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晖 作品

“可视的体温”是曹晖雕塑的一个突破，这个系列表现了一种“残酷的物品化”，他创造了一种身体的“异化物”，这个异物可以观看到一种物质现实下的内在“残酷性”。

在曹晖的物品世界，各种大小消费物品都被切开一个角或者捅上一刀，这些物品的内部原来是一个肉体，内脏血淋淋地翻卷出来。没有人怀疑这些带血腥味的物品与当代中国残酷的现代化的联系，这是“可视的体温”的重要意义。

同许多中国当代艺术一样，曹晖的作品也具有两个语言维度：一个是语言方法上与西方现代艺术的谱系联系，另一个是与当代中国的社会精神的内在关系。一个独立的本体语言及社会精神的本土形式尚未被创造出来，当代艺术在中国仍然处在一种过渡时期。曹晖的“可视的体温”也可以看作这样一个过渡时期的语言尝试，即语言形式来自一个西方谱系，但他尽量赋予这个现成形式一种个人风格及其变体，并使其通过个人特质呈现变动中的社会精神。

各种名贵的皮沙发、皮靴、皮衣、皮夹子、皮手套，都被寓言化地植入了带有鲜活体温和血液的肉体内脏。皮制消费物品与身体内脏之间，物体和身体通过“表皮”这个形式得到了一种超现实结合。将不同性质的物体在形式上找到一个本体的结合点，这是一种超现实主义的方法。超现实主义可以看作现代艺术关于不同事物、身体、物体及物品在形体上重组的观念，这个现成形象的异质拼接的方法，后来又被用于波普艺术对商品和明星的现成形象的挪用。九十年代以来，这两种形式方法也被广泛使用于中国当代艺术。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即通过现成形式与符号的结合，导致了一种设计化、反讽化的后殖民游戏，从而偏离了对社会形式自身深刻性的内在挖掘。

在形象主题上，曹晖创造了一种“残酷的波普”风格。他所使用的皮制名贵用品尽管是一种波普的形式方法，但在内涵上则是一种“反波普”。即安迪•沃霍尔的美国波普倾向于赋予商品一种愉悦的轻松的消费快感，但曹晖的波普物品则被赋予一种沉重的甚至残酷的血腥体验。这种语言指向，使曹晖的物品不完是一种波普物品，而是一种“肉体化”的物品。

在物品和肉体的嫁接上，尽管他也使用了超现实主义的物体和身体的“拼接”方法，但他打破了停留在形象本身的形式主义图像游戏，而是采用暴露物品的质感及其内层的“解剖”方式，由于使用了刀子切割物体及其捅破肉身后的形态，使得超现实主义在物象层次的“拼接”，转变为实体和生命的属性“关联”。

这不仅超越了不同性质的身体和物品的形体关联，实际上开始建立不同形体代表的意义指涉上的关联，即物品的奢华、工具性、设计化的表面症候，及其衍生的关于愉悦、快感和温情的消费意义；肉身则代表鲜活性、人性和自体性的存在意义及其被伤害的残酷症候，形成一种相反相成的语言并置。

在这个意义上，曹晖在肉身和物品之间建立了一种相互隐喻的关系，即“肉身化”的物品或“物质化”的肉体。这实际上指向了一种现实经验的残酷性，使得这种超现实物品或超现实身体并非是一种超现实主义，而是一种“超现实的现实”。即他的意图并不在表现物品、身体及波普形象本身，而是表现一种身体置身现实的残酷体验。

曹晖将这种“超现实的现实”称之为另一种“现实主义”，并且将其建立在“反波普”趣味的“残酷波普”美学上。这直接反映了一种隐喻化的关于人的客体化的“异化物”表现，使得物品的“肉体化”具有一种层次丰富的语言形式，即在观看残酷的肉身“临死”的血腥时，人们的目光又被即刻引向这种血腥所处形体的语言暗示，肉身的原有生命形状早已消失，被压缩成各种物品的形式，甚至肌肤也变成一种工业化的高级皮革。

