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画饼充饥：画家的“反饥荒”行动

民间饥情四起，政府屯粮、出口并不客气。1959-1960年，国家粮库约在887.03亿斤到286.32亿斤之间;春荒最糟糕的时候，库存达到403.51亿斤，折合原粮482亿斤。

1959年粮食总产减少的情况下，出口达到415.75万吨;相当于500万吨原粮。家禽、水果、鲜蛋、鱼等也大量出口，活猪出口71.87万头，猪肉10.96万吨。

因饥荒遍地，猪根本长不大，就被提前出栏完成出口任务。捷克总理西罗基，写信向周恩来总理抗议：“一是交不了货，二是交来的不敢在市场上销售，质量太次了。”

不管那些瘦猪在捷克市面上后来的境遇如何，1959年10月，捷克为庆祝中国国庆10周年，在布拉格举办了“李可染画展”。

1959年，在维也纳“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广东画家杨之光的巨幅国画《雪夜送饭》、蒋正鸿的木刻《新城市》获金奖。莱比锡国际书籍艺术展览会版画比赛中，吴凡的《蒲公英》再获金奖。　这些美丽炫目的奖项，给世界营造了中国太平盛世的景象，却掩盖不了当时中国大地遍野白骨的真相。

1959年生活在城市的中国画家，无视悲惨的底层生活，看不见逃亡、饿毙的饥民，热烈响应组织号召，积极创作宣传党史题材的作品。

先来看看北京美术界。

油画，詹建俊创作了《狼牙山五壮士》，罗工柳《毛泽东在井冈山》，王征骅《南昌起义》，蔡亮《延安火炬》等大型油画。红色雕塑家张松鹤创作了毛泽东铜雕坐像《运筹帷幄》。

国画，李可染根据毛泽东《七律·长征》创作一幅山水画。

黄胄创作了5.1平米的巨幅国画《赶集图》(又名《载歌行》)，邓拓特地题跋：马儿驰，驴儿驰，生活而今胜旧时……又根据小说《红旗谱》创作《春兰图》，贫穷农民的女儿春兰，戴银挂玉在思考革命问题;喜气连天的《丰乐园》还获得大奖。

陕西画家石鲁，这年40岁，创作国画《转战陕北》、《高山仰止》。石鲁自信地说：“画有笔墨则思想活，无笔墨则思想死，画有我之思想，则有我之笔墨;画无我之思想，则徒然作古人和自然之笔墨奴隶。”石鲁当时大脑里的“思想”，似乎是毛泽东思想的同义语。

1959年8月，傅抱石、关山月被召进京，根据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创作国画。《傅抱石传》显示，创作期间傅抱石曾请周恩来批酒喝，得到两箱茅台。

为了创作这幅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画，专门成立“磨墨组、制笔组、接纸组，并抽调了许多为绘画服务的工作人员”。荣宝斋供应了30多张古丈二匹宣纸，每张宣纸单价60元，可供五六口之家一月伙食费。

当初傅、关两人拿不定主意时，陈毅给画的内容提了个醒，郭沫若主张把太阳画出来。完成的《沁园春·雪》的近景，是江南青绿山川、苍松翠石;远景是白雪皑皑，山舞银蛇;中景连接南北原野，黄河长江横贯。

周总理看画后提出，太阳小了一点且位置低了。放大到将近一米后，才找到合适位置。

5.5×9米巨幅画完成后，毛泽东亲自题名：江山如此多娇。

可以说，国画《江山如此多娇》由傅抱石、关山月、毛泽东共同完成，周恩来担任“艺术总监”。

1960年，中央美术学院青年教师孙滋溪和秦岭等15人集体创作《当代英雄》(素描)，试图以众多普通劳动者与领袖毛泽东一起阔步前进的大场面，表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主题。“作品的新颖构图与大跃进年代的社会心理气氛十分吻合，素描稿发表之后，引起全国美术界的关注。”

