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饥儿何处埋，难解《春放图》

饥荒对儿童的肆虐，比战争更凶残，表现为被迫忽视其脆弱、遗弃、贩卖、失明、瘫痪、疾病死亡，甚至谋杀。

1958年上海市奉贤县在“深耕深翻”、“兴修水利”中，提出“用杀人之心搞生产”，全县范围内孩子生病不准父母请假护理，造成儿童死亡411人。

1960年李可染画作，大致集中在柳溪、渔村、雅园、牧童田园生活上，创作了《柳溪渔艇图》、《雨后渔村》、《春放图》等。

《春放图》看上去清晰漂亮，内容浅显天真——牛背上的孩子放着风筝，脸型微胖、着装整洁、举止斯文，完全不是1960年的牧童，更像重点小学高干子孙的翻版。那水牛迈步的姿态，俨如传说中慈祥的1960年生产队长。仔细观察，系列牧童的形式、神态、衣着，从1960年到1986年宛若一个模子里出来。

事实上，1960年代，中国很多农村已经看不到牛，也难以看到其它动物了。牛大量用于出口，这个期间出口活牛22.15万头。另外，饿死和被生产队宰杀的耕牛相当多。私自屠宰的，要么被判刑，要么被打死。

王民三在贵州黔西县凤凰公社调查，1959年冬到1960年春，全公社死亡467人;饿死和宰杀耕牛360头，占30.7%。

在湖北，寄宿生杨继绳的父亲负责饲养队里的一头水牛。饥荒后的一天，浮肿的父亲托人叫他回家——生产队偷杀了这头牛，家里分了1斤牛肉，特地叫孩子回家——杨父不吃，“说这牛和他关系太好了，牛通人性，他吃不下。”

随着饥荒的超长蔓延，动物世界也难见的惨烈，发生在人间。

据江苏高邮县志记载，1960年高邮县，非正常死亡17000人。三年期间一共死亡3.7万人，其中1.7万名是儿童。

在桂林，1960年社会弃婴增多，福利院当年收养弃婴230人。上述统计仅限城镇，很难统计广袤山村还有多少饥饿的婴儿被弃之荒野。

据江苏省卫生厅报告，宝应县城到1960年4月，拾到弃婴927名，其中死婴153名。

曾经富饶的宜兴，铜峰公社黄童大队农民卢洪生饥饿浮肿，用剪刀将儿子喉管剪断后，把内脏拿出来吃了。

画家李可染的老家，也是江苏的。

1961年7月中旬，河北省卫生厅报告，在黄骅、静海、东光、汉沽等地，儿童成批发生失明和瘫痪症，部分儿童长期瘫痪……

贵州王民三日记中，人吃死人、人吃亲人乃至孩子的事件有10多例。1961年1月8日，印江县发现一个书记逼迫老人打死一个孩子煮来吃的惨剧;2月2日思南一妇女杀死两个小孩煮了吃;毕节、贵阳均有人吃人的事件;5月13日，水城南开公社，有11起死人被活人吃掉的事件，其中5例是将小孩活活打死吃掉的，6起是将埋在土中的死人挖出来吃掉。

对艺术家而言，任何时候的公共行为，都不能摆脱公民责任、享受无视民间疾苦的特权和荣誉。艺术作品本可以启发人类理解世界，感受文明正义的观念、反应、情感以及立场。大饥荒中的绘画，起码应唤起中国人对饥饿孩子和农民的一丝同情，此事过去50年了，为了那些逝去的幼小生命以及当代儿童的未来，应该郑重梳理和重新检视了。

6.国不畏民死，画里逢盛世

1961年6至7月，中国美协召开三次“革命历史画创作座谈会”，研究历史画群众场面的描写，领袖与群众关系如何表现以及革命挫折中悲壮题材的处理。此前1960年为了保证食物供应，北京油画家被组织安排在东方宾馆创作党的历史题材画。

陈履生撰文披露：“与会者认为，表现好这种题材，关键在于：一立场，对事实的正确理解;二艺术处理，形式和内容统一。”

会后，艾中信创作了油画《夜渡黄河》，全山石完成了《英勇不屈》，靳尚谊展开《十二月会议》，林岗完成了《狱中斗争》……

这年，革命博物馆再次组织旨在宣传革命历史的绘画创作，产生了罗工柳的《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上》、詹建俊的《毛泽东同志在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侯一民的《刘少奇同志和安源矿工》、靳尚谊的《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王恤珠的《金田起义》以及王征骅的《武昌起义》等。