从物品的角度，也可以建立一种资本主义生产的“异化”及消耗的隐喻，即人在生产自己使用的产品时，自身也被商品化、物质化。但马克思主义的异化论及其消费社会理论并非是曹晖这些“异物”的终极意义，他甚至试图使这些物品不要过于具有特定的社会学或现实主义的批判性表现。
他认为真正的现实主义艺术会有一个短期的时效性，它在某一种特定的时空下是准确的，但在时过境迁之后，反而会使下一时代的人形成一种读解作品的障碍。他想使语言具有一种“更广义的现实主义”，这是一种“更有广泛指代性的表达方式，在任何时空当中都不会产生任何阅读上的障碍。”

“更广泛的指代性”似乎是指一种更普遍意义的宗教关怀主题，曹晖的残酷“异物”具有一种“活体”受难的状态，有时候他把伤口做得像一种刚被刀子切割过的新鲜血腥的活体临死特征，在形体的表层甚至使用一种模拟活体解剖形态的细节。在他之前的《纯羊毛》，那些猴子被塑造成一群具有人性的解剖活体，他们的皮肤被剥离，暴露出内部的肌体。那些猴子似乎很坦然自己的残酷肉身，并不感觉自己的痛苦，仿佛具有一种神性。

但曹晖不认为他信仰宗教，他认为有宗教信仰的人是指那种专门利他毫不利我的精神，而他没有这种伟大的理想。这基于他对人性的理解，他认为，“人性有时候我都怀疑是不是值得一提的东西”，“没必要过于放大和尊崇。”所谓的“人性”是解决了自己的问题兼顾一下他者。“‘人性’无非就是一切从‘我’出发之后的一点点反省能力，物质世界挺现实，这一点可怜的反省微不足道。”

尽管把“反波普”的残酷物品作为一种美学诉求，但曹晖似乎并未表现出一种主体的批判态度。他在艺术中将这种人性的肉身约束在物质世界的膜塑形式，但并未完全进入“反省”状态，而更像是对一个残酷挣扎的波普物品的受难观察，任凭其形体被扭曲并任意宰割。这实际上使人性接近一种准宗教性，即这个被解剖的会流血的物品被置于在一个永恒的生死临界线上。

将残酷波普物品置于一种活体观察状态，但曹晖没有对此并不具有“明确的精神主张”。他认为“这是一个物质极大繁荣的时代，在物质世界中，消费是一个最重要的社会行为，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他只是“把这种文明之下掩盖的一些东西揭示出来”。

对曹晖而言，他一直试图避免直接指向现实主题的具体性，这不仅是为了使作品能具有超越时代的语言普适性，而且语言具有超越现实主义的普遍的美学意义。尽管作品显示了一种物质世界对人性的扭曲和异化，但曹晖似乎不是在探讨人性主题及其“物质世界的小我理想”，他自己反而更在意艺术语言。而流血的波普物品本身不是指向一种伦理或宗教反省，而是作为一种语言自身的诉求，源自现实的精神深刻，似乎是为了一种更有力量的普适形式的产生。

正如曹晖所说，他要使语言具有更广泛的指代性，人性主题只是一种他并不高估和尊崇的“物质世界的小我理想”，但他唯一纠结的是艺术语言理想，即他只有关心自己的声音有多大，能让多少人听见，艺术的深度能到哪一步？

在语言上，“可视的体温”系列接近于一种中国古代的活体祭祀。在艺术主题及人性表达上，曹晖尽量与宗教境地保持一定的卑微距离。但在语言本身，他却愿意面对一种宗教状态，即他有时候近乎痴迷活体解剖的写实主义的精确性。在训练自己的写实能力时，他甚至看了大量医学解剖书，将其当作雕塑的解剖训练的教材。他的《纯羊毛》就是获益于医学解剖图的形体细部训练的结果，这使曹晖所使用的语言体系开始越出艺术解剖的范畴，而是采用物体的客观立场。甚至为了语言所能达到的深刻，这一物品要具有敏感的具体性，以便赋予物品以一种接近宗教的灵性。这一点，曹晖不认同东方艺术传统的造型观念，即“具体形象和想象力之间是相悖的，即事物表达得越具体，想象力发挥的空间就越小。”相反，他认为形体极端的具体性和物质化，会使雕塑具有更明确的精神指向，从而激发更有份量的情感。

同中国佛教注重理想状态、超越生死以及永远在彼岸的状态相比，曹晖更倾向一种基督教的受难状态。但这不是一种向宗教的归依，他只是一种个人逻辑的现实主义，即所谓“物质世界的小我”的视觉语言理想。

  2010年3月15日写于望京

【编辑：李洪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