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北京画院举办“四驾马车——冯骥才的绘画、文学、文化遗产保护与教育”展，著名文化学者冯骥才方能够在北京持续待上十余天。然而就是这十余天，每日工作也安排得满满当当，这一点记者是十分清楚的。所以，当记者在9月15日晚十点半提出第二天专访的要求时，心里并未抱什么希望。出乎意料的是，他的助手很快回电说，冯先生已将第二日上午的原定日程作了修改，给记者腾出一个小时采访的时间。

9月16日上午9点整，记者敲响北京某宾馆1918号的房门。开门的正是冯骥才。“欢迎，欢迎!”很热情。“《光明日报》记者的采访，我一定要接受的。”还未落座，他便道:“我看到前两天你在头版头条登的那篇保护老建筑的文章了，不少文物界的朋友跟我提起，大家都很欣赏，认为有力度啊。”拿出9月13日的本报，他指着《老建筑，别都拆了》一文赞不绝口：“写得很深刻，很好。而且你们敢于在头版头条登出来，《光明日报》有胆识!”

于是话题就自然而然地从文化遗产保护开始了。

“知识分子应是文化先觉者”

征得记者同意后，冯骥才点燃了一支香烟。记得第一次专访冯骥才，面前的桌上也有一包香烟，但他始终没去碰它。

那是在天津一个普通居民小区的一套单元房里，当时是冯骥才工作室的办公地点。时间是2003年2月21日。三天前的18日，由冯骥才倡导和领导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正式启动。

采访被安排在一间几乎被各种木制门窗、建筑构件塞满的所谓客厅里进行。采访中，他指着那些老物件有些激动地说：“能够让自己的文化损失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吗?能够叫后人完全不了解先人这些伟大的文明创造吗?不能!所以，现在第一位的是‘抢救’，而且是十万火急!”

回忆起10年前关于抢救工程的动意，他提到了几位著名的文化大家。当年，他跟启功、季羡林、于光远等先生一起在北师大开会，共同呼吁紧急抢救民间文化，并向年轻学子们发出著名的“把书桌搬到田野上”的号召。说起工程启动之初工作之难，冯骥才吐出一口烟，略带调侃地说：“他们可以花很多钱请客吃饭，一说要保护民间文化——对不起，没钱。”

令人欣慰的是，十年过去，这种情况已大为改观。他强调：“文化自觉，这十年的历程显现了我们的文化自觉。”中国在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走在了世界前面。“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开始工作时，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还没签署，2003年联合国才将非遗列入文化遗产保护内容。“这说明中国的知识界是有文化自觉、有文化使命的。”

“我要强调文化先觉，”他加重了语气。“我们的目标是文化自觉，这是全民的;而知识分子应该是当中的先觉者。”他认为，知识分子的特点是有前瞻性，不但可以用科学的眼光研究社会，还能运用逆向思维思考生活，因此应该是有文化先觉的。“当整个社会迷惘时，知识分子应该先清醒;当整个社会过于功利时，我们要给生活一点梦，美好的梦，给一点理想和精神的东西。”

“责任是第一位的”

“责任、担当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我们这一代人由于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纠结太紧，责任意识透入骨子里，完全无需掂量。责任是天经地义的。”冯骥才如是说。

责任感，强烈的责任感，这一感受在采访中不断被强化。

人们认识冯骥才是缘于他的文学和绘画作品，而他自己说，这两种艺术于他是天性、是性情式的表达，文化遗产保护和教育则是责任、是自己的选择。“责任是第一位的。”他说。

更重要的是，“责任”在他绝非只是说说，而是切实去承担了。

因为责任，在绝大多数人对民间文化的内涵还没有什么认识的时候，他就以一个志愿者的身份开始抢救与保护行动了。1994年，他在报纸上看到了天津市要大规模拆除老城、改建新城的消息。这意味着拥有着悠久历史的天津城、义和团重要的塘口、五四运动的遗址，包括中国最早的电报局，还有地域文化里面数不尽的财富，都将灰飞烟灭。他急了，拿出自己的一笔稿费，请了近百人，有历史学家，有建筑师，把整个老城考察了一遍，用相机全部拍下来。一年多的时间，拍了3万多张照片，选出2000张印成画册。从市委书记、市长开始，到各局局长，每人送一本。最终，他们的努力有了结果，天津市委决定留下这笔巨大的文化财富。

在抢救估衣街的那段时间，他被天津媒体封杀，第一篇呼吁抢救的稿子是在《光明日报》2000年1月28日头版发的。这件事他记得非常清楚。

因为责任，他几乎放弃了钟爱一生的文学创作。原因很简单，没时间写。只有在长途车上，他才有机会闭上眼睛，将埋在心里的故事翻出来，构思一下;可往往是刚刚“过瘾”，就到地方了，于是这个故事只能再次收藏进心底。

“始终不能落在纸上，不遗憾吗?”记者问。“当然有遗憾。”他直言不讳，“但是创作只是我个人的事情，而一个民族的文明传承更重要。”

