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这个词在中国的传统艺术中，是被阉割掉，或者说被计划生育的一个词。对中国艺术家来说，“忏悔”是几乎不存在的一个词。几千年以来，中国的艺术家只有隐逸精神和批判精神，并无忏悔的精神。
在中国几千年的艺术史中，从来都没有忏悔的成份在内。宗教画宣扬教义；皇室画彰显气势、描绘威武；最有可能表现出忏悔精神的文人画家们，当他们在面对民族和个人的悲剧之时，通常选择做一个隐士，避居山林，纵情山水。在国破山河之中，只是躲进书斋里或者隐于深山之中，寻找一种“宁静致远”和“遗世独立”。
中国的传统艺术家——文人画家们，当他们经世济民的抱负受挫之时；当他们对民族家国失望之时；当他们感到个人痛苦无法排斥之时。他们会选择沉浸在田园诗和山水画中，寻求一种精神上的自我圆满，寻求一种天人合一的宁静。
忏悔，是人对自我价值的一种认识，是人对悲剧的痛心，是人对道德的重新检视，是人在痛苦之后对自我的一种全新的反省。
中国没有深厚的基督教背景，中国人信仰的释、儒、道，其中都缺乏忏悔意识。基督教有原罪之说，因此西方人带有强烈的忏悔意识。西方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当他们对政治、对现实感到痛苦失望之时，他们会不断地从自身，从民族性中寻找原罪之根，他们通过作品来忏悔，来获得心灵的宁静，并且从忏悔中获得制度和文化上的进步。
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当代艺术家不再甘于做“隐士”，他们有勇气抗争强权；有能力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对群氓进行批判。但是没有忏悔精神的抗争和批判是危险的。鲁迅同志教育我们：“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而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
面对“文革”这个民族的悲剧，中国的艺术家所持的态度也不外是躲避或者批判，并没有忏悔。当艺术家们把“文革人物”进行异化、变形的时候，他实际上是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批判姿态。强权在他们眼中，是有意识的流氓；民众在他们眼中，只是无意识的群氓。
在缺乏忏悔精神的中国艺术家群体中，徐唯辛是一个例外。徐唯辛的《历史众生相》以一种朴素的呈现，表达艺术家的忏悔。而这种忏悔精神，正是中国传统文人和艺术家所缺乏的特质。
徐唯辛在创作《历史众生相》的时候，并没有采取高高在上的姿态，他没有像别的艺术家一样，对“文革人物”进行异化、变形、拼接。只是把每个“文革人物”作为一个“人”呈现出来。在这种呈现中，表达出每一个人对文革的参与、责任、原罪，表达出每一个人都需要做出的忏悔。
徐唯辛作品中表现出的“忏悔”，是中国艺术家从来没有过的，但是这种“忏悔”并没有西方宗教的背景。西方的宗教“忏悔”，实际上让人抛弃自我，皈依天主。更多地强调人生而有罪，因而每个人在人世间都需要克制自我、弃绝自我，不断地忏悔自身的罪孽，才能获得天国的救赎。而徐唯辛作为艺术家，在作品中表现出的忏悔，是一种对“人”的基本价值的肯定和认知，是对民族与个人的悲剧性的反省。
徐唯辛《众生相》中表达的忏悔精神把传统艺术和当代艺术撕开了一道伤口，伤口中流淌出我们从未见到过的艺术家的忏悔精神。
与传统艺术家一样，传统的中国文人也是只有忧患意识，而无忏悔意识。但是近代的文人，从鲁迅开始，到郁达夫、巴金、张贤亮等人的作品中，开始流露出深刻的忏悔精神。而中国的艺术家，从传统到当代，依旧没有看到忏悔的精神。
问题不在于艺术家是否应该忏悔，问题是我们的艺术家为何如此缺乏忏悔意识。在昨天，隐逸、躲避是传统艺术的主流。在今天，抗争、控诉、批判占据了当代艺术的主流。忏悔精神在中国，无论是传统艺术还是当代艺术中，都是缺席的。
当所有的艺术家都缺乏忏悔的精神，不仅使我们艺术中的抗争容易失控；使我们艺术中的批判缺乏力量；使我们艺术中的控诉变得焦点模糊。缺乏忏悔的抗争和批判，就像燎原大火没有屏障，吞噬一切，最后连艺术家的自我也被大火吞噬。
作为一个民族中最敏感的人群：艺术家的群体，如果他们都没有忏悔精神，那么就更不能奢望一个民族能够具有忏悔的精神。多难兴邦，这句话要建立悲剧过后，每一个人对自身的忏悔之上，如果缺乏忏悔，只有批判和逃避。那么，国家民族的悲剧于我们当代人的意义就不是“多难兴邦”，而是应了另一句话——“历史往往会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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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于睿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