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闻“枫林鹤馆·蔡鹤洲、林金秀艺术生涯百年纪”画展将在中秋月圆、桂花飘香之际——9月28日至10月20日，在深圳美术馆隆重展出，回首百年陕西绘画史，心中掠过一丝安慰，一丝欣喜，一丝怅惘。

安慰的是，在蔡鹤洲先生去世四十年的光阴里，他的画作终于可以重见光日，让观众在饕餮大餐中，享受艺术盛宴，领略先贤大师的艺术风范；欣喜的是，深圳美术馆将这次展览作为一次重要的艺术活动，南方的各大媒体也在画展开幕之前，给予了深切关注，这将为中国画坛及评论界对蔡鹤洲绘画艺术的重新认识，提供了有力保障；怅惘的是，追溯蔡鹤汀、蔡鹤洲、区丽庄、林金秀兄弟妯娌的故事，可以看到他们一生的辉煌与艰辛。他们曾为整个中国美术史留下浓重一笔。但时光易逝，红尘滚滚，许多事、许多人在渐行渐远中，需要我们去重新捡拾，重新认识。

家贫勤学 青年成名

蔡鹤洲先生的一生，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

他出身名门，世代书香，其祖为北宋著名书法家蔡襄。他是蔡襄的第26代世孙，属金墩房桂馨公“学”字辈。生前为中国美协会员、陕西美协会员，是我国当代最主要的花鸟画家之一。

蔡鹤洲1911年出生在福建一个贫苦多难的家庭，姊妹众多，家境贫寒，缺衣少食。由于疾病缠绕，兄弟姊妹八个，只剩下他和哥哥蔡鹤汀、妹妹蔡鹤如。由于贫穷，他只读了一年书就去帮母亲做工。11岁又当了漆器描花的艺徒，每日挑水煮饭，运送漆器。十四岁拜俞鸿冠为师，学画布景，随后相继接些制景、广告等活来维持生活。十七岁接手俞鸿冠的店铺，画布景并兼做一些商业广告业务。

其时，因生活所需，蔡鹤洲除坚持画布景养家糊口之外，也早已开始从事中国画的研习。他利用业余时间，从事人物、山水、花鸟、仕女及走兽创作。他曾在南京半年，因剧院亏空，虽衣食无忧，但无法供养家中生活。这时，经人介绍，他认识了国民党主席林森，并为之画像，获得赏识。

人生如梦，机遇总是和挫折并行。蔡鹤洲虽然在不断漂泊中挫折重重，但随着阅历的增加，画艺的提高，加上他天分的聪颖，他将自己对布景的心得总结出新颖的电光布景技术，赢得了许多客户，年纪轻轻，便名声大噪，赢来了许多慕名学艺的人。

交游广泛 饮誉画坛

蔡鹤洲兄弟结伴前往上海，加入上海画会。以严谨的画风，真诚谦和的个性，交到了许多好友。这时一家画廊特邀他们兄弟举办画展，画展上不期迎来了国民党主席林森，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等官员，及上海的社会名流杜月笙、黄金荣等，并被推荐前往南京办展，没想到画展场面火爆，订画者众多，好多幅画下面叠贴了多张订单。

从蔡鹤洲先生之子蔡小枫家中现在完好保存的一张1942年在魏氏容园画人节纪念的一张摄影存照，当可见蔡氏兄弟交游之广。此照由当时影坛大师郎静山所摄，金石书画家钱瘦铁先生所题，摄入人物二十四人，因年代久远，现能考证出的有黄宾虹、朱屺瞻、汪亚尘、钱瘦铁、唐云、吴青霞、应野平、谢稚柳、刘海粟、黄幻吾及蔡鹤汀、蔡鹤洲兄弟等，他们均是当时活跃于上海画坛的名流。

其后日本占领租界，钞票贬值，他们兄弟不断漂泊返回福州。不久福州沦陷，他们来到南平，并在此举办画展，时有延建司令陈浴新前来捧场，买画题词，十分交好。兄弟合作，并为国民党将领顾祝同画了幅《马上平倭图》。他们的造型能力极好，每幅肖像都精心布景，根据画主人的形象、性格、职业不同而匠心独运，以各种生动贴切的背景描绘烘托而相得益彰。

