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文达
谷文达的创作反映了全球化时代人类内心的困惑与焦灼。谷文达所追求的文化融合，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在文化的范畴内，文化融合是一个伪概念。真正的普天同文，必须借助超文化的信仰。
《旧约·创世记》十一章1-9节：
那时，全地的人只有一种语言，都说同样的话语。
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发现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
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作砖，把砖烧透。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
他们说，来吧，我们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我们要宣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
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是一样的人民，都说一样的语言；这不过是他们开头要作的事，以后他们所图谋要作的，就没有能阻挡的了。
来吧，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的语言彼此不通。
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
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全地人的语言，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
我们在谷文达的艺术实践中，可以清晰地读出巴别之野心。谷文达的艺术充满了狂想，他以不断制造震惊的方式，试图将自己塑造为一个当代文化英雄。
从某种角度而言，谷文达的创作与徐冰的创作有些异曲同工。如果说徐冰体现了一种伪东方主义的话，谷文达则体现了一种伪世界主义，其实质则是殊途同归。不同的是，徐冰的作品充满荒诞与虚无，而谷文达的作品则充满了浓厚的乌托邦色彩。谷文达的创作反映了全球化时代人类内心的困惑与焦灼，其复杂的作品中没有透彻的智慧，反而充满了黑暗。事实上，在文化的范畴内，文化融合是一个伪概念。真正的普天同文，必须借助超文化的信仰。
古文达的文化乌托邦
谷文达缺乏分辨文化本质的能力，也无法区分真理与谬误。他试图用中国传统改变西方现代文化，也试图用西方现代文化改变中国传统。而问题的关键是，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方现代文化，都是存在根本痼疾的需要被完全超越的价值体系。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非神圣的泛神论文化，西方现代文化是一种自我中心的反叛文化。两者的结合不可能产生新的优良的文化，反而会产生更加堕落的低劣文化。在这样的背景下，谷文达式的文化融合无疑是一种比乌托邦更加幼稚的理想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之间游走，却唯独撇弃西方文明真正的根基---基督教信仰，因此，谷文达的思想困境同样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困境。
为了创作《联合国》，谷文达动用了全球400万人的头发。他使用从世界各地收集到的不同地域、不同人种和文化背景的人的头发，完成了数十件作品，包括用头发组成汉字，再粘在木版和窗帘上。他还将作品中的头发染成金色、银色，以代表高尚生活的梦想，将生肖、书法等中国传统元素进行嫁接。在谷文达看来，头发代表着人类的基因。他试图在《联合国》这件作品中，包容世界各个国家的文化。表达与《联合国》同样思想的，还有《文化婚礼》这样的行为艺术。
谷文达的动机是美好的，但他心目中的文化融合却不切实际。事实上，文化融合与文化包容并非同一个概念。隐藏在文化背后的是不同的价值观，文化融合的结果并非不同文化之间的绝对包容，而是不同文化对话下价值观的统一。这必然包含着某些价值观的摈弃，因此，是真理取代谬误，先进取代落后的过程。谷文达并非没有意识到文化融合的艰难。在他的另一件作品《碑林--唐诗后著》系列中，谷文达请工匠在平放的“墨玉王”上手工篆刻了中英文两种版本的唐诗，以及经他“回译”和“重写”的诗歌。所谓“回译”是指谷文达把英文唐诗按发音“音译”成中文，“重写”则是把音译过来的中文再按其意译“翻译”成英文。这样一来一回，唐诗原文的意义完全丧失，重新创造出一种奇异并具有黑色幽默的诗歌。
《碑林-唐诗后著》事实上说明了语言和文化的“不可译性”。这反映了异质文化价值观的对立，和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冲突的必然性。而解决文化冲突的方法并非毫无原则的包容，那样，所带来的只能是表面的和谐与短暂的和平，因此，绝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大同。
