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我们”、到“人们”形象的刻画，表现出方力钧艺术对信仰失落时代人类命运的关怀。然而，作为一个沉沦时代的艺术家，方力钧在这个时代最多是一个超脱的旁观者，而非深刻的指路人。

方力钧是一个寻找自由和人类本质的艺术家，但始终未能找到自由的大门和人类真正的本质。在早期的泼皮现实主义作品中，方力钧将信仰真空、百无聊赖的中国人脸谱符号化，并不意味着他思想的深刻，而是他内心真实状态的表露。

泼皮与玩世不可能持续，人活着总需要一些价值和准则。因此，方力钧后期转向了理想主义。不过，方力钧的理想主义缺少坚实的根基，比舒群建立在形而上学基础上的理性主义更加虚浮，其本质是一种童话式的幻想。方力钧缺少自己完整的世界观，这严重地影响了他作品的整体分量。

泼皮现实主义及其思想背景

方力钧式的泼皮现实主义产生于英雄主义失落的中国，而非信仰失落的中国。因为中国从来不曾有过西方那样普遍的信仰基础，也没有过西方那样普遍的信仰失落。虽然当代中国人和当代西方人一样面临价值危机，但二者还是具有根本的区别。

启蒙理性使西方人渐渐远离了基督信仰，但当启蒙破产，他们经过了一段灵魂的空虚与挣扎之后，正在自然转回曾经的信仰传统。这种回归足以医治他们的精神创伤，使他们找到真正的归宿，再续往日的神圣和荣耀。而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不曾有过普遍的终极信仰传统，有的只是某种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在后现代社会背景下，简单地恢复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绝无可能，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缺少足够超越的建设性力量。这决定了方力钧式的泼皮现实主义，与尼采式的虚无主义完全不同，与沃霍尔和西方前卫艺术中的虚无主义完全不同。

在西方前卫艺术的虚无主义中，隐藏着信仰失落后的巨大痛苦。因为西方人失去了一个确定的东西，这个确定的东西就是人格神，是永恒、永生、神圣的标杆和法则，他是宇宙和人生的至宝，他失落的结果是毁灭性的，由此带来的虚无主义是巨大无比的。但中国人从来不曾拥有过这样宝贵的东西，永恒和上帝永远、神圣的生命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陌生的价值。中国人所失去的，充其量是一种理想主义。它纯粹建立在尘世的国度，而与神圣的天国并无关联。当中国人失去这种支撑生活的理想主义时，并没有产生西方人深入骨髓的虚无感，而最多只有百无聊赖的感觉。信仰失落使西方人丧失了生命的力量，但百无聊赖并没有使中国人想到死亡。中国有句俗话，叫“好死不如赖活着”。虽然百无聊赖，但仍能苟延残喘地活着，甚至活得有滋有味。这就是当代中国人的真实状态。百无聊赖的生活没有摧毁中国人生存的欲望，反而使我们在各种罪欲中流连，并且毫无悔改之意。缺少西方信仰背景的中国人，本来就没有悔罪的意识。因此，在失去目标、百无聊赖的同时，我们还什么都不在乎，什么都可以，失去了生活的原则，成了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这就是方力钧泼皮现实主义脸谱所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我相信方力钧敏感地感受到了中国人真实的生存状态，但未必清楚中国式百无聊赖和西方虚无主义的本质差异。信仰失落使西方人失去生活的理由，而理想主义失落的中国人仍可以没有理由地活着。既然没有生存的理由，也就可以毫无约束，因此，方力钧作品中的人物还充满着聛睨一切的心理。波洛克即使创作了狂放的抽象画，尚且生怕“得罪了上帝”而惴惴不安，但方力钧作品中的中国人却无所畏惧。这正是方力钧泼皮现实主义的文化土壤迥异于西方之所在。

从泼皮到童话的乌托邦

然而，没有理由地活着毕竟不是理想的生活。当代中国人对信仰的普遍关注，表明我们同样需要生活的理由。只是，我们对信仰的理解过于表面，通常把理想主义或浪漫主义等同于终极信仰。我们内心渴望的仍然是以英雄主义为核心的偶像崇拜，方力钧同样没有摆脱这种对信仰的表面化理解。

纵观方力钧在各个阶段的主要创作，我们可以看到，方力钧最终由泼皮转向了童话。如果说起初的泼皮是对英雄主义失落之中国人真实的刻画，那么，后来的童话则是无法忍受世界之荒诞而编织的梦。与方力钧童话相关联的是水、阳光、天空这些纯净的与自由相关的元素。可见，在方力钧的眼中，泼皮也不能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中国人也不能永远生活在一个无意义、无目标的世界之上。

