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今天上午的发言，我觉得都非常有意思，几个主题发言我觉得非常有价值。顾丞峰刚才说的“回忆过去是不是意味着躺在过去的成就上”，我倒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回忆也是非常重要的。邹建平刚才的发言我很欣赏，我也很赞成他的观点。我有一种很奇特的感觉，因为我刚刚在宋庄参加了一个批评家论坛，又来这里参加了“开放与传播”，其实也是一个主题的论坛，是“中国美术批评论坛”，在这两个论坛、两个会议上有一个很大的转化，语境很不一样。刚才建平说了一个词“体制内、体制外”，如果是这样说的话，我想在宋庄的那个会恐怕是体制外的色彩强一些，这个会就是体制内的色彩强一点，但是也不能说完全是体制内的。比方说在这里我们也能够听到像彭德这样尖锐的发言、尖锐的批评，完全体制内的发言场合这是不可能的，他也邀请了这样的一些人。

由此我想到整个30年来我们的语境或者是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我今天一个最深的感触。刚才靳卫红在作演讲的时候说了一句当时流行的话，说那个时候叫做“两刊一报”，两刊就是《美术思潮》杂志和《江苏画刊》，“一报”就是《中国美术报》，今天在座的年轻朋友对这个话的含义是绝对理解不到的，“两刊一报”是根据文革时期的“两报一刊”，“两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刊”是《红旗》杂志，现在没有了。当时不只是主流媒体，他们的话是一言九鼎，当时整个中国社会是没有言论自由的，如果我们不理解那个年代，我们今天在这里谈这些问题就会感到非常迷惑。在这个意义上说，通过“开放与传播”这样的一个研讨，回顾30年来走过的历史非常有必要。

30年来中国历史有很大的发展，主要的发展归结起来，我们以前政治上的集权主义、文化上的专制主义、经济上的计划经济，由这个发展到现在，我们的言路是广开了，这30年来我们的媒体做了什么事呢？就是广开言路、开启民智，这30年来我们这些美术刊物做了很多的工作，要认识到这个环境的转变。

但是现在的语境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确实是很多元，有了很多体制外的媒体，它不要审查制度，可以很自由地发表言论，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批评家，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发表言论，刚才邹建平举了盛崴的例子，还有一些。但同时也带来了另外一些问题，我觉得今天是一个理想主义相对缺失的时期，也是规范失衡的一个时期。在宋庄的批评家论坛我们谈到了这个问题，确实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但是总的来说它是多元的，是有价值的。

由此来看，彭德对《美术》杂志的批评我非常赞成，但是我们不能够要求《美术》杂志做一个体制外的刊物去做的事情，它就是美协的机关刊物，它就按它的去做，我们只能够要求它做得更学术一点。保守主义是有它存在的理由的，保守主义也有价值，不见得激进的、前卫的都是好的，但是希望它的工作能学术一点，能有学术的公平。我们媒体的发展，纸质媒体也好、网络媒体也好，现在要求都是在一个比较高的层次上，刚才张士增跟我说他认为“现在回过头来看80年代，觉得那个时候的东西很简单。”我觉得不简单，那里头有一些精神，那里头的精神我们今天是不能丢掉的，80年代的人非常有理想，不像今天非常物质主义，非常功利主义，由于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尽管多元，我们还是会出现一些失衡，会出现一些失范。最后我总结我的意见，我们要不断地回过头去看一看我们走过来的路，有些东西我们要保持、要很好地继承下去。

今天是一个多元的时代，我们要珍惜这个多元的环境，在这样一个多元的情况下，如何使我们的美术传媒办得更加生机勃勃？多元的情况下允许多元的取向。

【编辑：于睿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