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贡布里希纪念讲座”我们特别高兴邀请了英国国家美术馆馆长尼古拉斯·彭尼教授[Professor Nicolas Penny]。
彭尼教授，30岁出头就被聘为牛津大学斯雷德讲座教授[The Slade Professorship of Fine Art]。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荣誉，是由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设立，贡布里希爵士就是斯雷德讲座教授之一。同时，彭尼教授也成为剑桥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Cambridge]的高级研究员，后来他到牛津大学著名的阿什莫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 of Art and Archaeology]工作，成为西方艺术部门的主管[Curator]。Curator就是集研究、鉴定与策展为一体的主管。同时他成为贝利亚尔学院[Balliol College, Oxford]的教授研究员。再后来，他出任英国国立美术馆的文艺复兴艺术的主管。众所周知，文艺复兴艺术在欧美国家当时是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他又到华盛顿国立美术馆雕塑部成为主管，可以说是他建立了华盛顿国立美术馆雕塑部。2008年以来，他就任英国国立美术馆的馆长。
当我介绍彭尼教授整个工作和研究经历的时候，学习艺术史的人都会发现一个问题——通常会认为存在着两种艺术史，一种是大学里教授的艺术史，还有一种是在博物馆里工作的人做的艺术史。有人认为，这两种艺术史是冲突的。英国一直以艺术鉴定为重阵，于是就有一些争论——搞艺术鉴定的人看不起艺术史家，认为艺术史家不懂艺术；艺术史家看不起搞鉴定的人，认为这是伪科学。但是从彭尼教授的工作经历来看，他是集两者于一体的学者。从他个人的成就来看，两种艺术史——大学的艺术史和博物馆的艺术史之间没有任何冲突。彭尼教授在艺术史领域很有成就，同时在鉴定领域也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一贡献在西方是很著名的。1991年，当时的诺森伯兰郡的公爵[Duke of Northumberland]藏了一幅拉斐尔的作品《粉红的圣母》[The Madonna of the Pinks]，这幅作品一直被认为是拉斐尔遗作的复制品，但是彭尼教授确认为拉斐尔的真迹。这件事在当时非常轰动。彭尼教授将个人对艺术史的研究与艺术鉴定及博物馆工作紧密结合在一起。他早年写的拉斐尔方面的专著就是一个很好例证。
这次讲座，彭尼教授主要探讨古典艺术和古代文化的问题。国内我们很多人也常讲传统，但往往会只讲传统而不研究传统，把传统当作一个挡箭牌。我常常把它描述为一个惰性思维的挡箭牌，即一旦要拒绝接受新事物，便转向传统，但这个传统到底是什么，却不去具体研究。迄今为止，常让我们艺术史学者感到羞愧的是，我们有这么伟大的艺术传统，但是缺少几本真正有分量的研究性著作。我认为，离开传统是不可能有创新的，但如果光拿传统当口号喊，是不起作用的。
彭尼教授的讲座，第一个奇妙之处在于对细节的把控，四个讲座处处充满了细节解读，而且这些细节是跟历史的具体情景密切交织在一起。主讲人讨论这些细节，并不是为了逃避思考核心的历史问题而去找一些人人都不太知道的Insignificant（无意义的），即其实没有什么意义的事实。演讲中提到的作品对大家而言都几乎是耳熟能详的，但这些作品在讲座里又完全是新鲜的。在细节的叙述中，可以感受到一种宽广的历史维度。彭尼教授并不像一些鉴定家、鉴赏家为了欣赏某个细节而去欣赏某个细节，为了发现某个细节并从中得到乐趣，而是带着深刻的史学思考。艺术史作为历史研究，始终不能放弃重大的历史问题意识。
历史，就像贡布里希所曾说过那样，是一块有着很多小孔的瑞士奶酪。我们之所以研究历史就是要设法去穿越这些小孔，去弥合其空间。只有找到重大的问题突破口，我们才能有效弥合复杂的细节。演讲中似乎没有下任何定论，但让人感受到了历史的重要基点。历史在某个基点上发生了微妙变化，而这个变化却又牵动全局。如果细节只是细节，没有意义，而如果细节牵动了整个历史脉搏，就具有了不寻常的意义。这也正是演讲的第二个奇妙之处。
第三个奇妙之处在于其主题选择。彭尼教授在选择主题的时候，完全考虑到了听众。第一讲讨论“Antique”，对于古物和传统是中国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讲演呈现了一种思想史，即非欧洲艺术特别是中国艺术与欧洲艺术的交融。第二讲，帝国与焦虑[Empire and Anxiety]，这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强国最关注的问题。此外，风景画[Landscape]，神话学与寓言 [Mythology and Allegory]。他选择的四个主题，和中国（艺术）相关，也是欧洲艺术史上最重要的问题。
我的博士导师哈斯克尔教授创造了一种艺术史的新写法，即把以创造者为中心的艺术史写作模式转化成包含受众的艺术历史，转化成含有观看绘画、收藏绘画的历史，其《画家与赞助人》这本书在1965年出版时，彻底改变了西方艺术史的风景线。讲座中，彭尼教授展示了几张提埃波罗作品，像提埃波罗这样的艺术家，曾经无人问津，但是由于艺术史写作模式的转换，产生了新的研究价值。第二讲其实是关于趣味，从审美趣味的变化、从艺术收藏鉴定鉴赏的角度来写世界艺术史的交融史。至于风景画[Landscape]，这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到了19世纪以后，成为西方艺术的主要母题。最后，讲演回到了西方艺术史最重要的核心问题，虽然他没用“再现”[representation]和“现实主义”[realism]这样的词，但却以具体解读的方式讨论了再现性艺术。我们常常简单化地下结论，说西方艺术写实，中国艺术写意，西方艺术讲物质，中国艺术讲精神，其实误区甚多。彭尼教授告诉我们，自从古希腊、古罗马，文艺复兴以来所复兴的写实主义再现性绘画，其主要目标是表现精神性的东西——神话与寓意。寓意与神话可不是Marvelous，而是Fantasy，是不存在的东西，是人类精神需要所构想的Fantasy。而西方艺术的一切写实手段就是为了再现人类的梦，再现人的Fantasy，人的ideal，即人的理念、理想或者理想的价值[Ideal values]、理想的美德[Ideal virtues]。
现代学术研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知识点问题，而是思维方式问题。对西方艺术史的知识点了解，在座的学生甚至要比美国学生好得多。但我们要去除这样一种观念——因为我们中国人懂得知识点比他们多，就强势。彭尼教授向我们演示，不光介绍西方艺术史知识，更重要的是演示了他个人对于艺术和历史的理解。同时，在他个人理解中融进了欧洲甚至于美国历史学术研究传统里富有生命力的元素。
所以艺术史与历史要不断地翻新，被再创造。事实上，历史是不会静止的，历史是过去[Past]，我们永远要用新鲜的眼光去重新解释历史。但这种解释不是随意的解释，必须有历史根据，而历史根据不是一般化的、概念化的定论，是像不断地在鲜活的历史长河之中抓住活鱼。4场讲座都是在鲜活的历史之河中展开，彭尼教授努力为听众抓住这些活鱼，又放回河流，使之成长，变异，成为新的历史事实。举办贡布里希纪念讲座的最终目的，是让我们学会如何从历史、艺术史当中撷取这种智慧，并意识到该如何走自己的路。
【编辑：江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