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是，在《唯物主义者》（2001）和《基础教育》（2001）中，这一对立似乎显得隐晦了些许，从而使得其意识形态之争这一所指也变得不确定起来。如果说在后者中，作品展出的异域或他国的空间至少还存在着一个对立背景的话，那么在前者中，并没有一个明显的指示意味着对立的可能。不过，正是经由此，王广义巧妙地激活了物本身，并开启了一个新的话语视域。窃以为，在这里王广义是以物的方式考掘物本身的历史生成。《唯物主义者》中的小米，包括《基础教育》中铁锹上的德国军工厂标志，等等，不仅拓展了作品的意义向度，且模糊了可能的具体所指，易言之，模糊本身所遮蔽的是多歧的话语政治之生成。

无论从质料，还是从形式，其实很难看到《唯物主义者》中明显的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标记，其（至少表面上）似乎植根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话语。也因此，不少讨论将其置于社会主义经验的层面，甚至，还有人简单地理解为是对这一经验的再现式反思[42]，从而回避了其中更为根本的问题——当代与经验本身的关系。所以，问题不是社会主义经验的当代意义，而是社会主义经验与个人之间如何及为什么发生关联。作为母题或底本的经验本身固然重要，更不可回避，但不是话语实验的目的，也不是艺术语言本身，只是其构成因素之一。对于王广义而言，亦复如此。

吊诡的是，这一在中国革命史上原本具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意指的“唯物主义”，在今天却成为消费社会之物质主义的表征。因此，《唯物主义者》还是潜在着一个意识形态的对立。表面上，王广义将自己置于二者之外的第三方即去意识形态化的“中性”立场，但实际上母题的选择以及话语的形塑告诉我们，其中并不乏明确的认同指向。在我看来，与《东风·金龙》、《冷战美学》一样，《唯物主义者》本身也是一个社会主义权力的形塑，并以此抵抗消费主义之物质化的过程。所以，这本身便带有一种历史性主权认同的自觉。而这自然地成为《东风·金龙》、《冷战美学》的话语母题之一。当然，单从形式而言，与之直接相关的无疑是《大批判》。不同的是，《大批判》的母题除了与之共享的革命宣传画之外，还有象征西方资本主义的消费符号，《唯物主义者》则不然，其中意识形态的对立似乎被压缩在视觉话语的内部。

基于以上梳理和分析，我们可以将《东风·金龙》及《冷战美学》系列的生成追溯到《两种体制下的关于食品保质观念的异同》（1997）、《白面》（1995）、《毒品》（1995）、《VISA》（1994）乃至《东沟风景》（1992）和1989年《易燃易爆物品》，包括《大批判》和《理性》系列。前已论及，从《北方极地》、《后古典》到《理性》系列，直至《大批判》系列，图像、知识（及其传播）与政治构成了王广义的视觉生成的基本理路。这是一个从“神学政治”到“去政治化的政治”的转化过程。或者说，是一个从形而上学政治到去形而上学政治的转化过程。然而，（大概）从1989年的《易燃易爆物品》开始，随着语言方式的不断拓展，其内在的体认、反思或视觉话语中的政治也逐渐从线性变得多歧。如果说在《理性》系列之前，王广义所谓的政治，无论生命，还是自由，抑或人文意识，都是基于个体层面的诉求的话，那么自《易燃易爆物品》特别是《大批判》开始，这一政治已经拓展至主权政治和国家认同等向度。前者之中，内涵视觉生成过程中的政治归根结底意在探问一个人之为人的问题，而在后者那里，无论后冷战格局，还是意识形态之争，抑或日益复杂的国际政治形势，业已成为其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和话语资源。有意思的是，前者似乎构成了一条线索，而后者虽然与前者不乏重叠或缠绕之处，但也形成了一个相对自足的脉络或结构。

因此，对于王广义而言，我认为问题不在于如何将从意识形态中抽离出来，回到一种无立场的“中性”政治，实际上，在《VISA》（1994）、《验血——每个人都可能是病毒携带者》（1996）、《卫生检疫》（1996）等作品中，他更关心的也不是左右两翼之争，而是个体与体制之间的关系。因此，他尤其强调人及人民的形塑，而这一权利的诉求赋予他自由主义和新左翼民主的色彩。有意思的是，这一自由主义和新左翼民主的诉求又植根于一个冷战（或后冷战）的对立的话语政治背景。

这样的多歧与悖谬意味着我们已经无法理出（或者说根本就不存在）一相对清晰的线索和结构。尽管如此，当我们面对其近三十年的创作时，还是不得不整体地加以检视，因为其创作本身就是一个丰富多变的话语织体。从中，我们已然探得神学政治、无立场的“中性”政治、主权政治、权利政治等多向度的话语褶皱和生成机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窃以为不仅“政治波普”（包括“理性绘画”）囊括不了王广义，即使是黄专先生所谓的“另一个王广义”也是以个体玩世的“中性政治”抽离了其背后的多歧性和复杂性。[43]易言之，在这里视觉不仅只是结构性的话语，还有不确定的非话语的一部分；政治也并非是一相对确定的话语建构与生成，而是一个不断延异的多歧的褶皱。因此，王广义并非意在体现何种政治立场，而是以自己的方式激活并展开被褶曲被压缩的政治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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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语，意指元素与功能间的关系。参见氏著：《影像的宿命》，黄建宏译，台北：典藏出版，2011，第35页。

