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艺术批评在近十年来实现了新的转向：那就是摆脱形式主义风格学和简单化的图像志阐释模式，向一种杂糅着社会学价值论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理论进发。并且应该说，当代艺术批评所使用的“语言和表义体系”，与早期的审美意识大相异趣。当代艺术批评的知识场域，愈来愈被作为一种严肃的学术思想被崇奉；而语言维度所构建的意义认知结构，就是筑起神殿的柱梁。
当然，中国当代艺术的身份界定，源于其权力诉求的批判意识，亦即质疑艺术本体论而推重艺术的社会学意义转换。一些研究者不无遗憾地指出，当代艺术之中蕴含的情绪性表达，在颠覆传统绘画语言的视觉意义时，同时埋葬了所谓的古典审美气质。甚至有不少人会以为，当代艺术与一种刻意标榜和凸显丑陋的怪癖性格相关，以一种令人尴尬抑或恶心的视觉感挑战观者的接受能力。他们认为这完全没有必要。当然，公众对当代艺术的知觉被过于概念和夸张了，但这些批评的针对性亦不无缘由：中国当代艺术与公众的协调关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作为当代艺术批评家和艺术家也深感委屈：公众看不懂当代艺术，因为他们并不能领会和体验当代艺术的价值取向，我们没有义务去解释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是否能接受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双方之间似乎已经形成了艺术创作和阅读之间的壁垒，如果公众想在观看当代艺术的过程中获得满足，就必须屈从于艺术家和批评家预先设定的认知规范：通过阅读批评文章抑或补充艺术史的知识体系。而这套艺术批评和理论体系，无不指向当代艺术的观念性价值所在，意即理解当代艺术的关键似乎并不在于观看而在于阐释——一种近似于哲学语言的理论结构。当然，愿意刨根问底希望批评家和艺术家解释其究竟的人只是少数，并且场面会很尴尬而被视为无知者，绝大多数人愿意选择沉默于一种似懂非懂的远距离状态，只是观看。他们会很谨慎地发表自己的观点，用自身的知识经验去拼接可能获得的相关信息。在很多时候是这样，观者最终获得的是一种叙事的提示，并且是以文字记忆的方式而非视觉的方式。那么，是不是以文字的形式书写更准确和充分呢？那么，当代艺术的视觉形态，存在的价值又是什么呢？
毋庸置疑的是，肇始于1960年代的西方后现代哲学的思想体系，远远超越当代艺术的理论演绎空间。也就是说，如果当代艺术所依赖的观念性价值，被视为其全部意义的话，当代艺术存在的意义已经被消解。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当代艺术作为一种视觉文化表征，其物质性的经济价值形态，在越来越开放的公共空间中被展示，反而显现出愈加强盛的生命力。可以看到，被消解的乃是当代艺术批评理论的独立性，换句话说，当代艺术批评作为一种表义方式，其根本无从划定一块固定的领域。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当代艺术展览的研讨会上，出现越来越多研究西方现代、后现代哲学的跨界人的身影，而他们在表达思考时所使用的语言，更多是哲学和社会学家的理论和的关键词。而对作品进行图像学意义上的考释所构建的历史叙事，在对话中所激起的理论兴趣越来越淡薄：只有被认为是缺乏理论逻辑训练的少数人才这样做。对于很多策展人和艺术家而言，这种研讨会性质的理论对话，在确立其艺术史价值的层面上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没有哲学家和艺术批评家参与研讨会的当代艺术大展，就会被认为是不完整的，应该说是无法想象的。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而言，当代艺术的价值审定具有强烈的精英主义特征，往往被局限于特定的群体之中进行。一些学者对此种带有经济利益关系的所谓学术圈子进行了猛烈抨击，指出其带有某种反智性的特征。在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艺术批评界对公众的质疑态度往往是不屑一顾的，他们在相关艺术理论和艺术批评的语境中，从来没有考虑与公众进行思想沟通的问题。事实上，这个被设想出来的“公众”一直就不存在。
