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君在六届批评家年会上有关艺术批评本土化的发言引起广泛争论，为什么要提艺术批评中的本土化并且为什么会引起广泛的争论？我想，段君提出艺术批评中的本土化的意图在于给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的文本写作治病，治什么病呢？

想必应该是艺术批评写作中的概念、句子、语法的意义问题，即使用的概念是否准确和严格，表达的句子（命题）的意义是否为真或者句子构成的文本的意思能否对应现实中的实事，或者如同段君所论及的艺术批评是否能够对应历史。显然，中国的当代艺术批评话语行为和文本写作，不能够很好的表达意义问题或者无法处理命题如何真起来的问题。

2011年底，吴鸿、杨小彦等批评家呼吁艺术批评文本写作低碳化的“芜湖宣言”，对“大词化”、“翻译体”等艺术批评的汉语文本提出质疑，不过可以再想想，他们的这种质疑有什么具体的意义？

我想，问题并不是“翻译体”和“大词化”。就大词而言，汉语可以说很少能够将哪些词汇与英文中的合成词相对照，如果说汉语有大词的话，那只能说现代汉语的构词方式因为白话和通俗的需要，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字构成一个词组或名词，但是对于古汉语而言，不存在大词问题，只有单个字多向的表意问题。比如说，“现代汉语”这个词，它分别由四个单字的意思逻辑地构成一个意思，“现”指今，“代”指时间或时期，“汉”指汉人，“语”指语言文字，这四个字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一个固定的意思，就是今天的汉人的语言文字，即现代汉语，如果要用文言表述，则会是今言、今文等，可以省去与民族属性有关的“汉”的意思，因为文言本身就是汉文。还有一种“大词化”或者“翻译体”的词汇，比如，某某性、某某化，某某的，这个“性”对应英文词后缀-lity-ness-y-sis，等等，这个“化”对应-lizationize-ation，等等，这个“的”对应英文词后缀-ive-ful-ical-y，等等，它们的目的是通过词形改变词性，以便表达更抽象、复杂的状态和意思，这类词在英文中非常清晰地表现出其词性特征和意义改变，但在汉语中就看不到词性、词形和时态的变化。因此，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这些词有什么问题，而在于中文环境和外文环境的理解问题，或者说两种不同的语言的语法如何沟通和理解的问题。另外，在一些批评文本中经常出现的西方哲学的词汇，如“存在”、“场域”、“肉身”、“此在”、“本质”、“审美”、“现象学”、“意向性”、“悬置”、“悬搁”、“话语”、“行为”、“空间”、“公共空间”，等等，等等，许多许多的词汇、术语在艺术批评中的出现绝大多数是一种想象性运用，这些词的使用，给严肃的哲学家看，他们会很吃惊，因为这些词的本义不是批评文本中的意思。比如说“公共空间”这个词汇，它主要指一种民主地讨论公共和政治问题的场域，哈贝马斯曾说，他的“公共空间”这个术语，在有些国家是没有的。

是不是以复句为逻辑论述主体的英文等外文的言语模式翻译成由复句所构成的现代汉语就会存在必然的理解问题？我想，问题根本不是这样的。语句越复杂或者如英语的语句越复杂，其目的是为了使语句更精巧和精密的表达以达到准确表达思想的目的，每一次的语句的复杂表达都是对思想更准确表达的靠近，因为语言永远都无法与思想完全合一，那么为什么一到汉语环境就遭到质疑呢？显然还是语境问题，即汉语思维方式和英语思维方式不同，就是说汉语思维对思想的理解和英文思维对思想的理解不同，汉语表达存在非常之大的想象空间，而英文则存在非常之大的完形、形变空间，前者的准确表达在于更明确的话外之言，后者的准确表达一定要在言语的句子中完成。那么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了？出在思维习惯和表达习惯。这个问题我不好再解释，但是需要提醒汉语在表达思想方面远不如古代汉语或英文，现代汉语实在太日常化、简化字看不到构字的本义，并且语法实在太简单，使用这种语言的言语行为和精密的思想构架的结合存在不能回避的问题。

更广泛地来说，如果说真正有问题的话，问题就在于语言表达的混乱或者思维的混乱，与再复杂或者更简单的词——不管它是汉语固有的还是外来词还是翻译化的词汇——都没关系，有关系的是你严格或严肃地使用还是轻率地用这些词装饰贫乏的思想。

这个问题更深层次的原因与社会环境关系密切，或者与国民教育关系密切。文盲、半文盲等等都是造成理解问题的现实原因，当然应对这些文盲问题可以借助于影视视频，但这又变成另外一个问题，即由影视视频构建的知识体系和世界观、价值观与更理论化的问题有多大关联，可以说基本没关系。因此，也就是说，在当今快餐模式充斥文化和思想领域时，人们的思想是不牢靠的，人们的思维是混杂的，人们的理解难道不成问题吗？尤其是对一个学术问题进行通俗的追问，岂不是秀才遇到兵的事情吗？当然，学问深时意气平，一些复杂的问题可以化约，但是这种情形需要更久的时间和功夫，又有哪些人愿意在功利层面吃力不讨好呢？