但方力钧与这个时代最优秀的思想者一样，都未能摆脱哲学的奴役。在人本主义倒塌的大地上，哲学已经终结了。因此，对于方力钧而言，哲学不过是苟延残喘地编织童话，它甚至连构筑乌托邦的能力都丧失了。起初，方力钧因创作“我的脸”而一举成名，他对一个背叛而茫然时代“我的脸”的描绘，无疑准确地刻画了时代的病症。然而，由于方力钧所描绘的是一张失去根基的脸，于是，他试图进一步探究“我们”的本质，从而在集体中寻找个体的价值。但结果是，“我们”是谁成为一个更加难以把握的问题。最终，方力钧的视线转向了“人们”。所谓“人们”就是人类，而人类的共同问题是命运，共同的环境是世界。这如同一个苏格拉底式的循环，问题回到了原点，即人类的本质和真实身份的问题。

在一个人本主义的世界中，“以人为本”的结果是人类丧失了其存在的意义。一切以人为中心，那么，人存在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事实上，人的存在成了一个悬在空中的问题。当全宇宙的视线都集中在人身上时，人反而失去了其存在的根基，人类成了宇宙中最孤独的星辰。于是，人所能做的就是停止对自我本质的探寻，把全部精力放在发明新技术和改造世界的劳作中。人类试图通过这样的实践来实现自身的尊严与自由，实质上却陷入了深深的奴役。这就是全部现代史最核心的故事。

于是，在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失落的中国，方力钧再度回到了以理想主义为根基的乌托邦。在方力钧2006和2007年的多幅巨大油画作品中，背景大多是天空，各种各样的天象，乌云闪电，蓝天白云，朝霞云雾，无边的海浪，各式各样的小虫飞鸟，还有安详的婴儿趴在鸟背上，众生都在自由飞翔，但目标和命运都不确定。事实上方力钧沉浸在童话般的梦想中。在他看来，梦想没有局限，没有烦恼，没有冲突，没有危险，在梦想中达到了自由与平等。方力钧在他的梦想中似乎找到了“人们”的本质，但实际上，他仍然困惑和迷茫。自由与平等这一人类至今无法实现的梦想，在方力钧的后期作品中，同样毫无实现的可能。

从“我”、“我们”、到“人们”形象的刻画，表现出方力钧艺术对信仰失落时代人类命运的关怀。然而，作为一个沉沦时代的沉沦艺术家，方力钧在这个时代最多是一个超脱的旁观者，而非深刻的指路人。虽然方力钧似乎由前期的关注中国人，转向后期的专注人类，但由于方力钧对西方信仰背景和文化传统缺少深刻的洞悉，他所能提供给世界的，无非是廉价的梦想。

1993年后，方力钧的话语方式曾经一度转向类似潜泳场景的描绘，表现出他对世界的荒诞所采取的冷静的旁观者姿态。然而，旁观者未必清，在方力钧貌似超脱的背后，实际上同样是一颗迷惑的心。2007年11月18日，在上海美术馆举行的方力钧个展中，展出了他最新的绘画和装置作品。在架上绘画中，出现了大量云里雾里的婴儿，他们由蚊蝇、蜜蜂、鸟、金鱼背负着，飞向天堂。与此相呼应的是若干个以婴儿为主体的装置。其中，架在两个展厅之间的大型雕塑《生命》，近40米长的玻璃方柱上面，布满用硅胶、雕塑泥等做成的小人儿。方柱上的刻度，一毫米代表一天，方力钧试图以此量化人“从降生到会爬、会走，到变老、萎缩，最后化成一摊与起点相似的物质”的生命。

显然，方力钧的思考仍然缺少信仰的高度与深度。他的思考建立在物质主义的基础之上，不可能穿透彼岸价值。他对生命终点的叩问，对婴孩和天堂的渴望，都不过是一种童话。关于人类的命运、人类的沉沦与救赎、人类的终极归宿，方力钧并没有答案。尼采指出，当人类杀死上帝之后，无神论并不能成为人类生存的根基，无神论的世界注定是一个虚无荒诞的世界。在一个无神论的世界上，尼采通过狄俄尼索斯精神点燃生命，尚不能拯救我们脱离沉沦，最终的结局仍然是虚无。那么，童话岂非更加使人虚无吗？当我们从梦中回到现实的世界，仍要继续痛苦、虚空、罪恶的生活，仍要象泼皮一样百无聊赖地活着。

通往奴役之路

因此，从泼皮到童话并不意味着方力钧已经找到自由之路。方力钧曾经说：自由的通路只有一条，那就是疯了。对于方力钧来说，他的童话就是他疯癫的具体形式。当人偏离神圣信仰的轨道，一切的理性都将成为癫狂。启蒙理性之所以在20世纪彻底破产，正是理性成为癫狂的最好说明。

疯癫是撒旦麻醉人类的毒药，它使人指向神圣之外的一切迷狂，包括哲学、理性、萨满、艺术和偶像崇拜等。在最高的理性和最大的癫狂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甚至最高的理性就是最大的癫狂。正是由于方力钧的疯癫，他的水、阳光和天空，这些看似自由的元素，就都成为奴役的枷锁，而非解放的力量。如果人类仍然通过自我推理、自我幻想去构筑理想的世界，就永远不能走出疯癫的黑夜。方力钧和无数追求自由的人一样，并不知道自己是在通往奴役之路。

【编辑：赵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