众所周知的是，当代艺术的学术命题是由一系列批评家的努力，共同推动构建的——包括其价值意义的阐释模式：肯定质疑和思考、肯定独立和自由的人格。当代艺术家群体作为不被官方艺术体制接纳的社会边缘人，在艺术实践上更关注自身的生存经验和文化意识。相对于体制内艺术家的创作“美好现实主义”主题的价值取向而言，当代艺术家在“现实世界”中发现的更多是失落、无助、彷徨和孤独，发现人性缺乏善意，充满虚伪、荒诞和冷漠。相较于体制内艺术家体面的身份，当代艺术家在公众的感知中更类似于泼皮。没有人会否认，1990年代聚集在北京的当代艺术家，从来不是文化体制和公众愿意接受和尊重的人：他们的生活和艺术活动被限制在极小的文化空间区域之内，当然，他们的创作同样无法被接受，因为他们完全不能符合公众所熟悉的审美教育经验。另外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当代艺术家在1980年代末始有机会移居日本、美国、法国等地，并很快为西方策展人和艺术收藏机构所接纳，199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之前落寞的当代艺术家开始变得富有起来，他们的作品被慕名而来的购买者花费令人难以置信的价格取走。我们都知道，1980年代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放，使一度陷入困境的中国当代艺术获得了资本市场的赞助。这也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时代，当代艺术家的坚持开始受到热爱西方现代和后现代哲学的美术理论家所关注，他们意识到当代艺术所展现出的特立独行的专业气质，非常符合他们想象中的思想启蒙范本。接受新思想和新理论观念的学者，开始在学术领域开拓当代艺术的生存空间，并赋予当代艺术家无与伦比的“思想者”的形象标注。当代艺术家由边缘人进入到逐渐形成的新的公共文化领域的视野之内，这个过程几乎与国外资本进入的时间是一致的。因此，不断有人怀疑中国当代艺术所谓的“批判性”与某种“西方价值观阴谋论”有关系，是一种带有颠覆国家意识形态的危险思想。在很大层面上而言，中国当代艺术的视觉形态，都与一种反政治、反美学的价值追求有关，并且有传言认为，创作越反叛越当代，也越为西方艺术市场资本所青睐。在这一过程中，当代艺术的创作完全属于艺术家的个体行为，因为这些作品没有在纳税人出资建造的公共美术馆空间内展出，也就无需为公众的审美需求负任何责任。可以说，公众在中国当代艺术崛起的线索中完全是缺席的。当代艺术的思想价值之所以受到当下公众的普遍关注，仍源于其近乎天价的销售记录，和公众未能理解其何以如此的愕然神情：这是画的什么？怎么会值那么多钱？
这里需要提醒注意的是：公众在中国当代艺术价值的讨论中将自我置身其中，其试图介入原本当代艺术的生态结构中——这是一个由美术批评家、当代艺术家、当代艺术收藏机构和资本三个块面构成的。然而在中国，讨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关系几乎是一个习惯，作为文化精英的知识分子总会以一种自上而下的姿态思考这一论题：当代艺术的思想和价值观念需要普及至大众的知识经验中，需要为大众所理解和认同。这就需要艺术理论家和批评家对当代艺术创作的前后进行历史的剖析，当然，他们很难使用公众在传统审美观念中所使用的修辞方式，而必须借用新的措辞来更准确的阐释这种新艺术的价值。在笔者看来，“公众”作为一个抽象的指称代词，从来没有确切的所指，如果有一个隐约的群体真的可以被冠以公众的名义，只能说，他们永远只是旁观者，他们从来不会关心当代艺术的思想价值，而只会满足于好奇提出“当代艺术作品为何如此之贵”的问题。当然，在今天，伴随美术馆举办越来越多的当代艺术展，公众亦更多接触着当代艺术的观念和视觉形式，尽管如此，我们仍很难说当代艺术试图与公众获得更好的沟通。要知道，美术馆在这里扮演的绝非艺术公共教育机构的角色，而只是艺术创作、传播、收藏体系的一个环节，因为，这些美术馆都是需要收取展馆租用费的。换句话说，当代艺术与美术馆的关系是建立在艺术市场运作模式基础之上的，而非单纯的学术理想。所以，我们经常看到某些当代艺术画廊代理的艺术家的作品，并不限于常常在画廊悬挂，还会租用美术馆，这样一个带有公共性质的“学术空间”进行展示。因为在普遍意义上而言，公众认为美术馆是保存知识、收藏经典艺术品的象征，美术馆展出的艺术作品，其艺术价值必然是经过专业机构严格的推敲和评判。而在文化生态追求多元的今天，艺术创作观念亦趋于多元，即使是美术馆研究机构的负责人，也不会冒然拒绝一些他并不愿意理解的当代艺术展的进入，只要是处于可以容忍的限度之内，美术馆都会接纳它们。