我想面对这样需求通俗的现实，应该有一部分批评家专注于更通俗地去解释或写作，为了不要让大众的读者失去阅读的兴趣，可以更通俗甚至别的。

至于言语的文本或语篇是否能够与实际对应，这是另外一个语言哲学的问题，而不是语言学的问题。因此还需要先提醒，一个句子或命题的意义真假并不影响这个句子或命题本身的意义，这是语言哲学中关于命题和意义的常识，因为，句子的意义有没有不完全取决于它的指称，即指向现实中的事实、实存并互相映证；句子的意义取决于其意义是否形成或者是否是一个综合判断，或者说它是否能够形成新的意义或知识。

为什么会引起广泛的争论呢？我想，主要是因为每个批评家都认为自己的表达是有意义的，或者自己的艺术批评表达不存在语言上的问题。

段君的本土化的主要意图具体还在于将艺术批评中的西方理论或西方理论的翻译的成果在艺术批评的征引中进一步本土化，或者进一步localize，使它们变为一种在中国确有其事的或者艺术批评家的表述有与实存相关的真实意义的，同时使读者能够看懂。读者能否看懂这个问题大可不必当成一个问题，只有作者知道他的写作是与什么人对话就可以了，能否通俗易懂，大可不必勉强。当然这里的本土化的意思还对照着一个中国哲学史上的术语：格义。

格义是魏晋时期流行的一种解释佛经的方法，即将佛经中的名相用中国固有的老庄学说中的概念和词汇进行比附和解释，以此来解决佛经翻译的理解问题。但是这种方法失之于牵强，流之于文字，直到鸠摩罗什的翻译之后，格义的方法日渐被人舍弃。但不能忘了舍弃不是决然的，因为翻译和理解也不是断然唯一的。

那么提艺术批评中的本土化即西方理论（不管其形态是怎么样的）的汉语理解有意义吗？是有意义的。因为各种现实问题和学术腐败确实制造了太多充斥视野的有问题的翻译和译介文本。对于这些翻译的作品，你说它们是垃圾就太过于独断也太不负责任，因为它们不尽然都是，有些东西还是准确的。但是这些有问题的文本以零散、片段的方式，充塞着国内学者的知识结构，因此，误用和因误用导致的知识生产就是一种很普遍的现实，这种现实确实对研究问题起到某种混乱的作用。那么怎么办？

对待西方理论，我想只有两条途径，那就是精通某种外语或依靠少问题的译本。但是，需要提醒的是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解释，其结果是一种过滤过的东西，这个滤网就是文化语境。因此，苛求完全准确简直是不可能的，同样作为母语为汉语的人再精通外语也存在思维与文化语境转换的问题，因此，所有的对翻译和理解的苛求准确的要求都是吹毛求疵的。

那么问题在哪里？是不是就不能征引西方理论了？是不是担心一说话就错的禅机使自己变成笨蛋了？我想，统统不是。尽可能地理解你所征用的理论，主要是指其语境和术语的意义，因为中西方文化沟通实质就是一种转换和比附，也不要排斥比附，因为除它之外你别无可依。关键在于将理论的讨论严格地限定在讨论的对象之中，这是学术严肃性的基本要求。对于讨论的问题而言，对西方理论的误读、想象性阅读和由此基础上的演绎都不成问题，只要你不要将这种知识产品与其原语境的学术研究对话，因为你的这种产品始终都是异域风情的，你研究的不是他们的问题，而是你的问题。也就是说，能够准确就尽量准确，能避免过分想象和真正误解误用就要避免。

话说到这里将涉及一个语言何以表达思想的问题。语言能表达思想吗？或者说是不是存在一种严格的更精良的语言以抵消日常语言的不精准性？对前一问题而言，语言就是思想。对后一问题而言，显然是不可能的；人们除了日常语言之外别无他依。至于是不是20世纪西方人文、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语言转向的问题，则不是太要紧，因为这种转向的目的是使思想表达得更科学或者更准确，或者说是对人与世界、自身关系的重估，由现代哲学的主客二元模式过渡到对这种主客二元模式的消解，以达到现实问题促成的后人对前人遗留的人之意义或确定性问题的认识的追问，或者说战后的人们将价值问题回归到自身性的理解基点。但是，不管是主客结构的心智结构和认识能力还是自身性的，它们都需要严格限定范围的日常语言来表达。

如果仅仅将语言看作交际的工具，那等于什么意义都没有。对于思想或者学术问题的表达而言，在语言中存在或如何言语才是重要的。对艺术批评这种言语方式而言，区分讨论理性问题的语言和讨论实事的语言是非常有必要的，否则，就陷入混乱的言语之争而不产生任何意义。具体而言就陷入利害、利益问题而无关理论或学术问题。应该把学术或理论问题交给理论世界，将利益问题交给现实世界。

对于汉语写作者而言，要么文言写作，要么使现代汉语的表达更复杂化以便更精密地表达意思，要么英文写作，要么使现代汉语表达的意思更加地大白话，我想，这些方式都有价值，因需所取就可以了。

【编辑：李洪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