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艺术市场的成熟尚待时日，励志创新者有之，浑水摸鱼者亦有之，在此期间，为改革提供实验空间尤为重要。

1992年，当首届广州双年展提出“艺术走向市场”的口号时，恐怕谁也不曾料到，中国当代艺术在十余年后竟能发展成仅次于房地产的投资对象。然而，由于中国当代艺术在1990年代所经历的一段独特海外际遇，不少人担忧，2004年以来的各种天价拍卖纪录，是否是西方人设下的圈套，最后买单的乃是被蒙蔽的中国人？

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艺术品市场迅速回暖，但上述疑虑并未消失。尤其是近年来西方收藏家尤伦斯和萨奇的藏品抛售事件，更是严重影响了国人对投资当代艺术的信心。

一种矛盾的现象在中国艺术品市场中凸显出来。一方面是令人震惊的交易数据据文化部今年6月发布的《2011中国艺术品市场年度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艺术品市场继续快速增长，年增长率达24%，交易总额达2108亿元，跃居全球第一位，其中艺术品拍卖市场交易额为975亿元，画廊、艺术经纪和艺术品博览会的交易额为351亿元，艺术品出口额为30亿元。但另一方面，在呈现出良好发展势态的同时，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缺陷也较为明显：其一，二级市场（艺术品投资）规模明显大于一级市场（艺术品收藏），这说明中国艺术市场还非常不成熟；其二，艺术品出口额明显偏低，意味着中国艺术原创产品的价值尚未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中国当代艺术是否具备真正的艺术价值，是否经得起时间检验？这个问题的前半部分可以交给艺术批评家去回答，后半部分则应交给市场去检验。但很显然，一个畸形的市场是无法承担这种检验任务的。如何看待和评价目前中国当代艺术品市场？是简单地将它视为泡沫经济加以否定，还是将它视为阶段性的现象而加以进一步的完善？关于这些问题，艺术界存在着很多争论。一种较为理性的声音认为，解决当前问题的出路不是简单的否定市场，而是进一步健全市场机制，特别是通过繁荣发展一级市场来规避投资过热带来的风险。此外，知名艺术批评家栗宪庭早在2005年就提出，两级市场之外应该有个“平价市场”，即让普通民众消费原创艺术产品，参与当代艺术收藏。近年来，一些人开始通过网络平台尝试搭建这样的市场，并有望发展成一种新的投资方向。

无论各争论方孰对孰错，当我们跳出这些争论，站在国家宏观战略发展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时，就会发现，无论是对当代艺术“天价做局”的猜疑，还是由“查税门”事件引发的关于艺术品税收政策的争议，都不过是艺术市场化初期难以避免的小插曲。

政策推助力

实际上，类似的口水仗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曾不断发生，只不过，在新世纪新一轮的市场化过程中，唱主角的变成了“文化”，而当代艺术作为当代文化中最活跃、最富创造力的成分，理所当然成为了文化市场化进程中最受关注的领域。如今，文化直接成为核心产业，推动中国经济向前发展，这早已成为确定无疑的国策，并且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

2000年，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正式写入中央文件。两年后，文化产业园区开始逐渐在全国形成建设热潮，文化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但是，文化市场的建立健全，单靠建几个产业园区、集聚一批文化企业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只有文化生产，而没有文化贸易，无法促进文化市场的形成。因此，大约在2004年左右，学界和政府开始关注“文化贸易”，与此同时，对外文化贸易的逆差问题，也引起了强烈关注。人们认识到，欧美和日韩的文化产业之所以在全球居于垄断地位，不仅是因为它们更懂得如何创造出充满魅力的精神产品，而且因为它们更熟悉国际化的市场运作规则，更善于在全球市场中树立清晰的文化品牌形象。以此为鉴，繁荣发展中国文化产业，除应提高文化企业的生产和管理水平，还应帮助它们走向国际市场，在竞争中学习并超越对手。

2009年，国务院颁布《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其后，国家各部委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将大力促进对外文化贸易作为一项重要政策确立下来。同年，文化部正式设立对外文化贸易处，两年后开始启动“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项目，对保税区中的对外文化贸易平台进行关注和扶持。