也就不奇怪，为何我们今天步入中国美术馆的展厅，经常会看到一些莫名其妙的艺术作品，在艺术趣味和审美意境上都非常糟糕，而参观的公众可以说对此毫无觉察。这里就带入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是否美术馆接纳了的当代艺术作品就证明了其艺术价值的存在？可见并非是这样。行文至此，我想弄清“当代艺术”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变得极为迫切。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谈到，“当代艺术”专注于质疑精神和批判意识的创作观念，其思想立场指向消解权力结构及其意义模式。中国当代艺术的兴起，是1980年代以来思想界对政治意识形态反省的结果之一，在艺术家的生存经验中，留存了文化大革命时代及其后遗症的印记，因此，最早期的中国当代艺术群体的创作，有着鲜明的政治文化立场，即以艺术自由的名义宣扬政治体制解放。显而易见的是，中国当代艺术创作带有强烈的宏大叙事的历史逻辑，诸如张晓刚、王广义、方力钧和岳敏君的作品，无不如此。他们创作出政治符号的隐喻，以近乎波普的手法不断“自我复制”，在一种稳定量的积累下，基本实现了对自身艺术观念的确认。然而有人亦指出，这种符号化的当代艺术作品之所以被不断制作出来，是由于当代艺术收藏资本力量的认可和推动：他们迷恋于金钱的诱惑，因此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在艺术创作的观念上止步不前，仅仅是满足于近乎“体力劳动”的重复，甚至有些艺术家被爆出自己不再动手，由助手完成自己再做些许调整抑或签名的丑闻。这的确令人感到不满：当代艺术家变得越来越富有，他们拥有宽敞的工作室、价格昂贵的别墅和豪车，甚至他们都不用自己动手完成作品。更令人愤怒的是，我们在各种主题的当代艺术展览中，看到的作品近乎毫无变化：符号化的形象作为一种带有社会学意义的视觉图像，并不是一幅绘画，理解了其初衷之后这些作品几乎不再具有“被观看的价值”。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一些研究者指出，理解当代艺术的关键不在于观看而在于阅读。当我们完成阅读时，当代艺术所提供的视觉图像便显得过于片面，以至于我们甚至无法用艺术的眼光来审视这些作品。当这些艺术家获得收藏资本肯定的时候，一些粗劣的模仿者开始出现，他们也尝试使用各种政治、商业和文化符号，并且以“当代艺术”的名义宣传自己作品的观念属性。也许是当代艺术收藏的资本过于庞大，其中不少艺术家在画廊和新兴策展人的努力下也分享了这块蛋糕。在研究者看来这是一股艺术思潮，然而在批评家眼中，这种不负责任的当代艺术操作体系的建立最终会摧毁当代艺术的思想性意义。在前几年的时间里，各种符号化的视觉形式充斥于美术展览馆的空间中，几近泛滥之势。艺术批评界和理论界亦警惕这种危险的存在，因此近年来一致抵制这种符号化过强的作品参与当代艺术的展览活动，开始推重更具艺术语言特质的新创作。即，当代艺术批评和理论界普遍认为，这种突显视觉符号的创作有过于工具化的特征，图式化在某种程度上将当代艺术的思想维度推向绝境。也就是说，当代艺术必须寻找新的生发点，才能延续其敏锐的精神姿态。
这是一种理论转向：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现象学、分析哲学、哲学解释学思想提供了观念参照，亦即消除主体价值的建构，反对本质主义、理性主义，宣扬不确定性、碎片化、无意义的思考范式。在这一过程中，宏大叙事的政治伦理诉求被当代艺术理论所摈弃，包括十年前在广州、上海等地域当代艺术家热衷探究的“后殖民问题”，在理论转向的文化背景中迅速消失匿迹。我们也深刻意识到，经济生活经验日渐取代了政治生活经验，成为中国人现实思考的道德困境。尤其是，一些气质细腻而敏感的年轻当代艺术家，尝试解构艺术主题的表达，以冷静而内敛的视觉语言，表现一种“无题”的虚空场境。当然，不太注意到这些创作细节的观看者，会以为艺术家在写实一个人、一件静物抑或一片风景，而忽略艺术家为作品注入的情绪性因素。当然，艺术家之所以会选择其自身艺术表现的物象，必定有着特殊的意味，或者与记忆有关，或者与梦有关，或者与体验有关，总之，当代艺术就是要重新回到“观看”。这里没有所谓的确定意义的价值指向，只有安静的观看本身，其指引的是一种观者发现自我的精神体验。如果说带有批判意识的当代艺术作品拥有的是一种新的知识霸权的话——因为作品所传递的信息是单向的，而且充满强迫性——那么这些追求意义模糊形态的当代艺术作品与观者之间的对话就是平等的。