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

据诸家网媒报道，2012年7月26日，是启功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日。

从网络及印刷品所刊示的照片看，启功生前体态圆肥、鼻梁架镜、爱眯眼笑，真有点他所自况的“熊猫”风味，进一步说，是“布玩具熊猫”。逮至晚年，策杖流憩、肉赘赘而腹便便，尽管寿祚绵长，遐龄九秩有奇，但还是很让人为他的健康担心。“熊猫”残年果然“病了”，还病得不轻：行动不便，拄着四脚铝合金架;小便失禁，挂着导尿袋;此外，还有诗词作品如《渔家傲·就医》、《七律·心脏病突发》、《五律·心痛》、《七律·忽然患聋》、《南乡子·颈架》、《五古·颈部牵引》、《七律·痼疾》、《沁园春·美尼尔氏综合症(中东辙、江阳辙、言前辙三首)》等可证。唉，元白老爷子可是遭了大罪啦。

除了体态“松弛”，启功还性格“松活”。这方面，台静农(作家、文学评论家、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曾以“淘气”状之，最是贴切。这词儿，是他读了老友晚年“涮”味十足的《自撰墓志铭》等诗词作品后脱口“总结”的。对此，启夫子也不避讳：“编顺口溜是我的特长，……编完后还要在相好的同仁间传播一下，博得大家开怀一笑。……淘点儿气，犯点儿坏，也是人之常情，只要适可而止。”启先生的幽默风趣是出了名的，折磨人的导尿袋被他戏称为“赐紫金鱼袋”;牙坏了就捂嘴，连说“我无齿(耻)”;颈牵引就说“我上吊”;吟诗、著文甚而学术演讲，悉以“胡说”自嘲，“我们这族人在古代曾被广义地称为‘胡人’，那么胡人后裔所说，当然不愧为胡说。即使特别优待称之为诗，也只是胡说的诗。”(《启功韵语·自序》)。对先生而言，如斯例子，在在皆是。幽默之外，谦虚、随和、仁厚、宽容等词汇，在关于启功的回忆文章中，直似雨后春笋。令人油然而生感佩的故事实在太多，兹不赘。

我想阐明这样一个观点：与“松弛”、“松活”、“幽默”、“谦虚”、“随和”、“仁厚”等概念形成剧烈反差的，是启功的书画风格。班班易见者，乃“启体”书法，秀劲、谨雅、蕴蓄、清肃、修拔、端朗、紧凑，绝无疲沓、毫不懒散、厉践矩矱、远去粗俗，用“坚净”二字概括，怕是再恰切不过。坚净居中坚净翁，体貌与行世，怎会如此“龃龉”厥腕底之书?“书如其人”的观点，在启功身上所发生的“折射”现象，该如何解释才算合理?我个人非常钦仰启先生其人，并非常喜爱其书，对于表面上看似枘凿的两者，我的一得之愚是：所谓“松弛”、“松活”，也许正是“坚净”的另一种极致表达。对足堪名家的书画人(广及文艺人)而言，某种内质风格的极致状态，往往有顺、逆两种截然不同的走向。一般情况下是顺向的，比如金农与“漆书”之孤冷高拙、朱耷与其书画之危穆奇僻;此外便是恰成反动，拿齐白石来说，那种雄健泼辣、纵横天真的书画篆刻风格，与其秀骨清相的书生形貌、谨慎吝啬的小农做派，是很难联系到一起的。还有赵朴初，貌似“启功之书”而书如“元白之貌”，以至于若干年前首次见到两人合影，我便依“书风”印象而误判了他们的“真身”。

体态容貌、日常举止与艺术风格之间，一定存在某种关联，留待智者作进一步查考。讲到这里，干脆再拽出一个“南辕北辙”的极端例子，那便是河南的水墨人物画家李伯安。李于20世纪末名噪画坛，靠的是长卷巨制《走出巴颜喀拉》，以及本人“画未竟而身先死”。在中国，“死”竟然成了一种引发关注、赢得价值认知的有效手段，可见我们的神经已经麻木到了何等程度!实际上，如果没有冯骥才、刘勃舒等文艺界“腕儿”的振臂高呼，单凭一“画”一“死”，李伯安大概还要继续“圉圉焉”下去，岂敢奢望今日“洋洋焉”的燎原之势!故而我劝书画诸君，闷头创作之余，还要操心拜识几位掌控着艺术话语权的“大佬”，免得将来泉台路近了，一仍门庭凄寂。

扯远了。李伯安与我虽然先后供职于河南美术出版社，却缘悭一面。他死后，我曾以记者身份采访过彼夫人，另佐以相关图文资料可知，李伯安白皙文弱、轻言缓语、良善宽和、拙于世术，却画风狞厉奔纵、沉郁森冷、倔傲深浑、势吞八荒。画家与作品之间的关系极为紧张，迸发出巨大张力。这般触目惊心的“坼裂”景象，几令人瞠目结舌，右于启功多矣。