这批在“统一意志，统一步调”下完成的绘画，对饥荒、人命均闭口不谈。

此时，距离北京很近的沧州一些县，农民每日吃粮平均2两多点。河北省委10月统计，截止9月底吴桥等11个县月死亡率都超过9%。沧州专区5月至9月，分别死亡401、682、839、1184、2045人，10月份半个月竟死亡1414人。

再来看看长安画派。

1961年，石鲁创作了国画《在南泥湾的途中》、《东方欲晓》等。《东方欲晓》用枣树背后透出的灯光，表现党的领袖当年的延安窑洞生活。枣树背后的“另一种延安生活”，如韦君宜、李慎之、李锐、王实味等延安受难知识分子的记忆，石鲁曾经亲身经历并看到过。但崇拜“石涛和鲁迅”的石鲁，关注点集中于听从党的宣传指令，饥荒前后，创作毛泽东诗意和革命圣地绘画约10张。何海霞创作同题作品5张以上。赵望云与他们一道，在饥荒期间风光地举办过省际巡回展览。

据陈湘波统计，岭南画派代表人物关山月，饥荒前后，革命圣地写生画作大约77张，圣地创作画有13张，毛泽东诗意创作不少于5张。

据王鲁湘撰文：1960年后连续三年，李可染冬到广东从化温泉，夏到北戴河海滨，进入“白纸对青天”的创作状态，享用着“极为舒适也少有干扰的优越环境”。

在画家极为舒适优越之时的从化，农民水深火热。1961年1月，从化对全县3000多名患水肿病群众，分别集中到公社和大队治疗;52种商品凭票定量供应，1962年10月后部分才得以取消。饥荒带来高物价，猪肉每公斤17-24元，鸡项每公斤12-18元，直到1965年价格才回落。

据官方称，从1959年开始，到1961年末，从化农民大部分靠土茯苓、蕉头、米糠充饥，导致营养不良、水肿、子宫下垂等疾病流行。三年死亡率分别为15‰、58.74‰和14.9‰，而常年死亡率为5.3‰上下。

在“白纸对青天”度假的秦皇岛市，饥荒期间，全市人一起出动采集干菜80.9万斤，各种秋叶305万斤，打杂草847万公斤以度荒年。当年因误食苍耳子中毒者甚多，仅昌黎县中毒万余人，死亡14人。抚宁区汉台头营公社大山头大队发病率占总人口的37.5%;昌黎县饥荒期间患者达2万余人，占总人口的8.18%。

最困难的两年里，秦皇岛总人口分别减少0.98、0.99万人，连续两年出现人口负增长;而民国年间境内屡经战乱，还有日本势力入侵，总人口仍呈增长趋势。根据官方统计数字，最饥饿的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1945人。

1961年，李可染54岁。在秦皇岛创作《人在万点梅花中》、《牧牛图》、《牧童牛背放风筝》等;在北海之滨创作《杏花春雨江南》。饥荒前后，诗意圣地创作画有《长征》、《山河颂》等7幅，1970年代又有10多幅“井冈山”，获得大饥荒、大浩劫中的“大丰收”。

1962年，黄胄创作了巨幅国画《奔腾急》和《海南女民兵》。后一幅画中，有两女民兵左肩挎枪，还有两支枪用枪刺代替枪管，显然只要政治正确，可以罔顾常识，并继续在2011年的国家博物馆当作国宝展出。

1962年，42岁的程十发创作了连环画《胆剑篇》，称用来鼓励人民渡过三年自然灾害。

《胆剑篇》描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雪耻复国。三年饥荒是执政人祸，受害人不是皇帝而是万千草民，用“卧薪尝胆”这样的御用故事，岂不是模糊、回避了灾难的起因和补救措施?

