然也是主观的、个体化的，与他自己的身份、生存处境、体验范围、知识构成等息息相关。在所谓的发现、揭示中，他自己的立场、诉求等也显露出来。

从石珩伯目前的作品来看，虽然他所关注的图像是驳杂的，既有中国古代帝王、官僚文化的视觉产物，也有当下与日常生活有关的图像。但他之所以选择这些图像，却是与自己更加实在的生存经验紧密联系的。宋代皇家粉饰太平的《瑞鹤图》、中国古代官僚雕像、带有祈福字样的水果、凶兽和人骨、铁钉和捆缚的飞禽、捕兽器和中国当代贫民惯用的廉价包装材料……选择这些图像来并置或组合，凸显出了权力、控制等意味。当他让这些图像残破或异化时(比如无头的禽鸟、残缺的画面)，对权力结构的潜在不认同和批判、反抗意味就更明显了。

虽然石珩伯的这些作品有较强的思辨成分，但同时也夹杂着心理暗示的气息，后者既通过图像的选择和组合来产生(比如蚂蚁爬过彩条、无头双鹤脖颈相连……)，也通过手工涂绘的笔触来营造。他以平面绘画作为起点，扩展到在现成物上的涂绘，以及摄影、视频的制作。

石珩伯生活于历史悠久的中国西北部古城西安，秦始皇正是在这块土地上创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这一体制和儒、释、道文化相结合，在地理封闭的中国形成一个超稳定的权力体系，成功的延续了2000多年。即使北方少数民族通过武力侵占和统治，但文化上却被同化，继续延续这一权利体系。直到“存天理、灭人欲”为中心的权力话语遭遇到了原发于西方的“天赋人权、人人平等”价值观的强力冲击后，这一权力体系才被瓦解。但文化土壤的改变是非常缓慢的，特定的文化总是选择特定的制度。所以，在经历百年的剧烈冲突后，同样来自于西方的暴力革命、一党专政在中国成型，也就是所谓的“秦始皇加马克思”模式。在逐步融入当代全球化格局的过程中，原有的权力话语和制度在发生缓慢变化，但对处于权力系统不同位置的人而言，对变化的看法和对未来的期待也很不同。对希望继续变化者而言，阻碍这种变化的文化话语依然具有很强的效力，作为惯性意识形态盘踞在大多数人心中。

从石珩伯的作品来看，他选择了批判的立场。在他的视觉表达中，当下和过去没有截然不同的绝对差异，古代的权力体系一直延续至今，对权力操控的掩饰和歪曲也继续进行。瑞福、吉祥、安乐等只是幻象，轻盈明快的表象却散发着隐约的冷酷悲凉。当然，这也只是石珩伯的个人表达，不是真实状况本身，甚至也不是他原初的真切体会。因为，从他的切身体会到用特定媒材进行视觉表达，再加上每个观者因人而异的感受，以及每个“此时此地”的具体语境差异，已然经历了很多层次的转化和替代，早已面目全非。真实状况到底如何，需要每个人独自体会：作为个体，在当下的真实生存状况如何?在当下所遭遇的真切问题是什么?而答案也是因人而异的，因为它涉及每个人的处境、体验、认知。

【编辑：赵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