因为责任，他几乎卖掉了自己所有的画作。他说，这么做不只是要筹措资金，更主要是想唤起人们对遗产保护的关注。他没有白费劲，如今捐赠者的名单越来越长，尤其是那些文化名人的参与，使更多的人知道了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责任是第一位的。”冯骥才说得似乎很轻松。但在它的背后，这位古稀老人的付出是巨大的。

“把民间文化摆到庙堂里”

“我六十岁的时候，接了两件大事。”冯骥才又点了一支烟，却没怎么吸，只是任由烟雾在眼前飘散。

在别人退休、可以颐养天年的年龄，冯骥才担任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主席，同时受聘于天津大学，担任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前者让他可以团结更多的有识之士，共同抢救保护民间文化遗产;后者，成为他进入教育界的开端。

既然是以冯骥才的名字命名，学院难免带有他的色彩与气息。2012年年初，一个寒冷的冬日，我第一次走进这座外形很现代的学院，立刻被无处不在的传统文化气息笼罩了。院子里，一座古门楼，一个石雕，一块长江纤夫石，无言地彰显了学院所追求的历史与人文的内涵，并与这座现代建筑形成时代性的对比。就连电梯其实也是一件别出心裁的雕刻作品——“诗之门”。左边刻的是英文的《奥德塞》，右边是中文的唐诗，寓意打开门，就进入了人类的文明。而印象最深、感受最深的，还是它的博物馆。

学院“博物馆化”是冯骥才的追求。他认为大学应有一个功能——文化保存。他的想法是，把知识保存在图书馆，信息保存在数据库，实物保存在博物馆。他说：“在博物馆里，感受比看更重要。”所以，他对展览的细节十分在意，从整体色调到每条说明文字，都亲自动手。“我把做博物馆当成一种创作，也作为一种享受。直到今天，还有一些美妙的博物馆计划。”

学院现有7个博物馆，每一个都不大，却都很精致，剪纸、年画、雕塑、蓝印花布、木活字印刷、民间画工等，包罗了诸多民间文化种类。记者最爱的莫过于“跳龙门乡土艺术博物馆”了。民间传说鲤鱼跳过龙门便化龙升天。在这里，冯骥才把民间文化的精华搬进博物馆，正如他所说，“把民间文化摆到庙堂里”，就是想让大地灿烂的草根文化登堂入室，化鱼成龙。

他说，促使自己到大学工作的最重要原因是，当今社会真正的文化学者匮乏，大学急需造就新人。

“目前能够在非遗保护一线独当一面的学者，几乎全是60岁以上，急需后备力量。”他认为学生最需要的，一是视野，二是责任，三是能力。他也清楚地知道，一个人到了青年时，你不可能改变他，只能影响他。所以他尽量用学院的一切——硬件、软件、思想、方法去影响学生，把学生的未来与时代的需要连接起来。“我最希望的是他们能够走在时代的前沿，有思想也有能力，关切时代不空谈，有‘天降大任’于我之感。”从课堂讲授到田野调查，甚至连学院里浓郁的民间文化气息，都是要让学生们浸润其中，感受其魅力。“有个现代文学的博士生也转到文化遗产了。”话语间脸上闪过一丝笑意。

另一方面，在中国，且不说省市县级的非遗项目，仅现有的1300余项国家级非遗，绝大多数缺乏学术支撑，在它们后面的大多只有政府管理部门或开发商。这很容易造成所谓“保护性破坏”，即为了经济利益而篡改非遗本体。而在日本、韩国，他们的每一项非遗都有专门的人在研究，换言之，每项非遗后面都有专家学者在支撑。“当务之急，是尽快培养有责任感、有事业心的年轻队伍，让非遗保护得到学术的支撑。”他说。

“四驾马车全是为了一驾车”

话题回到正在展出的“四驾马车——冯骥才的绘画、文学、文化遗产保护与教育”展上。

“这是我对自己70年人生的一种梳理。”冯骥才思索了一下，“70年里能做和所做的事太多太多。我只是拣了我最倾心、最重要的四个方面。”

直视记者的眼睛，他认真地说：“告诉你，这话我没对别人说过，其实四驾马车全是为了一驾车。”不用说，这驾车就是文化遗产保护。

“四驾马车”展览中有一幅作品，是冯骥才在开展前一天连夜创作的。那一夜他想到70年总结完了，之后要做什么?——“古村落抢救保护，这是我今后最主要的工作。”一个曾在皖南见过的古老的木门撞进脑海。

画面上是一座徽派建筑的门。蓝绿色的油漆已斑驳，但形制优美。阳光将树影投在门上，光影中写满了岁月的深远。画上，冯骥才写了一句话：“每一扇门都是历史关上的，都等待着我们打开。”

冯骥才，这位中国文化的先觉者，已经做好再一次出发的准备。在有生之年，他还将继续不懈地为中华民族、为子孙后代，去打开一扇又一扇被历史关上的门。

【编辑：刘建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