加快接轨的改革方向

在全球化时代，不存在孤立的市场，中国当代艺术所经历的“出口转内销”式的兴盛，恰好从一个角度说明了本土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息息相关。有趣的是，就在前不久，继中国嘉德、北京保利宣布在香港开设公司后，世界拍卖业大鳄苏富比也启动了进军内地的计划。内地拍卖公司进军香港，一方面是试图通过香港进入亚洲和国际市场，另一方面，也因为香港作为自由港拥有更为优惠的税收政策和更为成熟的艺术市场体制。而苏富比从香港转战北京，一方面是看中了内地庞大的资本和消费市场，另一方面，也不排除是借内地艺术市场尚不成熟之机，抢占有利地形。前者是从不成熟的艺术市场，进入成熟的艺术市场；后者是从成熟的艺术市场，进入不成熟的艺术市场。这一耐人寻味的事件，一方面显示了大公司的战略眼光，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境内外文化贸易市场的接轨速度正在加快。

不过，要发展对外文化贸易，中国不能只借助香港的单一市场。为加快推进内地文化市场与世界接轨，各级政府及其下属企业开始在具有“特区”性质的保税区探索对外文化贸易的政策突破口。2012年3月，北京歌华文化发展集团在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成立北京国际文化贸易服务中心，该中心在揭牌的同时，即获得了文化部“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的称号，并对外正式打出建设文化保税区的旗号。其雄心之一，是打造亚洲最大的艺术品交易市场，而苏富比正是首批签约入驻该保税区的艺术品经营公司之一，具体形式，是与歌华合资成立苏富比(北京)拍卖有限公司。

歌华集团自2009年开始关注天竺保税区的发展，并于2011年率先提出文化保税区的概念。其实，类似的“文化保税区”早在2007年就已经在上海外高桥(600648,股吧)保税区成立了，而且，其设立的初衷也正是为了在保税区中探索对外文化贸易政策的突破口。众所周知，“保税区”（Bonded Area）这一有中国特色的概念的提出，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海浦东经济大开发时期，当时中央的意图是在浦东设立内地第一个开放度和自由度最大的关贸特区。1990年6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第一个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保税区”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其功能远远超出了1980年代的“保税仓库”，成为吸引外资企业入驻的跨国生产、加工和贸易的经济特区。

在中央“文化大繁荣”的号召下，上海市政府率先在保税区中尝试推进对外文化贸易，扶持本土文化企业。2007年4月29日，上海市委宣传部与浦东新区人民政府签署了“关于共同推进外高桥保税区文化服务贸易平台建设的备忘录”，由此拉开了筹建上海国际文化服务贸易平台的序幕。2011年11月，文化部正式命名上海外高桥国际文化服务贸易平台为“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在对其成就做出充分肯定的同时，也启动了对“文化保税区”进行宏观调控的程序。

国内的艺术品交易市场，目前在政策和立法方面，远未达到成熟的程度。除了业内人士经常抱怨的艺术品关税和交易税过高等问题外，行政审批、报关和外汇结算手续过于繁杂，也是阻碍内地艺术市场繁荣发展的瓶颈问题。文化保税区作为“对外文化贸易特区”，恰好为这些在短时间内难以解决的问题，提供了较为灵活的解决方案。而政府有关部门也乐于以此为试验田，采取“先试先行”的办法，先在文化保税区中进行小规模探索，成熟后再逐步向全国推广。

从上海经验来看，文化保税区在政策突破和政策探索方面所具有的优势，有助于加快我国文化市场与世界接轨的速度。文化保税区究竟是权宜之计，还是制度创新，这只是字面之争，真正重要的问题在于，文化保税区将把我们引向何处。就笔者所见，文化保税区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国内文化艺术市场与国际文化艺术市场的无缝对接。中国的文化艺术市场，历经近20年的摸索与发展，已初步具备了基本的市场要素，可以预见，未来5年将是建立市场规则、形成良性发展模式的攻坚时期，当此之际，如能更多与成熟的国际文化艺术市场接触、学习其先进经验，必将大大加快我国文化艺术市场走向成熟的步伐。

在最近这一时期，各种新事物正在不断涌现。比如目前被叫停的艺术品份额化交易，再如2010年以来逐渐兴起的艺术投资基金和艺术品信托，以及民间资本的注入，都为文化艺术市场的繁荣提供了新活力，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现有政策和规则。文化保税区为文化市场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有序可控的社会实验空间，我们期待这样的空间在不远的将来

【编辑：赵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