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前贴）
四、类型符码的失谐与解构
综上所述，鲍尔的解构和建构之法，首先是将分类标签转化为类型符码，而转化的契机则是在外在结构中发掘各分类标签的意指失谐，并反过来用这失谐来探索类型符码的意指功能，从而确立类型符码的意指机制。接着，鲍尔的第二个做法是给类型符码“去自然化”，即进一步挖掘类型符码的失谐并解构之。
既然类型符码来自分类标签，而鲍尔的切入点又是写实绘画的标签，那么她理所当然将写实主义的类型符码作为其“去自然化”的首要解构对象。用她的原话说，这就是“从写实主义的不确定性中挖掘出其它两种类型符码的可能性及其意义，以此来反驳写实主义的自证的自然化”[1]。那么，何为写实主义的“不确定性”，何为另二者的“可能性”和“意义”？这是鲍尔论述的要害所在。
照鲍尔的说法，写实主义的“不确定性”具有悖论特征，越是写实主义所追求的，便越成为写实主义的被解构之处。例如，写实主义追求作品的统一性，就阐释而言，这是追求一个完整的、无所不能的说法，用以解释作品。为了这一追求，持写实主义观点者会对作品中那些不谐的细节视而不见，甚至有意抹除那些细节，以求自圆其说。这种牵强附会的阐释法，似乎具有万能效力，能将包含着不谐细节的作品，解释得自然而然。此种对完美和整体性的追求，是结构主义的最爱，鲍尔反其道而行之，她从细节入手，探索细节的不谐，破除阐释的完美统一和整体性，以此来指出那些貌似无所不能的说法并非自然而然，而是人为的牵强附会。此乃鲍尔“去自然化”之道，她称为“解读艺术”（reading art）。
鲍尔对类型符码的解读，关注了两种失谐，一是各符码自身的内部失谐，二是各符码间关系的外部失谐。这两个失谐相互关联，恰如本文已指出的，三个符码的三种解释虽有可能各自成立，但却相却互冲突，实则各自内部都有所扭曲。
为了讨论作为历史绘画的类型符码，为了指出这一符码的内部失谐，鲍尔对比了圣经文本《撒母耳记》下第11章里关于芭思希芭与大卫王通奸的历史叙事，和西方艺术史上同一故事的视觉叙事，指出了二者的不同。圣经文本并没有说芭思希芭读了大卫王的信，而欧洲绘画中却有这一图像文本的传统。伦勃朗的深刻之处在于心理刻画：女主人公手里的信，将她放到了道德的审判台上，她知道大卫王要谋杀自己的丈夫，自己是共谋者。这一心理刻画由芭思希芭内审的凝视所揭示，由此将历史叙事引向了写实主义的肖像画。要之，就历史绘画这一类型符码而言，芭思希芭手里的信，是符码自身不合史实的失谐；就各符码之关系而言，这封信又使历史绘画和写实绘画的关系失谐。从历史叙事向肖像画的偏转，破坏了这两个类型符码各自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暴露了二者的相互依存，二者不再各自自足自律。这样，一旦一个符码被解构，另一符码也难免同样的命运。这就是说，伦勃朗画中出现的信，使鲍尔得以将圣经文本拿来与绘画图像互为印证，不仅指出图像与文本的史实失谐，也借这一细节的失谐，来解构写实主义。鲍尔就此写到：“这封信是叙事中的一个具有误导性的‘错误’符号，它影响了人们对芭思希芭的忧郁眼神的解读，于是，这封信自己就变成了文本符号，其出现驳斥了这幅画众所周知的逼真性，并且揭示了画中人物的符号学客体的功能，于是成为赋予这幅画以意义的关键。‘为文本而阅读’就用这样的方法来挑战了写实主义”[2]。
鲍尔所说的挑战就是解构，我们需要注意她的解构方法和程序：解读伦勃朗的切入点是写实主义，来自肖像画的分类标签；进入类型符码的层次后，鲍尔对此画的解读转向了历史叙事，并以视觉文本和文字文本的不符而得以通过凝视问题再到肖像画。这两个不同的类型符码，以再现为连接点。写实主义符码再现了画家妻子的肖像，历史叙事的符码再现了圣经故事，而这个故事在伦勃朗画中呈现为芭思希芭的肖像，并非画家的妻子，是为失谐。
本文已经言及，鲍尔细读画中的信，并未止于两个文本的对照，而是进一步解读细节，发现在信笺的左下角，有一个很不起眼的小红点，也有失谐之象。这一细节提出了两个问题：这是什么？画家为什么要描绘它？鲍尔为第一个问题提供了两个答案：封信的封蜡、溅上的血迹。鲍尔为第二个问题提供的答案，成为她对失谐问题的讨论。其一，若是封蜡，则红点的位置不对，不应在左下角，而应在信笺的中央。伦勃朗画封蜡的目的，是要强调此画的写实主义真实性，但既然不是封蜡，写实主义就被动摇和解构了。其二，若不是封蜡而是血迹，那么这红点就是一个象征符号，指涉谋杀事件，并对芭思希芭进行道德审判。如果这样的解读成立，那么信上红点的象征性，便使画中这封信也成为一个符号。鲍尔认为，伦勃朗画中的符号不是孤立的，而是连贯的，这连贯性强化了符号的意指过程。