文化融合：全球化的巨大陷阱
在异质文化不可兼容的前提下，谷文达却追求一种以“兼容”为特色的“文化融合”，这是一种不得罪任何人的骑墙主义，然而却不具备真正的现实意义。可以说，谷文达通过其作品的实验，并未启示出一条人类文化融合的实际道路。
遗憾的是，谷文达一直未能摈弃自己幼稚的理想主义，而不断地对他同一个迂腐的思想进行声势浩大的不同形式的表达。这充分暴露了谷文达思想的荒芜和内心的贫困。谷文达的《天堂红灯》，计划用50万只灯笼做成世界第一长龙，试图在欧洲、中国大陆、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地以大红灯笼从头到脚包裹当地著名建筑，比如欧洲的天主教堂、新加坡的公共娱乐场所、香港地标性的摩天楼，杭州大面积的湖面及其邻近小体量的亭台楼阁，甚至以50万只灯笼在上海制作一条长达20公里的“世界第一”的红色巨龙。
《天堂红灯》继续的仍然是谷文达“文化融合”的梦想，但在这一梦想中隐藏着狡黠的民族主义思想。之所以说谷文达的民族主义是狡黠的，是因为他一直致力于中西融合，并把自己誉为一个世界主义的“两栖动物”。正是谷文达这样的“两栖动物”，却在《天堂红灯》中把中国元素放在首要的位置。显然，这种中国元素的放大隐含着谷文达的东方文化霸权情结。谷文达梦想的是，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中国文化也将成为主导世界的力量。
然而，事实却绝非如谷文达所愿。我们都期待中国的日益强大，但国力强大却未必一定伴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历史上这样的例子还少吗？当古罗马用强大的军事力量征服了希腊，后者却用文化征服了罗马；当蒙古和满清用军事打败了中原，后者却用文化打败了他们。罗马帝国，以及中国元朝和清朝后来能够长期繁荣的原因，正是因为接受了异质文化，而不是将自己的传统发扬光大。因此，一个国家的强大并不意味着必须将自己的传统文化强加给别人。今天的中国必须以真理为检验实践、检验文化的唯一标准。固守传统不是大国的风范，而是小家子习气。
在谷文达的《天堂红灯》中没有真正的智慧，只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用中国灯笼包裹天主教堂，除了彰显愚顽的民族主义，并无其他实际的意义。无论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新教），其核心精神都是普世主义。一种普世主义的宗教或信仰，绝不可能接受一种民族主义文化。中国无论如何强大，都不可能以自己的传统文化改变作为普世主义的基督教。在全球化时代，走向普世主义是历史的必然。而谷文达式的文化杂交与普世主义的本质是格格不入的。
当然，谷文达的民族主义是极其隐藏的。因为，探寻人类基因，追求世界大同乃是谷文达的梦想。只是，在追求这一高尚目标的过程中，谷文达是一只迷途的羔羊，甚至达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重新发现俄底甫斯》系列作品，就充分暴露了谷文达的歇斯底里。在《重新发现俄底甫斯》系列中，谷文达采用了16个国家60名妇女的经血，和四种不同状态的胎盘粉，处女血和精液等来表达自己的艺术观念。谷文达试图在这个作品中表达其“后人类”的概念。
谷文达说：“‘后人类’，我所说的是一种物质现象，我所使用的人体材料都不再是活生生的人本身，它们经过了一个特殊的死亡过程，成为了一种物质材料，从活生生的人转换成另外一种材质，活生生的人之后的材料，所以叫做‘后人类’”。谷文达使用“后人类”这个怪异的概念，表明他要寻找一个超越人类历史的“超人”，因此是其世界大同梦想的体现。谷文达认为这件作品具有“全方位的教育意义”，在他看来，21世纪是“生物学的千禧年”，因此，应该从对自然科学的研究转到对人本身的研究上来。而其研究的目的，无非是探索人的本质。
《圣经》启示，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灵是人最深的部分，具有与神接触的功能，与信仰有关；魂是人次深的部分，由心思、情感、意志组成，与人的精神活动，包括科学研究、艺术、哲学创造等有关；体是人最表层的部分，即生物学意义上人的肉体。人的终极奥秘体现在灵与魂的部分，特别是灵的部分，而非肉体的部分，因此，对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的探索是生理学、医学等人体科学的任务，不是心理学、哲学、宗教或信仰的任务。如果按谷文达的说法，21世纪是“生物学的千禧年”，那么这种对人的研究，对揭开人类自身的奥秘将毫无助益。试图通过生物学角度的探索，发现人类共同的基因，来实现文化融合以及世界大同，无疑是一条极为虚妄的歧路。归根结底，谷文达的艺术实践充满了狂野和愚妄，其本质就是通过一种主观臆想的方式，来实现世界大同这一人类最宏伟的目标。然而，这不过是在重复巴别之旧梦。
文化融合与巴别塔