河南画家、师范老师陶一清，1960年为了纪念红军长征，开始重走25000里长征路，历时五个月，画下《万水千山》、《延安颂》等画作，并成为圣地红色画家的知名人物。

1960年9月，中国文联、美协等四团体，派出衣冠整洁的代表，联合举办俄罗斯画家鲁勃廖夫诞生600年、西班牙画家委拉斯开兹逝世300周年、日本画家葛饰北斋诞生200周年纪念展览会。看到这则消息，令人感到：眼前遍地中国饿魂不仅无人掉一滴眼泪，而且迄今无一张公之于众的画作祭奠。

大饥荒过去50年了。不允许检讨，没有诚意忏悔，结果只能混淆是非，扭曲伦理底线，误导今天的青年人乃至收藏界对绘画作品及其品质的认知。反饥荒的公共行为，不仅包括政府为公众做了什么，也包括各种人物和政府的交易是否正当，以及公众为自己做了什么。

4.图画江山，争说当今“黄河清”

1960年，北京非正常死亡1.55万人、上海1.44万人。7月12日，北京、上海、天津、辽宁等地告急，粮食库存2到6天。

这年诞生了国画《主席走遍全国》，家喻户晓的毛主席面带亲切微笑，右手拿草帽，左手掐腰，行走在中国大地上。

7、8月间，中国美协换届，傅抱石进入副主席的行列。9月25日，傅抱石率领“新金陵画派”钱松嵒、亚明等十三人组成工作团，赴豫、川、鄂、湘、粤、陕六省，开始为期三个月二万三千里的红色之旅。

豫、川、鄂、湘、粤、陕六省，在1960年的饥荒程度如下：

死亡率超过20‰的县市：河南有63个，湖北38个，湖南64个，四川75个。

死亡率超过100‰的县市：河南11个，四川16个。

以上六省根据官方人口册子统计，1960年非正常死亡分别为：139.38万人、299.42万人、34.28万人、64.67万人、24.38万人和2.1万人。

傅抱石率团在河南停留8天。

郑州艺术学院接待时，桌子上放着一串串红黑透紫的葡萄，在农村找了很多地方才买到。谢瑞阶院长说：“中原人民之难，师生皆终日外出觅可食之物，无甚招待。”主人正说时，“见窗外老榆树下有黄脸学生在采榆钱儿……”

到了三门峡，参观大坝。傅抱石国画《黄河清》的创意就来自这里，在他创作前不久，老画家丁士青先行创作了一幅《黄河清》，傅抱石曾经大加赞美。

《黄河清》典出“黄河清，圣人出”，画家们在三门峡争说黄河清，显然是力争政治正确，而饥荒之年，“圣人”在哪里?

陕西境内20天。

在西安，下榻省政府招待所，五个老先生住套间，三个学生住三人间。

乘苏式吉普到了延安招待所，晚餐相当丰盛。9月30日早石鲁宣布工作计划：“党号召我们表现延安作风，这是当前党的重大任务之一，这不仅是艺术活动，也是党的政治任务。”三天中，参观延安博物馆等七地，看电影《边塞烽火》。10月4日踏上返回西安旅程，洛川县委接待规格按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人大代表标准，有山羊肉、炒鸡块等，较为丰盛。

10月6日亚明在会议上说：“省府都督接见，沿途县府衙门接待，这就是党和政府对我们的要求。美协陕西分会对我们的接待也无微不至，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安排的好，全套人马随我们跑，安排了一切。”8日晚，招待弯弯腔《借水》、《燕》;10月12日游华山。15日下午四时，五老画家坐软卧离开西安，三青年硬席。

一行人在同期全球饿死人最多的四川境内22天。

一到成都，当晚招待川剧《卧薪尝胆》。

18日上午，杜甫草堂邂逅巴金，傅抱石问巴金，“您来成都有任务吧?”巴金说：“国家困难，大城市供应紧张，四川相对要好一些，上面要我回家乡看看。常回家乡看看有好处，住一段时间，也是减轻大城市的负担。”