于是，鲍尔对画中细节符号的解读，便从信和信上的红点，走向了女主人公那读信的眼睛，但发现这眼睛并未读信，而显现出读后的沉思，即忧郁的内审凝视。由于女主人公的目光与画中另一人并无顾盼交接，于是这凝视作为符号，其所指便又回到信上，使这封信在此成为一个供人阅读的图像文本。不过，这次阅读已不再是读出圣经文本与图像文本的失谐，而是读出伦勃朗之视觉叙事的隐喻（metaphor）和寓言（allegory）。鲍尔从女性主义角度解读，认为伦勃朗将芭思希芭放到道德的审判席上，颠覆了圣经文本对她的谴责，把她描绘为以身体扭曲来抗拒偷窥的女性，并因此而颠覆了大卫王的正面形象。
鲍尔对隐喻和寓言的这番解读，使其阐释又从女主人公手里的信，回到了芭思希芭本身，回到了她那作为符号的身体，是身体符号支持了上述解读。芭思希芭读信的身体动作是扭曲的，这既是抗拒偷窥，也呼应了忧郁的内审凝视和信上红点的位置失谐。于是，信、红点、凝视与身体扭曲，这一系列细节的失谐，便推翻了写实的解读，说明伦勃朗的芭思希芭一画并非写实主义，而是道德重审。在读图和阐释的过程中，要发现这些失谐的细节并不难，难的是怎样解读这些失谐，并使解读具有阐释学的意义，即解构和建构的意义。
鲍尔在进行解构阅读之时，着手建构一个“理论世界”。在她的阐释中，信、红点、凝视、扭曲的身体，是一连串不可分割的符号。这些符号虽是画中细节，但挖掘细节失谐的意义，却可洞悉类型符码间的外部失谐，并进而解构类型符码本身。如上所示，画中作为再现史实的历史绘画这一类型符码，经过与圣经文本的对照，被确定为不合史实，也即不写实，这是内部失谐。为了证实自身写实的可靠性，历史绘画的符码需要写实绘画的符码来助一臂之力，这就走向了写实主义的肖像画，而肖像的身体扭曲，则造成了历史绘画与写实绘画这两个类型符码之间的外部失谐，使一臂之力无法实现，使解构无法避免。
要之，鲍尔的上述“解读艺术”，重在被阐释的“文本”，这不仅仅是美术馆展墙上挂着的作品，也不仅仅是画册或图书里印刷的作品。鲍尔认为，绘画作品是一个供人观看的实实在在的对象，有画布、有画框。与之不同，文本是三个类型符码间的关系，是阐释过程中三者的互动和冲突。鲍尔的文本不是实物，而是阐释行为，是一个具有动词特征的读图行为，或称事件，具有批评和理论的实践特征。恰是在这解构的实践过程中，鲍尔构建了一个有关符号阐释的“理论世界”。
五、建构“理论世界”
鲍尔的三个类型符码各自构成了一个解读图像的世界，在那里可以自圆其说地阐释伦勃朗的绘画。同时，三者又具有排他与兼容的双重性，于是在相互纠结的关系中组合起来，给伦勃朗绘画提供了多元的、不确定的、开放的阐释。鲍尔“解读艺术”的要义，在于“为文本而解读”，即破除单个类型符码的完整性，在各符码的相互冲突中，追寻并挖掘细节失谐的意义，从而另有建树。
这建树是一个解构为先的过程，可以从分类标签向类型符码的转化说起。如前所述，作为阐释的首要视角和切入点，在三个分类标签中，鲍尔首取写实主义。写实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反映论，或称镜子理论，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模仿说，认为艺术的功能是再现的。鲍尔之所以要以此为切入点，不仅是因为伦勃朗在根本上是一位写实主义画家，而且更因为写实绘画的分类标签，使她可以用再现来解说所有标签：作为写实绘画，伦勃朗再现了妻子的模样，作为裸体绘画，伦勃朗再现了女人的身体，作为历史绘画，伦勃朗再现了一个圣经故事。在写实主义反映论的语境里，鲍尔从分类标签所示的三个方面，为伦勃朗的绘画“芭思希芭”构建了一个再现的艺术世界，同时也为自己的阐释构建了一个写实主义的阐释世界。这两个世界合而不分，使分类标签得以在这个世界里转化为类型符码。也就是说，分类标签属于鲍尔之阐释世界中的外在结构，仅是引导性的指示标记，而类型符码则超越引导和指示，进而具有阐释功能，属于鲍尔之阐释世界的内在结构。
在此，鲍尔将伦勃朗绘画置入阐释世界的理论语境中进行解读，与但托（Arthur Danto）的“艺术世界”（artworld）的概念有不谋而合之处。但托的“艺术世界”是说，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艺术作品，应被置于其相应的理论语境中进行探讨，具体作品在艺术史中与相关理论的应和，有如文本与语境的应和，二者合为一个统一的世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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