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伟 作品

当代中国艺术引起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经过将近三十年的发展演变和积累，中国艺术的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部分艺术家意识到或迟或早地意识到中国艺术传统的重要性，试图创造出融合传统艺术的因素，并浓缩当代中国社会心理状况的当代艺术品。这涉及到国际论坛上经常提到的文化认同的问题，通俗地说，就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与前人有什么不同，我同其他的文化有什么不同？人们不断用思考和实践来追问下去，便呈现出不断创新的艺术。 

朱伟是一位对这个问题进行不断探索的艺术家，他是一位严肃但充满睿智与幽默的思考者和勤奋的实践者。乐观的他对自己的艺术保持着开放的态度，但有两点一直让朱伟耿耿于怀。一个是来自海外的评论家们对他的作品的过于政治化的解释，另一个是国内观众和批评家对于他的作品是国画还是什么其他的别的什么画种的疑问与归类。我个人觉得，在越来越国际化的中国当代艺术领域，这两个问题有很大程度上的普遍性意义，许多艺术家也觉得被这个问题所困扰。对于这两个问题的清晰而准确并让人满意的回答也不会太容易的。但对具体的艺术家和作品而言，自己或者别人有问题，有追问是件好事，正因为如此，艺术家的思考与实践才最大程度上集中体现了社会与艺术发展中所出现的新问题。 

先来谈朱伟的第一个困惑，即关于作品内容和主题的多余的政治化猜测。平心而论，中国当代艺术的兴起是在西方先进文化的激励下而发展起来，它在中国大陆曾经被作为异端而长期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排挤和压抑，但在西方文明世界却受到了追捧。因为中国当代艺术的被接受与欣赏首先是从西方民主国家开始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受到主流排斥的大陆非官方艺术得到了西方民主世界的同情与扶植而逐步发展起来。因此西方的艺术专家对中国社会生活情境没有亲历的感性认识，而是对中国共产运动与文革的集体性猜测。所以在评论中国艺术家的作品的时候，那些有中国政治与革命符号的作品往往容易得到西方评论者的阐释并得到观众的理解。 应该承认，从最早的那些讽刺和批判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波谱形象，到90年代初期的犬儒主义式的符号与形象，以及商业化的媚俗图象，在中国都有着深厚的社会政治背景和心理学根基，这些作品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主义中国最近二十年的社会现实。因此，在90年代中期出现了两个受到西方接受的中国当代潮流-政治波谱和讽刺现实主义-是可以理解的，同时，和政治波谱同时出现的年轻的学院艺术家的“新生代”艺术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西方艺术主流的忽略也就不觉得奇怪了。  

但有两个层面的意义则需要对非中国的艺术观众进行澄清。首先是并非所有关于社会主义时代的当代视觉叙事都是仅仅关于政治的；其次，即使是关于文革时期的政治内容，不同的艺术家有不同的政治态度。以朱伟的作品为例，我们进一步澄清这两个问题。 

的确，作为六十年代出生在北京军人家庭的朱伟，在他孩童时代的记忆中，充满了关于革命与社会主义狂热的内容，那个时候的启蒙教育也充斥着“实现共产主义”和“解放全人类”的乌托邦理想。红领巾，红旗，红五角星，红旗，红宝书（毛泽东语录），镰刀和斧头，天安门城楼等，如同今日无处不在的商业广告，充满了那个年代。尽管今天人们站在今天的理性角度对那个荒唐的时代进行着批判与检讨，但作为对那个时代孩提时代的记忆，朱伟的印象中并不是整日的刀光剑影，血雨腥风，而是生动有趣的，是一段比成长在今日沉重压力下的孩子们更快乐更自由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所以在从尊重自己的真实经历出发，朱伟在感性经验上并没有对那个时代刻骨铭心的憎恨，而是一种虽然不尽理想但却十分珍贵的人生经历。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有关文革的符号往往是温和的和中性，而且总是有某种幽默感。他仍然用孩子一样的童贞的眼光来表现对文化革命的印象与记忆，而不象其他一些艺术家那样以文革时期的大批判的态度用艺术来批判那个产生“大批判”的荒唐的年代。 

在《天女散花》和《乌托邦》系列中，朱伟用自己的艺术语言对革命时代的印象进行了高度的概括，人物的表情中有纯真与虔诚，无辜与无助相混合的感觉；在《节日》系列中，艺术家刻画了大人们严肃而凝重并充满焦虑的表情；在《北京故事》中，他将文革中军人游行的场景描绘成卡通的形象。所以，用孩子的童贞的眼光来描绘自己记忆中的文革故事与经历是朱伟的作品不同于概念化和口号式的“政治波谱”的地方。所以，他的作品看起来还传达出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真实的而温暖的“人性”光芒。 而这种在文革中滋生的并非“抽象的人性”对于亲身经历者是可以感受，概括和传达的； 但对于那些处于隔岸观火的人用理性的普遍的人性观点显然难以体味朱伟作品中传达出的这样难能可贵的“人性”。这种对自己生命经历的肯定态度显然不同于那些口号式的泛意识形态化作品。 

 他最近的新作品《开春图》和《报春图》系列则显示了淡化政治色彩，强调回归传统的努力。春天在中国的绘画传统中是一个很有象征性意义的主题，例如著名的《彀国夫人游春图》。在《开春图》中，朱伟采用了一些瓷器上的图案，将怒放的桃花与六个刚刚从冬天走出依然满身寒衣的人物并置，他们象几个玩偶，以相似甚至同样的服装，姿势和表情被呈现在人们面前。而用传统工笔画手法描绘的桃花则暗示着春天的寓言或者想象，是艺术家对于自己在孩童时代的对春天印象的追想和缅怀。在《报春图》中，艺术家以肖像般的构图描绘了对于春天的即将来临的体验。人物的面容和衣服被染成红色，而他背后是一汪嫩绿的春水，如同严冬无法遮挡的洪流，滚滚而来。人物胸前仍然是一枝怒放的桃花。用花朵，春水，和简洁的人物造型，《开春图》和《报春图》系列为我们提供了春天主题的意象，其视觉的幽默感和形象背后的象征意义值得人们反复玩味和体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这两个系列中，朱伟使用了大量的图章，这些传统样式和有当代意味的红色图章作为视觉符号，被他移植到作品中，显示了艺术家对传统的锺爱和再利用。 

虽然朱伟的许多作品都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和文革的记忆，是存留在他脑海中对社会主义时期的印象，在某种程度上是他这一代人对于既往生活的追忆。虽然在西方人的眼中，文革是残暴的，血腥的，社会主义中国是专制的残忍的和非人道的，所以也就出现了迎合西方对社会主义中国想象的部分当代中国艺术图象。 但仍然有朱伟这样遵循自己感觉的艺术家将自己所经历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经验提炼为艺术经验。应该说，这两方面的经验都有真实性的一面，只是后者更为个人化，显得有血有肉，是一种可以反复回味的人生经验和心理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