作为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世界大同在全球化时代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然而，人类数千年历史之所以未能消除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立、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偏见、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冲突，正是由于人类从很早的时候就走上了一条文化沉沦之路。
《旧约·创世记》十一章1-9节，记载了大洪水之后挪亚的后代建造巴别城和巴别塔的行为。这是人类的第四次堕落。《创世记》记载的人类四次堕落依次为：第一次堕落，从神的同在堕落到人的良心；第二次堕落，从人的良心堕落到人的管制；第三次堕落，从人的管制堕落到人的政权；第四次堕落，从人的政权堕落到撒旦煽动下的背叛。
人类第四次背叛的行为就是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以弃绝神并宣扬自己的名。这一段记载并非表明神反对人类大同，而是表明神恨恶人类离弃神，凭自己的方式建造通天之塔，并宣扬自己的名。挪亚的后代用砖建造巴别城和巴别塔，意味着他们以无神的文化来实现自己通天的理想。创世记所记载的巴别城，是人类高举自我、高举文化的表征。这座城是用砖建造的，按照圣经的记载，这是人类第一次把烧制的砖作为建筑材料，第一次用砖顶替了石头。砖与石头的区别是，石头是神的创造，而砖是人的建造。这里的砖象征着人类无神的文化，其中浸透着人的聪明和天然的血气，这种文化的本质是高举人，背叛神，启蒙理性以来的人本主义正是源自古老的巴别文化。
为了避免人类过于高扬自我，神变乱了人的语言，巴别的意思就是“混乱”。因此，人类语言之间的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原本出自神对人的审判。然而，神审判人类的目的不是要人永远隔阂，而是要人离弃无神的文化，以共同的信仰来实现人类的合一。在这合一的过程中，其中心的内容是神自己，没有神的神圣素质，人类无法实现真正的合一。
虽然巴别城在神的干预下停工了，但人类通过无神的文化继续巴别之梦的历史从未停止。启蒙理性是人类复辟巴别之高峰，虽然这次影响深远的复辟在20世纪已经日暮途穷，但其残余势力仍未停止最后的挣扎。我们在谷文达的艺术实践中，可以清晰地读出巴别之野心。
巴别是启蒙现代性的真正源头。启蒙理性之人类中心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在巴别时代就已经萌生。启蒙运动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复辟巴别的运动，启蒙不仅再续了巴别旧梦，更进一步发扬并使巴别原则理论化、系统化了。今天，在哲学内部，福柯、德里达等后现代思想家已经颠覆了启蒙的大厦；同时，弗兰西斯·薛华等基督徒学者更加绝对地批判了启蒙的堕落。人类过于信靠自己聪明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巴别旧梦已经彻底破灭了。而谷文达的艺术创作，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重复着再造巴别的行为。这无疑是历史的倒退。
谷文达的伪世界主义
谷文达的出发点是世界主义，也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建造巴别。作为西方启蒙理性的最后挣扎，谷文达却选择了中国传统文化为路径。传统文化的精髓部分具有很多积极的意义，但谷文达并不能分辨传统文化的价值。
谷文达反对民族主义，却陷入一种伪世界主义。因为他在寻求中西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妄想突出中国文化。他的《天堂红灯》和水墨装置作品充分暴露了这一点。“我有一个创作的野心，我作为一个中国的艺术家，希望不仅仅是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言，我希望我有胸襟能够包容世界各国的文化。”，谷文达如是说。
谷文达所坚持的，实际上是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文化游牧主义。奥利瓦的文化游牧主义没有任何中心，谷文达的文化游牧却以中国文化为核心。奥利瓦的文化游牧主义虽然丧失了价值标准，但仍然可以算作某种世界主义。但谷文达的文化游牧却是一种伪世界主义，因为他突出了中国文化。谷文达的创作，显示了当代艺术想要卷入到社会各个领域的勃勃野心。这种过于高抬艺术功用的行为本身同样是一种膨胀的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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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赵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