启功书法之余，还寄情于小写意花鸟画创作，题材计有松、竹、梅、兰、菊、荷、葡萄等，另有相当数量的意笔山水，画风清雅秀劲，颇类渠书。事实上，少年启功即有丹青之志，一心想做名画家，十几岁时拜贾羲民为师，复经贾介绍问艺吴镜汀。贾长于画理及鉴定，素来反对王石谷山水琐碎刻露的风格，吴却独有情衷，在具体技法上，启功或从吴为多;20岁前后，又拜识溥心畲、溥雪斋、齐白石、张大千等名流，在诗文、书画、金石方面获益匪浅。启功在绘画研习上的一个重要节点，是对溥儒所藏的一卷无款宋人《山水》及明代“松江派”画家沈士充的《桃源图》，精意勾摹数遍，从而夯下了较为坚实的根底。统而观之，启功的摹古对象，主要还是“元四家”与“清四王”，典型的传统文人习画路子;到40岁，建国之初，启功画名已在都门与日骞腾，深受当时正奉命筹建中国画院的叶恭绰之赏识，曾派他到上海等地考察。如果不出意外，自北师大调入画院专职绘事，则今日启功，不说迫近大风堂，至少未必以李可染为谢。孰料变起俄顷，反右运动开始，启功以“叶派人物”获罪，从此画途断送。文革后期以来，书名日隆，墨债猥集，疲于应付，丹青自然冷落。偶值技痒，无非零笺片纸、故技稍温而已。那个曾经饱满美艳的“画家梦”，唯有在长长的咨嗟声中任由它破碎去了。

启功启功奈若何!对他来说，没怎么想当的“书法家”却当得铺天盖地，心驰神往的“画家”却做得零敲碎打，造化弄人如此!在时势命途的揉捏、摆布之下，一己之奋争，往往显得“蚍蜉撼树”般渺小、可笑复可怜。最终，冠一顶啥样的帽子来总结人这辈子，尤其是有着浓烈文艺情结的“痴者”的一辈子，很难说，真的很难说。

有时候，再难说也得硬着头皮说。譬如评论启功的书画艺术，便是一件相当为难的事情。他太完美，温润如玉、莹朗如月、坚净如冰、渊博如海，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挑不出什么大毛病，甚至让人不忍挑剔。在美术批评写作中尖刻如我者，在启功这个选题前，竟然徘徊移日而无从置喙，放弃之念闪烁数四。我自诩的那些“药石之言、燃犀之语”，拿来对付启功，基本没什么作用。因为在相继阅读了《诗文声律论稿》、《古代字体论稿》、《启功丛稿(论文卷、艺论卷、诗词卷)》、《启功人生漫笔》等大量资料之后，我个人认为，将启功视作文艺界、学术界、教育界一面镜子，堂堂正正、烛幽洞微的镜子，锋利点说，一面其大无匹的“照妖镜”，或许才是最具压强的震撼选择。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启功的“照妖”作用体现在多个方面。当今文史、书画界，沽名钓誉、妖淫造作之徒，可谓摩肩接踵。只须照照启功这面镜子，牛鬼蛇神们便将原形毕露了。

首先，启功是丰厚学人，学术研究涉及中国文学史、艺术史、历史学、语言学、文字学、佛学、民俗学、敦煌学、文物鉴定等领域，尤其对清季典章制度之熟悉、书画碑帖鉴定之精湛，堪称当代独步。一篇篇论文、一本本著述扎扎实实地摆在那儿，我欲不敬重不得已。这不像某些长年蹲踞高校、以“著名学者、教授、博导”自我粉饰的座山雕式人物，双鬓早已苍苍、腰包早已鼓鼓，却拿不出几篇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其次，启功精研诗文、深通格律，不仅能作高华谨饬的文言文，还能写平实流畅的白话文，诗、词、曲、联更是信手拈来。这不像刘正成(国际书协主席)、朱清时(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两位，为贺66岁同寿，于2012年农历六月初六这天，登峨眉金顶“赋诗”，并将各自诗作(刘句：锦城论道又寻幽，白象云开天门晓。十面佛光沧海近，六六寿同峨眉高;朱句：六六老翁相携游，普贤开颜云海秀。四面八方皆平安，行愿品高驻心头。)高悬网际、广为传示。拜读之下，竟然平仄、韵脚、意境俱亏，老哥俩这把年纪，又是所谓“文化名流”，也真好意思得紧!再者，启功尊师(陈垣)爱妻(章宝琛)，至死不渝。他售卖书画作品，筹资百多万元，以恩师书斋名(励耘书屋)在北师大设立“励耘奖学助学基金”;相濡以沫的老伴去世后，他坚不续弦，为拒媒人上门，断然将双人床易作单人床。这不像时下书画界的师徒关系，熙来攘往，莫非名利。闻有河北书协主席某某，所纳弟子多系地方官员，上演了“拜师门”丑剧。也不像某些书画人，个人状况稍有起色，便闹离婚、置二奶，妄念丛生，鲜廉寡耻。如是等等，不一而足。

在当下“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诗文书画界，没有人比启功作镜更具资格、更合适!他是一脉清流，让污泥浊水自惭形秽;他是一眼深井，令“半瓶子醋”们枉自晃荡;他更是富含紫外线的一束骄阳，蠢蠢欲动的“五毒四害”，至少需要稍稍敛容、略略绕行，才能免遭消杀。