五天中，参观武侯祠、望江楼等。参观新民公社食堂后吃午餐时，菜肴丰盛，有鸡、鸭、鱼、肉，“虽然当时国家遭受自然灾害，但天府之国灾情不重，成都供应较之河南、陕西要强些。”

23日到乐山，“在乐山凌云山下的路旁，我们曾见有一老妇尸体，破烂的衣着，脸色菜黄，显然与长时间吃不饱、营养不良有关。大家低着头走过，心里不好受。”

24日去峨眉山，省文联考虑周到，特在乐山买了一篓皮蛋由向导背着上山。25日路过雷音寺，“宋文治抓紧画了雷音寺破旧寺庙速写，以后他以古寺为素材画成了《峨眉山公共食堂》，食堂内有许多社员在吃饭，食堂前后为绿树衬托，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10月31日，在杜甫草堂装饰古朴的餐厅，省委宣传部长李亚群请客，“我们尝到了四川的小吃，有龙抄手……还有赖汤圆，是以糯米粉、豆沙馅儿做的，每小碗三只……还吃到了香炸金糕和银糕、肥肠粉、四川苕饼、醉魔芋、钟水饺等等，共端上来20余种小吃。初吃狼吞虎咽，后来摸着肚子喊吃不下了，但还是往上端……”

临行前两晚，招待戏曲《刘三姐》等演出。11月2日，老先生们继续乘软卧去重庆。

亚明说：“走了这么久，现在回头去算一算，要是弄得好，可以搞黄河清、延安颂、江山娇、钢厂赞。这些都是大题材……大家要动脑筋去找。”

四川期间，傅抱石创作了“漫游太华”(《待细把江山图画》的初稿)、《陕北风光》、《峨眉处处有歌声》等作品。

11月13日，乘“民众号”奔赴武汉，傅抱石、钱松嵒、亚明乘一等舱，其余先生二等舱，三个学生四等舱。湖北境内7天。

湖南境内12天，参观领袖故居、杨开慧故居等。

在广州，原计划停留20天。但12月6日，江苏画院发来电报，要求结束写生，参加机构改革。9日写生团提前结束旅行，陶铸留下傅抱石、钱松嵒、亚明等，在从化温泉设宴招待。

这里风光绮丽，桥横翠波，是风景疗养馆。宴请的一个目的是答谢，陶铸曾请傅抱石根据毛泽东诗词《蝶恋花》为自己创作一幅国画。

陶铸说：“山水画家多接触大自然是对的，历代大名家既重视生活又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傅老根据毛主席诗词《蝶恋花》所作的国画就体现出很好的意境……”晚饭后，陶铸叫服务员拿了两瓶茅台酒，赠送傅抱石。

1960年5月中旬统计，广州郊区、从化、花县患水肿达2.5万人。

两万三千里红色之旅记录中，最让人揪心的，是乐山风景区凌云山下饿毙的老妇;最令人愤慨的，是吃饱喝足、体力充沛的写生团走过饿毙的衣食父母，脚步冷酷没有片刻停留，更没有像写出《瘗旅文》的古人那样，掩埋同类的尸体。

不能坚守人文关怀、勇于给自己心灵做主的人，甚至也不敢给弱者支持的人，怎么能冲出思想的禁锢，承担应该承担的公共责任?

对此行为的诠释，还有一种说法——

李伟铭在为“关山月的梅花一辩”中说：“在某种意义上，也未必不能看成是一个善于审时度势的艺术家，在逆境中，实现自我保护并由此而使自己的艺术生命得以延续的方式。”

理由看似充分。但是，饥荒期间上述画家并非处于逆境，他们过着接近高干的奢华生活;其次，花着纳税人的钱四处延续艺术生命，看见纳税人逃荒乞讨、屡屡死亡——这个“时”、“势”，难道就不需要“审”?饿魂的生命要不要保护?艺术的底线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