南平展后不久，福州日寇未退，家中凶信来传，母亲病危，他们兄弟回家治丧之后，一直未再出门。

一段时间后，经友人相邀，他们来到香港，认识了张大千先生，张大千对蔡氏兄弟的画作很感兴趣，并谦虚地说：“我的哥哥张善子也好画虎，可你们兄弟的画更别具风格。”在香港福建同乡会长胡文虎的支持下，他们的画展在香港成功举办，并出版了封面由张大千题写的《蔡鹤汀、蔡鹤洲、林金秀、蔡鹤如画集》第一辑，扉页有于右任先生所题的《三峰挺秀》，及孙科、张道藩、高剑父等十八位名家题词。为答谢胡文虎，他们兄弟合作一幅卧虎肖像，将该造像主人公设于四尺整纸竖幅中央位置，布衣长衫，手捧书册，头略抬，面向画面左侧，略有所思状。用笔亦方亦圆，遒劲有力，衬托出主人公气定神闲的内在气质，传神达意，惟妙惟肖。

蔡氏兄弟和夫人全国巡展

解放后，蔡鹤洲客居长安20年，并与长安画坛的赵望云、石鲁、何海霞、岳松侪、郑乃珖、康师尧、陈瑶生、叶访樵、陈止中、杨清我、韩秋岩、张寒杉、方济众等诸多画家相互交流往来，并组建红蓼画苑，举办培训班，致力于提高陕西群众美术的基础实力。画会的建立，加强了画友们之间的情感与绘画交流的友好氛围，同时也带动了他们的创作技艺与热情。1958年“红蓼画苑”与“莲湖画会”合并为“百花画会”，康师尧、韩秋岩、王冰如、叶访樵、陈谣生、陈止中等人参加，并共同举办多次画展，深受群众喜爱。

工作之余，蔡鹤洲一直坚持国画创作与研究，画了大量作品。1960年代初举办的蔡氏兄弟、蔡氏夫妇画展，均是从他们平时画的上千幅作品中挑选出来的。那时，蔡鹤洲体弱多病，他蜗居在那间狭小的房里，拖着瘦弱的躯体，迸发出的却是高涨的创作激情与才思。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由美协推荐，蔡氏兄弟和夫人相继在南京、无锡、上海、杭州、青岛、济南、天津、烟台、福州、厦门等地和西安举办巡回展览，获得很大成功。这次巡回画展是他们一生勤奋创作的一个里程碑。展出过程中，烟台市国画研究小组，西安画家康师尧，剧作家袁多寿，上海画家陈佩秋，厦门画家张人希，福州阿兰、陈老仓及陕西教育家霍松林等先生，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文章和专题报道，高度赞扬了他们丰富多彩的画作，以及精湛的创作能力和特有的艺术风格。尤其这次巡回展，是兄弟、夫妻四人联展，这在中国绘画史上，则不多见。

遒劲红梅 不屈不挠

1966年陕西戏曲研究院搞社教，又逢精简工作人员，蔡鹤洲因长年有病，不适应北方气候，一直有回南方工作之意。但随后的四清运动、社教运动及文化大革命，政治高压越来越严重，涉及面也越来越广。由此，蔡鹤洲越发小心，但是厄运还是不请自来。他被熟人陷害，以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被贴大字报、批斗，并住进了牛棚。

从此，不断的交代、反省、检查、劳动改造、靠边站，身心交瘁。直至真相大白，他又能提笔作画，心中非常慰藉。那时，蔡鹤洲每日从剧院往返至西门外特艺厂约八里多路程，每天步行要一个多小时，可他乐此不疲，留下的白描画稿不下百余幅，应是他晚年最多的一批珍贵线描稿。其中有一幅七米多长、三米多高的《竞艳图》，创下了至今仍是全国最大的花鸟画题材之屏风巨作。

