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春芽
9月底，第六届成都双年展学术委员会及策展人名单公布，著名艺术家周春芽将担任第六届成都双年展的策展人，围绕学术委员会的定位、以及世界双年展最年轻策展人团队的诞生等问题，周春芽接受了专访。
记者：这次是什么机缘让您进入成都双年展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的呢?
周春芽：他们可能知道我长期在成都，对成都比较有感情，去年的学术委员会我也是副主任，但是那次基本上是策展人在做具体工作，学术委员会比较松散，委员来自不同的地方。今年的学术委员会应该是比较有力量的，我们找的都是全国知名的艺术家、策展人、美术馆馆长、批评家。
组委会希望我来筹备学术委员会，我跟刘家琨、吕澎一起商量。组委会是希望我负这个责，我开始觉得有点儿耽误我的时间，没有同意，而是给他们推荐影响更大的批评家。但那位批评家也没有时间，没有办法，后来还是希望我来担当主任。我也担心这个事情做不好，影响到整个双年展，学术委员会要确定下一届双年展的方向，同时也要推荐策展人。所以说学术委员会应该是非常重要的，有点儿像成都市文化艺术方面的智囊团。
记者：作为著名艺术家，从艺术家进入一个学术委员会，要思考更多策展、组织甚至很多更具体的活动，这种角色的转换您适应吗?
周春芽：肯定不适应。严格地讲学术委员会是更多的批评家和策展人来担任，组委会可能是觉得我在成都的时间长，容易沟通，除了跟批评家、策展人沟通以外，更重要的是要跟组委会、政府方面沟通。他们觉得我脾气比较好、人缘比较好，起到的作用，事实上起的作用也是这个作用，所以我觉得你当主任不一定非要去管具体的，只要相信专业的人才。像我是艺术家，能力就是搞好艺术，但是策展或者理论方面不一定有专业人士的水平，我觉得这个也没关系，放手让选择的策展人做。
记者：这种思路的转换就是您作为主任要定调子，这个时候选择年轻的策展人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周春芽：成都不像北京、上海有天然的一个优势，这样的城市在国际上有足够的声望，但是成都这么多年来做当代艺术还是做了很多事情的，影响也比较大，但是这个影响也仅仅在国内。成都已经做了五届双年展，开始我们的想法是聘请全世界知名的大牌策展人，但发现这个有难度，因为我们城市和双年展的影响力，大牌策展人不一定会来。
所以我们转向年轻的策展人，他们虽然年轻，但跟国内很多年龄比较大的策展人、批评家相比知道的不一定少，其实年轻人的思路更广一些。我开始觉得还是有一点冒险，但是听到他们的一些想法，了解了他们的一些经历，他们几乎知道所有重要的全世界的双年展，也去看过，这是一个优势，就是他们有对比，有丰富的知识。所以我们启用他们三个人，算起来可能是全世界双年展里边最年轻的一个团队。听他们陈述自己的想法，发现他们想得非常全面，跟城市结合的很多细节都非常好。
记者：对比上一届成都双年展是28万的观展人次，创造了业内很高的记录，您觉得这一届在设计的时候跟上一届有哪些不同?
周春芽：这一届的设计凭我初步看他们的方案和想法，我觉得从参观的人数应该超过上一届。上一届的双年展还属于比较专业的展览，集中到三个部分，都是在室内。这一届双年展开始的想法，最后还没有出来，还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拿出最后方案。这届双年展策展人聊起他们的想法，整个展览是跟城市的结合与互动，参与的人应该会更多，而且展览的时间延长到两个月，我想参观的人数应该超过上一届，能达到五十万到六十万。像卡塞尔文献展是三个月，一个很小的城市，做的是全世界的一个概念，最后达到的观众是一百七十万，如果我们仅仅只有二、三十万就太少了。
这种双年展，应该参与的人越多越好，本身做展览也是希望大家来看，希望跟这个城市、老百姓互动，当然学术标准也要非常高，在业内也要看不出什么问题。肯定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这个没有什么关系，主要是把这个事情做出来，在学术上要起到一定相互交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跟社会互动。
记者：对比成都双年展跟国内其他城市乃至于国际其他城市的双年展，您觉得各自，北京、上海或者广州这样的双年展或者三年展，成都的特色在哪儿?
