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回归任重道远

抗战胜利之前的1945年4月，“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成立。据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郑欣淼介绍，当时“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在军事情况许可的范围内，减少战区内文物的损失：一面编制战区内古迹文物的目录、地图及照片，防止轰炸时不必要的损失，一面则委托训练机关训练战地工作人员，搜集欧洲战场保存文物的实际资料，以备在登陆反攻时可以随军工作。当时的具体成果是：编制了中英文对照的10省市重要建筑目录计98页399项，照片176张，地图106幅。

是年12月“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更名为“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主任是当时的教育部次长杭立武，梁思成亦为4名副主任之一，委员皆为知名学者。

“清损会”的工作，一方面是统计抗战期间国内的文物破坏、损失情况。1946年底1947年初，根据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的统计，抗战期间中国各地被日军劫掠和毁坏历史古迹741处，书画类15000多件，古器物类16000多件，碑帖类9300多件，珍稀书籍类300万册，杂件类60多万件。

在战时文物损失目录外，“清损会”亦负责追回被劫掠文物以及接收敌伪图书文物。《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的编纂工作正是向日本开展战争赔偿做准备的一个组成部分。如顾廷龙在1981年内部油印本的跋中表示，“清损会”曾请外交部向远东顾问委员会及盟军驻日总部提出《追偿我国文物意见书》，提出日本交还、赔偿中国的文物，不应止于二战时限，而应自甲午以后算起。“凡为日本破坏或因日本军事行动损失之文物，则必须责令以同类或同等价值之实物赔偿，故除编制《战时文物损失目录》外，复编《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以为交涉之依据。”

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除了编撰《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的京沪区，尚设有平津、粤港、武汉、东北4个区办事处。文物专家王世襄当时由梁思成推荐，成为平津区的助理代表，王在《回忆抗战胜利后平津地区文物清理工作》中称，当时他回收被劫夺重要文物、善本图书两三千件，“属我一生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此外，“清损会”还组织赴日调查团，调查中国在日各项文物。在1947年4月的《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结束报告》中称这次成功的追索“盟军驻日总部对收回文物规定甚严，而国内各方对于被劫之证件多不具备，致交涉每感困难”。而王世襄1947年从日本帝国大学等处追回了被劫夺的原中央图书馆的古籍106箱，被看做是不多的胜利。

1947年，王世襄从日本帝国大学等处追回了被劫夺的原中央图书馆的古籍106箱，其中有大量宋元版善本。而当时在上海负责接收的正是谢辰生。“那时候我们是战胜国，王世襄当时在日本负责战争索赔的文物这块，正好看见了，上面还有图章，那当然是我们的。日本刚刚败仗，也就老老实实全部交回来了。这是唯一成功的追索。”谢辰生感喟。

但徐忠良介绍，如同今天出版《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一样，日本在1969年也出版了这106箱古籍的目录。但因为当时材料所限，《目录》只有文字，没有配图，介绍也相对简略。

徐忠良介绍，目前国内也未有对此做专门的研究：“目录中显示收藏在公立博物馆的，应当变化不大，但是私人收藏的就不好说了。另外，目录中的15245件文物依据的都是出版的图录，还有更多的浩如烟海的个人收藏恐怕没有入内。我们需要各方力量，寻访流失在海外的文物，建立起这样的文物档案，为历史留下记录。”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