[2]转引自陆兴华：《当代艺术做什么？》，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2，第57-58页。

[3]阿甘本：《什么是当代》，lightwhite译，未刊稿，2011。同时参王立秋译本，未刊稿，2011。

[4]参见强纳森·柯拉瑞（Jonathan Crary）：《观察者的技术：论十九世纪的视觉与现代性》，蔡佩君译，台北：行人出版，2007。

[5]黄专：《视觉政治学：另一个王广义》，见黄专、方立华等编：《视觉政治学：另一个王广义》，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8，第14页。

[6]潘诺夫斯基：《作为人文学科的艺术史》，曹意强译，范景中校，见曹意强等著：《艺术史的视野——图像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意义》，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7，第14页。

[7]转引自黄专：《视觉政治学：另一个王广义》，见黄专、方立华等编：《视觉政治学：另一个王广义》，第13页。

[8]同上。

[9]参见保罗·克劳斯：《20世纪艺术的语言：观念史》，刘一平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第194-206页。

[10]Charles Merewether：《关于社会主义视觉经验——王广义访谈录》，转引自黄专、方立华等编：《视觉政治学：另一个王广义》，第210-211页。

[11]参见黄专：《视觉政治学：另一个王广义》，见黄专、方立华等编：《视觉政治学：另一个王广义》，第17-18页。

[12]Charles Merewether：《关于社会主义视觉经验——王广义访谈录》，转引自黄专、方立华等编：《视觉政治学：另一个王广义》，第210-211页。

[13]吕澎：《美术的故事：从晚清到今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305页。

[14]参见黄专：《艺术世界中的思想与行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120页。

[15]参见黄专：《视觉政治学：另一个王广义》，见黄专、方立华等编：《视觉政治学：另一个王广义》，第16页。

[16]简·罗伯特（Jean Robertson）、克雷格·麦克丹尼尔（Craig McDaniel）：《当代艺术的主题——1980年以后的视觉艺术》，匡骁译，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1，第333页。

[17]王广义：《我们——85美术运动中的参与者》，见：《中国美术报》，1986年第36期，第1页；严善錞：《当代艺术潮流中的王广义》，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1992，第7页。转引自黄专：《艺术世界中的思想与行动》，第119页。

[18]《栗宪庭与王广义访谈录》，见黄专、方立华等编：《视觉政治学：另一个王广义》，第79页。

[19]王广义：《自我肯定的沉思》，1987年8月17日，未刊稿。转引自高名潞：《墙：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与边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75页。

[20]舒群：《一个新文明的诞生》，1985年，未刊稿。转引自高名潞：《墙：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与边界》，第75页。

[21]参见保罗·克劳斯：《20世纪艺术的语言：观念史》，刘一平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第84-117页。

[22]转引自上书。

[23]栗宪庭：《时代期待着大灵魂的生命激情》，见氏著：《重要的不是艺术》，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0，第121-124页。

[24]参见黄专：《“自在之物：乌托邦、波普与个人神学——王广义艺术回顾展”约稿函》，2011，未刊稿。

[25]参见黄专：《艺术世界中的思想与行动》，第123-124页。

[26]《栗宪庭与王广义访谈录》，见黄专、方立华等编：《视觉政治学：另一个王广义》，第81页。

[27]黄专：《艺术世界中的思想与行动》，第118页。

[28]参见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第299-306页。

[29]王广义：《我们——85美术运动中的参与者》。转引自黄专：《艺术世界中的思想与行动》，第119页。

[30]参见黄专：《视觉政治学：另一个王广义》，见黄专、方立华等编：《视觉政治学：另一个王广义》，第28页。

[31]譬如严善錞先生认为，《大批判》巧妙地把握了沃霍尔的“浅显易懂”和博伊斯的“深奥晦涩”之间的张力。这种艺术趣味也是最符合他的个性：像猴一样灵活应变——沃霍尔的“欣然接受”，像虎一样的勇猛出击——博伊斯的“无情批判”。转引自黄专：《视觉政治学：另一个王广义》，见黄专、方立华等编：《视觉政治学：另一个王广义》，第18页。

[32]参见：《“东风·金龙”——对皇权的最后礼赞》，见黄专、方立华等编：《视觉政治学：另一个王广义》，第313页。

[33]同上，第311页。

[34]同上，第312页。

[35]卡尔·施密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128-133页。

[36]参见乔治·施瓦布：《例外的挑战——卡尔·施密特的政治思想导论（1921-1936年）》，李培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65-68、238-243页；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性话语的历史批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321-331页。

[37]吴增定：《利维坦的道德困境——早期现代政治哲学的问题与脉络》，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378-379页。

[38]黄专：《什么是我们的“国家遗产”？》，见黄专、方立华等编：《视觉政治学：另一个王广义》，第314页。

[39]同上，第317-319页。

[40]同上，第318页。

[41]这一点黄专业已做过深入讨论，参见黄专：《视觉政治学：另一个王广义》，见黄专、方立华等编：《视觉政治学：另一个王广义》，第23页。

[42]参见孙振华、鲁虹编：《社会主义经验与中国当代艺术》（深圳美术馆出品，未出版，2011）中的相关论文。高名潞也有类似说法，参见氏著：《墙：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与边界》，第84页。

[43]参见黄专：《我的艺术政治观》，见：《当代艺术与投资》，2011年第9期，第77页。

【编辑：于睿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