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首先是广场和博物馆的关系，陆老师说要清理、准备、等待尚未到来的事物，让所有人都能够在这里不管什么姿态出现的地盘和现在我们看到的日益固化，越来越进入完整的封闭的自我循环的艺术展览机制是个什么关系。

陆兴华：还是可以回到刚才那个老问题上，新是在哪里发生的。我们说新不在作品里，新是在展览里发生的，它在哪些物件之上。我自己武断的看，艺术展示的空间里面，新应该发生在观众身上，这个作品它吸引了两百个观众，相当于未来正在到来的人民的种子，你的作品凝聚了他们，你并没有把一个新的东西塞给他们，他们凝聚在一起非常有意义的。在一个作品里面它也是一个小广场，我这个作品里面有两百个观众到场了，思想在他们身上冒出来，你的作品有这样的公用。

现在我们说思想广场这个概念，思想在我们当代中国场景讲的话相当于思想不需要启蒙，观众的思想或者思考是不需要作品来提供、引导的，观众通过语音活动自己会进行思想活动。但是我们提供机会，一个孤独的个人思想非常局限，一个没有文化的人，很多人到了广场，聚集在一起会冒出很多有趣的东西，本来不会有的，哪怕现在反对钓鱼岛事件，他们烧汽车，为什么人多了以后他们就来劲。这个我觉得也可以看作迅速机会。

作品相当于这样的功能，他放在广场上干什么用的。将要到来的艺术如何被引领，你扛着一副画，广场的抗议活动非常热闹，这个画干什么，这个时候观众聚集在一起，不需要你的画了，这个时候你就是普通的群众，你也加入游行队伍，也在这个广场上去。

这个问题处理起来是一个艺术家关于政治命运的问题，有的人认为我作品提供了发动了群众，它有政治性，我是著名艺术家，你们革命成功了我还继续当著名艺术家，这个是不对的。你把作品拿出来放在广场上起到它的作用之后，后面的事情不要想成现在老样子，有工作室，有名望。在广场里面艺术家到底担当什么角色，或者这个广场里面所有力量会聚在一起你的下场是什么，艺术家在思想广场里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汪建伟：刚才我们也谈到广场概念，广场这个概念第一层含义是空间概念，一想到广场大家想起多少平米的问题，但是思想广场更多的是我们在今天有没有机会让更多的人相遇。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现存的美术馆已经无法承担这样的功能，因为它明确无误告诉你只是喜欢这次展览的观众。

比如他会有一个主题叫维多利亚时代的油画，或者什么主题，所有的主题暗合这个空间此时此刻是排他性的，只欢迎这部分人来分享乡愁，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现在的策展人企图打破这个东西，最典型的是这届卡塞尔文献展，他把这个题目起的非常复杂，也反映出这个意义，比如他说展览没有主题，他从几个方向来谈这个展览，比如撤退、撤出，攻占等等，而且他把这个名字取得非常长，叫“不同时间空间纬度的有机体”。

我理解今天的思想广场也是在此时此刻建立一个相遇的共同体，而且这个共同体一定不是各种不同的他者在这个地方相遇，而且是回归统一到我们现在还有没有相同性的能力，我觉得对差异的无限尊重是一种无能，它就存在在这，比如桌子，我跟他是不一样，我承认了桌子的合法，但我什么都没做，然后我得到一个名声，就是我尊重他者，我觉得我是无能。

但是我们要向相同者回归，你就要做一些工作，这个工作就是艺术家的工作。我们既然相遇，相遇什么?它有没有价值，它是不是提供了一个尚未到来的事物，就是我们如何用已知和未知连接起来，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一个新的时间。

在我们的若干次谈话，包括在任何一个地方所发起的自我组织，这种自我组织把不同的对此时此刻分享一个事件的忠诚连接起来，我说的忠诚不是信仰，他长期专注这个东西。如果一个人总是左顾右盼，如果处于无限度的关系中，而且这种关系给他提供的所有的方向和所有的行动都有意义，那他随时可以放弃。他可以今天搞搞这个，明天搞搞那个，然后所有搞的都有一个很好的结果。我觉得这种机会主义就是在差异合法性底下产生的。

刚才说到忠诚，忠诚实际上就是坚持，这个事情真的值得你做吗?这个事情我们回到刚才最最开始的，比如说博物馆在今天如果把它恢复到一个最基本的功能，就是空间，我觉得它可能会提供另外一个发展新起点，如果我们还把它的起点归结到博物馆，它只能延续它以前的作用和功能。

赵千帆：我这样理解你说的回归共同，它不应该又回到比较强势的位置，否则引领的位置就错了。而且所谓忠诚它也是非常经典的现代主义的姿态，让我想到德国诗人里尔克的一句话：挺住就是一切，有何胜利可言。我想忠诚想成一种坚忍，不是忍受困难，是忍受自己在现有所有定势面前的被忽略，或者忍受所有定势在自己身上的落空。

这个坚忍恰恰跟广场狂欢、跟那种开放的状态好像有点小矛盾，这就让我想到广场从西方来的重要概念有一个对立面：洞穴。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整个大广场可能就是一个巨大的洞穴。我们认为所有的宽广、明亮都是幻想，他给的出路是，我们最后要逃出去，到更明亮宽广的地方去。但是现代主义基本上不取这种姿态，虽然出发点跟它相似。爱伦坡有一部小说，名叫《陷阱与钟摆》，描写的是一个人(可能是一个要求革命的人，也就是想重建广场的人)受到法庭的审判被关到地牢里。他处在洞穴里面，刚开始，他根本不敢承认自己的处境，不敢接受这种新。不过后来他终于坚持探索到最后，这时，在他将被处死的时候，洞穴外面广场发生革命胜利了，他被解救出来。

但是我认为这个经典现代主义的期盼或者浪漫主义的期盼今天没有，今天在我看来这种忠诚或者坚忍就是把当下可能处在的洞穴就当做广场的起点，既不是指望我们逃到广场之外，也不是指望在洞穴外面有个广场发生革命之后解救我们，这是很多自由主义者的想法：我们在洞穴里面，外面的世界很光明。

我认为，不能这样想，而应该把这个洞穴当成广场的起点。艺术活动作为广场的起点是非常正当的，艺术作品使我们所有的位置，所有被固定的关系被打碎，洞穴这时候变得不是洞穴，是我们可以出发的地方，是我们等待尚未到来东西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