1971年，身心交瘁、瘦弱不堪的蔡鹤洲，在苦苦支撑中迎来了宣布他“解放”的日子。他心痛地靠坐床头，翻阅着退还被抄的作品。看着许多短缺的画幅，痛心不已。政治上的“解放”，他如释重负，却又不堪精神遗痛和身体衰弱而再次病倒。他不停地低烧、咳嗽，就诊的结果为肺结核。在这种情况下，陕西人民大厦会议厅需要重新布置，前来联系他作画，蔡鹤洲还是答应了。他拖着病体，来到人民大厦会议厅，面对墙面，一手执笔，一手捂着胸口，极力压抑着不停的咳嗽和喘息，因画幅太大，还得搭着凳子极其艰难地上上下下。但他坚持画完了这幅《红梅图》。这是他生前的一幅绝笔之作，这是否也预示了蔡鹤洲先生在严冬面前，如坚挺遒劲的红梅般不屈不挠，呕心沥血地把自己的鲜血滴洒为满树的红梅点点。

在人们印象中，蔡鹤洲总是在不停地作画，平时待人也很平易谦和。至今许多人提起，都尊称他为二先生。可惜天不假年，正当他准备在为之苦苦献身的艺术道路中，作新的探求与跃升之时，却因经历了太多的风雨磨难而英年早逝，杳然而去了。

最后弥留的十余天里，蔡鹤洲呼吸困难，已无法卧床睡眠，只能双手俯身爬坐在床头桌上，一头雪白的银发散乱在头顶，双眼困倦无力苦苦支撑着。不久病重不治，鹤驾西归。时尚健在的何海霞、叶访谯、李滋渲、王阴桐、韩秋岩、蔡鹤汀等前辈画家，联手在悼念蔡鹤洲的挽联上，用素底手绘青竹秋菊后，在其上挥写“丹青生活五十年落笔百花齐放，长安写作廿载一意推陈出新”的挽词，情真意切地概括总结了蔡鹤洲的艺术人生。

独特绘画技法 影响中国画坛

回首蔡鹤洲艰难坎坷却又极不平凡的一生，没有被重重的磨难而销蚀掉与命运抗争的信心，却在文革中被迫害因病而亡。然而其在艰难坎坷的一生中，痴心艺术，矢志不改，不断研究，精心揣摩。其画法早年师法任伯年、吴昌硕，后受岭南画派影响，并吸收西画技法，“集众长而独运”，自成家数。他一生勤奋创作，绘画题材广泛，山水、人物、花鸟、走兽，无不涉猎，所绘花鸟草虫，形象生动，俏丽可爱，雅俗共赏。中年以后，常用极薄皮纸作画，以色粉点厾花卉，墨色渗化，鲜嫩欲滴，别有一番情趣和效果。他以融合古今，折衷中外，反映新时代精神、雅俗共赏的新的水墨语言，给当时相对比较固守传统的陕西画坛，注入了一股生机勃发的活力。其创作不落俗套，善把水、墨、色融为一体，并在薄如蝉翼的皮宣上，营造出独有的滋润朦胧，形成蔡氏独特的绘画技法，影响了中国画坛。这种独特的表现技法，开辟了花鸟画创作的一个新境界。蔡鹤洲昆仲从南方画坛给北方画坛带来的新风，影响了一大批长安地域的画家，为当代中国画坛，开辟一条蹊径，从而肇创了蔡氏独特的绘画形式，承前启后，自成一脉。

他的夫人林金秀也是当代最有成就的女性画家之一。他们与蔡鹤汀、区丽庄共创荻芦庵画室，早早就担负起生活的重担。在漫长的一生中，他们夫妻相濡以沫，风雨与共，朝夕相处，共研艺事，多次在港、澳、沪、杭、京、广及东南亚一带，举办夫妻联展，成就一段佳话。1950年定居西安后，他们更是举案齐眉，携手丹青，先后在西安、天津、福州、北京、南京、杭州等地举办兄弟画展、夫妇画展，并与当地的艺术家们共组红蓼画苑，振兴长安画坛。他们的画风与人品，影响了几代人，为繁荣新中国的文化艺术建设，培养艺术人才做出了很大贡献。

在深圳这个中国文化的前沿阵地，蔡鹤洲及林金秀的绘画艺术，一定会为这美丽的南国，带来一丝丝温馨的温厚。

【编辑：刘建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