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个伟人有句坑爹的经典名言说：这个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多年来，这句话一直被广大有志青年奉为至理，但鲜有人参透——其实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这个世界现在是老子的，以后爱谁谁！结果，广大有志青年天真地等啊等，就像《等待戈多》那样，到后来自己也忘了在等什么。最终，等有志青年化身“老骥伏枥”之时，他们不得不以前辈的口吻对后来者说：这个世界是你们的……
这其实便是青年的常态，难有热血“五四”的疯狂，没有愤怒鲁迅的嚣张，世界总是他们的。而艺术青年更是让人凌乱，不是“昨夜饮酒过度”的颓废，就是“惊起鸳鸯无数”的亢奋，总有些让人称羡的风流韵事，但从来不在舞台中央。不过，佛云“一花一世界，一木一浮生”，艺术史中的青年自有自己的舞台，也有自己的辉煌。
现代艺术不过三十多年时间，不过艺术青年的进化史让人侧目。上世纪70年代末，敢于挑战全国美展权威的“星星美展”开现代艺术之先河，当年的小年青黄锐、马德升、王克平等成为了现代艺术的先行者与拓荒者。现在大家对于“星星画会”的概念或许早已模糊，“星星美展”的光环也随着时间的流驶渐渐远去，但别忘了，当年参与“星星画会”的那个众所周知的著名的胖子现在依然是艺术圈的精神领袖，作为艺术圈最知名的吃里扒外的“高干”，他依然在一如既往地惊世骇俗着，艺术圈正是他们的时代。
“星星美展”的青年刺激了另一帮青年，挑战与质疑守旧的权威运动风起云涌，新潮美术也就应运而生，于是就有了“黄山会议”，于是就有了“北方艺术群体”、“厦门达达”、“浙江池社”等艺术团体。现在大家对这些概念或许早已不甚了了，但他们中的黄永砯、徐冰、毛旭辉、张晓刚、高名潞等至今已对艺术圈话语权形成了多年的垄断，当年的青年其野蛮生长可见一斑。
及至“现代艺术展”入侵中国美术馆，落魄的前卫艺术家们似乎攻占了传统美术帝国的皇宫，革命取得了历史性胜利。但是艺术这东西的确不是干革命，“无组织、无纪律”的小年轻们在“现代艺术展”这场盛大的象征着凯旋的大舞台上演砸了，肖鲁、张念们成为了罪魁祸首，“现代艺术展”草草收场。20年后，“大哥”温普林把关于他们的行为的纪录片取名《七宗罪》。但历史总是爱开玩笑，艺术史家却让他们成为了英雄，力挺他们的栗宪庭日后被尊为当代艺术的“教父”。而当年的栗宪庭还只是《中国美术报》小编一枚，老栗还只是“小栗”。当年参加“现代艺术展”的艺术家们日后多数都成了艺术界里响当当的角色，世界也正是他们的。
上世纪90年代，深受八九后遗症祸害的盲流艺术家们聚拢在一起，圆明园画家村成为了艺术青年们最后的乌托邦乐园，随着圆明园画家村的解散，当代艺术界开始投入“和谐盛世”的怀抱。圆明园画家村成了一大批艺术家酒后吹嘘的资本，那也暗示着往昔的自由。但圆明园之后近二十年时间里，再没有青年英雄般崛起，因为时势造英雄，市场经济时代一文钱憋倒英雄汉，识时务者为俊杰，“招安”是时务。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个时代有更好的媒体，更好的艺术家，更好的批评家，但是艺术在艺术青年们的世界里，却再没有以前那么有分量。青年似乎比以前有更好的条件去开创大场面，但是事实却是比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疲软。为什么？现在早已没有“进步青年”一说，那么，青年在“进化”吗？
达尔文进化论认为，人类由孱弱爬行的类人猿进化成了强壮直立行走的现代人，中间是一个残酷却又现实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过程。但“进化论”放在现代艺术青年身上，却似乎出现了“负进化”——艺术青年由之前强大昂首挺胸的前现代青年进化成了日见孱弱且卑躬屈膝的现代青年——所谓“一代不如一代”，也难怪陈丹青写了个《退步集》力证时代退步、人心不古。从“星星美展”到今天，时代环境之巨变自不待言，而环境的变化恰恰与青年的嬗变相吻合。“星星美展”之时，西单还有一面现在已成传说的“民主墙”，艺术青年还能不受阻挡地在京都游行，可以想见，当年的青年们流淌着更多自由的热血，骨子里是强大的战斗基因。“新潮美术”的高名潞与徐冰们受西方现代文化思潮的洗礼，进化更加明显，他们从软件上进行了升级。但“现代艺术展”的躁动与接下来那个震惊世界的夏天直接扼杀了艺术青年们进一步进化的可能，于是就有了貌似乌托邦的圆明园画家村的自甘放逐。这并不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但是之后，艺术青年们开始走向异化——变异的进化。
之所以是异化，是因为青年们在经历了时代的风云巨变之后，理想不再。但时代变了，他们意外获得了成功，这是谁也未曾料想得到的。之所以说是“意外的成功”，是因为市场上的成功实际上并非三十多年来艺术青年们一直向往的那种成功，这种成功与青年的使命无关。新时代的“金元与大棒政策”终于击溃了有志青年的理想，致使青年异化无法昂首挺胸直立行走。但即便《父亲》无后，“教父”没有接班人，青年依然依然可以被看作是在以另一种方式崛起——前文说了，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个时代有前所未有地发达的媒体，有前所未有地博学的批评家，有前所未有地富有的艺术家，无乱世不英雄，当下的青年们没有震天动地的壮举，但消费时代是一个去英雄、追偶像的时代，今天我们也许不屑于此，但是历史上其实早有答案——本雅明眼中的“异化的社会”，在拜物教主安迪-沃霍尔那里却无比的合理：物质时代，偶像便是英雄，消费便是整个世界。
但中国毕竟还不是美国，我们固然无法断言正在崛起的新一代青年的对于错，但大时代背景下的“和谐盛世”无论从何种角度看，都是青年重拾理想的最佳舞台，这的确是最好的时代，而青年将如何重新直立行走并进一步进化，则依然需要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在悲情的六月，愿天下青年共勉！
【编辑：于睿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