周春芽：成都双年展应该是继上海双年展之后中国第二个双年展，前四届是一个企业家单独来做，这个企业家也非常不容易，他也非常热爱艺术，他也希望在成都做这个双年展能给艺术一些支持。后两届是政府介入，力度更大，资金投入也更多，更加充分地调动媒体等社会资源，后两届就是一个结合，一个政府跟艺术、艺术家、策展人、批评家，以及跟老百姓整体的结合，这个双年展应该在中国是最具有特点的。
记者：政府介入的时候会对他的经营模式有哪些具体的影响?您刚才说到模式或者是投入的资源是政府拉动投资吗?
周春芽：政府出钱，完全是支持双年展，你的方案定了以后他就付钱，这个钱应该是政府的一个投入，而且政府基本上没有干预策展人的想法，完全按照策展人的想法来做，这一点成都还是比较宽容、自由的，这也是成都的一个特点。
记者：上一届是第一次从企业投资变成政府投资的行为，你感觉上一届和这一届不的，具体的关于主题上、人员运营上有变化吗?
周春芽：上一届具体的我想可能是基本上是策展人一个人来做很多事情，他自己也是有一个团队，这个团队非常能干。今年的不同就是分工分得比较细，今年是政府来搞组织，学术委员会负责整个双年展的学术标准，针对双年展的资金专门成立了一个基金会。上一届我跟政府的领导建议，双年展一定要成立一个常设的机构，比如说双年展办公室，还有就是围绕着双年展所需要的资金要成立一个专门的运营的，能出钱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今年做得比较好，很早就开始启动了这个办公室。又做了一个双年展的基金会，通过基金会的运作模式可以吸纳很多资金，包括政府的资金、企业的资金，来保证双年展的运作。所以今年比较单纯一点，策展人负责策展人的，学术委员会负责学术委员会的，策展人把方案定了以后，开始执行，执行团队是另外的，我觉得明年的第六届成都双年展到目前为止组织结构是非常好的。
记者：分工现在已经非常明晰了。学术委员会如何保证学术质量呢?对方案进行审核，包括策展主题的选择，将来作品的筛选都会有一些影响作用吗?
周春芽：学术委员会的人里边非常有策展经验的，像顾振清、郭晓彦、皮力都是在中国策展人里边非常优秀的，他们都有很多想法，而且他们也参加、策划了很多国际国内的展览，像艺术家张晓刚、汪建伟、方力钧、何多苓他们这些都是参加了很多重要的展览，所以都有很多经验。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大家都给了三个年轻的策展人很多建议，在学术上给年轻人一些鼓励，同时也给他们一些压力。
记者：对比成都双年展和上海双年展，广州三年展，最近几个大的展览，我们成都双年展的组织形式，成都您刚才谈到是政府，从企业转到政府，政府来投资、进行组织，逐渐建立起更专业、更强大的学术委员会，有一个策展人团队，包括基金会和政府管理部门等等是一个非常完备的机制，对比中国其他城市的双年展或者三年展，他们旗下的机制跟咱们有区别吗?
周春芽：有些城市是以美术馆为常设机构，成都没有一个单位，所以我让政府赶快成立一个办公室，这个办公室一定是专业的，两年非常少的时间，所以没有一个专门机构不行，成都这种模式应该是我想更国际化一点，像卡塞尔，我们记得威尼斯好像就是直接政府在做，策展人的权力也非常大。这个模式优势就是政府直接来管，经费、决策上就减少很多环节，支持的力度也更大一些。
学术委员会与双年展的政府负责人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需要沟通和理解，所有的人都想把事情做好，成都双年展办公室的负责人就非常有能力，而且很谦和，政府尊重专家的意见，我们反过来也尊重更年轻的专家，信任他们，相信策展人的方案，再报预算，如果有能力达到这个预算，这个事情就解决;如果没有钱说没有钱的事，可以沟通调整，都很好解决的，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相互要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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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洪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