不得不强调的是，当代艺术的创作越来越仰赖艺术家的个体存在经验和生命意识，而这种带有自省性的哲思，源于其获取的知识结构和生命价值观。当然，当代艺术家必须使用视觉的形式语言表达自身的思考，就如同文学家需要使用文字写作一样：优秀的当代艺术作品总是能在视觉人给人惊喜，甚至令哲学研究者为之着迷。恰恰是当代艺术观念的不确定性，使艺术理论家和批评家在阐释空间维度上有了更大的可能，无疑增加了“文化重建”的可能。当然，一些批评家亦指责这种无意义的认知范式将导致客观价值的最终丧失，因为其消解的将是对历史经验和必要的社会秩序的尊重。事实上，在我看来这种带有妄想性质的忧虑毫无价值：当代艺术作为一种积极的思想形态，与政治权力的组织结构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关系。虽然作为当代艺术理论的推崇者，我们也很难相信当代艺术观念在社会生活中为人的现实境遇提供价值评判的依据，因为人的生活理想更多考量的是利益要素而非精神内核。但这也并不会令人感到沮丧，当代艺术毕竟作为一种当代精神资源，在我们的生存体验中潜在发生着作用，我们会毫不经意地被一些作品感动，这些都足以改观我们看待生命价值的尺度。
再回到前面我们一直试图讨论的问题，当代艺术试图重建人文精神的努力，似乎并没有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而横行整个国家的“消费文化”，将当代艺术的所有努力最终导向娱乐化。其实在我内心之中，一直偏向于认为当代艺术及其一切思想，都是无法完成所谓的“大众启蒙”，这不仅源于我认为这个“大众”的概念宽泛而毫无意义，最为主要的一点是，现实生活中的人，总是对所谓的近乎发酸的思想漠不关心。近几年，反思启蒙的声音在中西方的思想界日益受到关注，这些都显示出所谓的思想启蒙最终都落脚于政治权力、经济利益等实际效用，而思想价值总是存在于历史研究的著述层面，甚至可以说，认为公众接受思想启蒙最终导致了政治和历史的发展，不过是知识分子对自身的理想化认同。而指认当代艺术的思想性价值，也不过是当代艺术理论界和批评家的“意义假设”，要知道，视觉语言和文字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转换方式，而是通过知识对作品中的图像进行思想编码处理，而后又使用文字对这些编码进行阐释性的理论解码。如果说公众在理论和批评文章的阅读中，理解了当代艺术的图像编码体系，其观看作品的过程就是一种理论投射的过程，而且内在获得的知识经验，必然是通过文字带动的语言记忆完成的。就像他需要向其他人讲述这些作品的意义是，就会调用大脑中关于理论文字的记忆，并使用语言将其复述而出。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当代艺术作品的视觉编码将被文字编码记忆所替代。如果说当代艺术的观念性表达可以用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几个关键词来释读的话，那么能够促使我们回到展场观看作品的动因，只能是说视觉语言的艺术性表现，同样具有耐人寻味的审美性。在不知不觉中，这似乎预示着当代艺术对传统审美规范的回归，当代艺术家同样重视艺术表现的技艺：观念固然重要，但前提必须是优秀的艺术作品。倘若不是如此，艺术理论和批评家，就都可以被认为是最优秀的艺术大师了。所以，当有人问我当代艺术最为重要的特质是什么，我都会毫不迟疑的回答，如果我们真的弄清楚了当代艺术的精神诉求，需要我们评判的，仍然是创作的艺术性价值。也因之，作为当代艺术展的参观者，我们绝不能满足于阅读经验“理解”了艺术家创作的旨意，而更应该平心静气地欣赏作品：因为这才是艺术史的学科之本。今天，当代艺术创作愈发具有一种开放的公共性特征，其带有质疑精神的视觉表现，并不足以引发公众思考所谓当代艺术的价值取向，但是当代艺术作为一种敢于尝试的活性因子，其真正预示着未来艺术观念拓进的新可能。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作为有好奇心的人，我们终究无法满足于观看不断重复的旧形式。当代艺术在指向无意义的认识范式之时，正是在确认一种新的“意义”：消解权力构建的价值评判体系。这是一种新的语言维度：当代艺术理论的边界正在不断扩张，因为我们已然相信，视觉形式到达了能指表现的极限。
2012年10月于北京新源里
【编辑：于睿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