设若蚌镜自照、犀角独喻，则我斗胆以为，无论书法还是绘画，启功都将“雅人深致”做到了30年来第一人，这点后世自有公论，不必当面打嘴仗。有人诟病“启体”直白寡味，那只好怪自己完全不懂欣赏。自点画之间涌溢而出、酌焉不竭的学问书卷之气，并世无两。斯般气息，在而今艺坛，贵如高原雪莲，不可能再有养蕴发挥的土壤。然而，恰恰是总以“学问”的心态及手法从事艺术，招致启功书画“理性”迈于“感性”、“程式化”强过“人性化”，真宰上诉的感觉因之削弱。启功原本有着丰富的个人性情，但在书画艺术创作上，却被“学理”二字绑架拘禁。类如汉字结构的“黄金分割律”、“楷书、行书结构要紧凑，间架不好，就谈不上用笔”等说法，事实上都是“学理”思维之业障。若以国画史作类比，则不客气地说，启功的路子正如逊清山水之“四王”。故而，单就书画艺术言，启功可称名家，甚至大名家，却与“大家”无缘。

启先生的书画，坏就坏在太守“规矩”了，遗憾就遗憾在太少“淘气”了。他的“淘气”，没用到书画上，却在诗词艺术之圃奇葩怒放。那些不避俚俗、不择题材、疑古破古、呵佛骂祖的做法，为“真情井喷”铺设了宽阔河道。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启功的诗词创新，才真正当得起“启体”二字，与齐白石在国画上的“衰年变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就艺术高度而言，“启体”诗词并不亚于白石老人的花鸟画，只是当世尚未意识到而已。启功称“诗词大家”可无愧色，这个结论我有自信接受历史检验。近30年来当得起这个称号的，首先是聂绀弩，再就是启元白。

鉴于启功书法俗名太大，这里不妨多谈几句。照我看，他的一个重大失误，是自绝于篆隶，致使其书古厚之气大阙。可靠资料显示，启功曾云：“不能说篆、隶优于楷、行、草，书体本身没有优劣之分。”这话当然没错，但何绍基所强调的“书贵有篆分意度”，看来他是绝难梦见了。行草书必以篆分翊戴，方有“出尘”之致，是为不刊之论。从不写篆隶的启功，在与学生讨论书法家要不要做到“各体皆精”时，竟然问道：“为了画鸡还要先画蛋，画蝴蝶先要画蛹吗?唱京剧的青衣还要会唱花脸吗?”如此发问出自启先生之口，我的确是惊讶了许久的。

某猥以空疏，关于启功的学术与艺术，还要抛出一个令人侧目的陋见：陈垣之诲训，促成了启功学术，但也拖了他书画艺术的后腿(见启文《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令我扼腕叹息的一个例子是：陈母辞世，援庵拟讣，依例当写“泣血稽颡”四字。陈垣却固执地认为，自己只是痛哭，未至泣血，宁可不合丧葬规矩，也不能撒谎，遂当即删掉“血”字，根本不管“泣稽颡”是更疏远一层的亲属名下所用的。这种严谨学者的“僵直”做派，势必要对启功造成直接熏染。就学术研究而言，这是大优点，但移治书画艺术，却有可能是一场灾难。通常来说，人们经营自己最在意的领域，往往采取最惯用之方法。启功先是画家，后是书家，总之“艺术家”乃其毕生志向，至于吟诗填词，不过闲暇玩玩而已，心态要放松得多。施展恩师苦心“浇灌”的学理性手段，去剖表及里、条分缕析地“创作”书画，是元白夫子最大的糊涂与悲哀。

可堪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溥儒漫不经心地“点化”了启功“无意于佳乃佳”的诗词艺术灵苗。据启功回忆，向心翁讨教书画方法和道理，得到的指导却总是如何如何作诗。每次呈上绘画习作，“先生总是不大注意看，随便过目之后，即问‘你作诗了没有?’” 、“画不用多学，诗作好了，画自然会好。”功初疑为搪塞，后贾羲民亦有是嘱，惑方释。窃以为，溥儒这种极端强调“诗意”而忽略具体技法指授的课徒方式，反使启功在诗词创作上有了较大的感性“撒野”空间，信如《沧浪诗话》所谓：“诗有别才，非关书也;有别趣，非关理也。”

末了唠叨点散碎话题。启功生前从不把自己的字当回事，来客不论尊卑，但有所请，不忍拂意，欣然从命，免费送出了大量作品，并公开宣称碰到伪作“不打假”，这很好，见气度!但公开否认自己是爱新觉罗氏，略伤刻意，何必呢?

最后一个刺耳的事情。启功生前头衔众多、峨峨煌煌，曾任北师大教授、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书协主席、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故宫博物院顾问、中央文史馆馆长等，这些都实至名归，当得起!但不该接受“西泠印社社长”这顶虚荣帽子。这个问题点到为止，恕不展开说了。
 

【编辑：李洪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