谁在同人民一起卧薪尝胆?显然不是现任勾践集团。制造人祸的，是统治者本身以及拒绝纠错的体制。我们画家的思考还停留在古代明君治国的层面。

饥荒期间，中国画家整体失声，生命价值低于粉饰任务，后果即是：可以无人，不可以无画;画家们轮番巡展、四方写生，找到了所谓革新山水画的突破口，与其说是“对景写生、对景创作、一手现实、一手传统”，不如说是“对苦不动、对难不呼、见危不帮、见死不救”。

7.后饥荒时代的坚守与遗忘

阿玛蒂亚·森曾分析：当时中国地方上的公共分配遭到全面破坏，由于政府征收的粮食急剧增多，农村地区的问题更加恶化;此外，中国没有一个对抗性的新闻界与容忍反对势力存在的政治体制，饥荒肆虐三年，不仅世界被蒙蔽，而且本国人可能并不知道各地面临问题的普遍性。由于缺乏及时的反对声音，强化了地方政府的无知，如含有政治动机的粮食产量虚报方面，愚弄了决策者。

1962年，中国进入饥荒后时代，但农民还没有从饥饿的身心巨创中走出来。

这年2月，王民三在贴近广西的贵州罗甸县调研，入冬以来又饿死27人，有27户将小孩卖掉或送人，有18户妇女出走或改嫁。2月19日，在独山大显大队，又死亡15人，有浮肿病人32人，30%的户已经断粮几天，妇女改嫁，卖儿卖女的更多。走访20户，只有小队长家吃大米和包谷饭，其余全是煮青菜汤喝。2月21日，都匀卫生局报告情况，全州现有浮肿病人16000人，1月死亡270人。

2月26日，贵州徐副省长听取汇报，四川逃难来贵州的人，遵义有3万多人，铜仁沿河有8000人。

据江苏高邮、建湖等7县统计，直到1962年还有病人15万多，占7县总人口的4.5%。

1962年，北京画家姚有多创作了《新队长》：一群农民，在一个可爱的青年男子带领下，热烈展望远方。

陕西画家刘文西按照“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创作了《祖孙四代》，画上人物无限快乐，置身于社会主义的天堂中。

江苏画家钱松嵒创作了国画《红岩》，一幅很小的画，钱老竟然用了三年，且数次修改。陈湘波说，钱松嵒身上反映了共产党文艺思想改造画家的成果。

这年李可染55岁，7月再度来到秀甲天下的广西阳朔写生。写下著名的《犟牛图》。同年，还创作了《鲁迅故乡绍兴城》、《五牛图》、《西湖三潭印月九曲桥》等。

在从化温泉创作《映日荷花》、《钟馗送妹图》，以及第一幅《万山红遍》。到冬天来到北戴河，创作了《阳朔渡头》等。

1963年，李可染在广东从化温泉宾馆，创作了《谐趣园图》及第二幅《万山红遍》等，自觉保持着对歌颂的热爱。

同年，中央美院“研究生班毕业创作展览”，革命历史题材仍唱主角。其中，“钟涵的《延河边上》草图将毛泽东形象处理为背影，不少人既赞赏，又为作者担心，董希文也表示不敢这样处理。钟涵一度动摇，将毛泽东改为正面。而罗工柳力排众议，顶住压力，全力支持钟涵把主席形象又改回来，他坚定地说：‘不改回来就不要画了’。”

同年，38岁的黄胄创作了《放驴图》，那群驴显然没有挨饿，动作迅疾，俨如合影的一群运动健将。张定钊创作油画《看戏》，农村社员满面红光、慈祥悠闲。

1976年9月8日，51岁的黄胄创作完成近4平米的巨幅国画《日夜想念毛泽东》。书法家赵朴初题跋：“日夜想念毛主席，主席恩情比天地，冬不拉弹不尽苦难的回忆，热满特唱不完贫农的心意，边疆各族兄弟，日夜想念毛主席。”“谁知得意作图时，正是导师弥留际，展图谛视泪沾意。把笔几度不成字，库尔班·吐鲁木啊，咱们的心在一起，日夜想念毛主席。”在2010年保利春季拍卖会上，没有赵题字的《日夜想念毛泽东》以1680万成交。

饥荒过后，居然没有出现一幅反映民间饥饿、儿童受虐的画作，整个中国画坛在沉默!在各类山水、人物新貌大全的绘画中，即便不是全体，至少其中大部分都放弃了对正义、贫困、饥荒的思考，而转向绘画的技术策略、回到允许描绘的范畴和无需触及真相的地带——没有谁用画来弥补自己的内疚，触碰饥荒的冰山一角——画家延续了歌唱家功能。我们所能见到的，只能是“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糟”的系列作品。只能一次次回到课堂上戈雅战争灾难系列，或者梵高的《食土豆者》作品中，感叹人类对人性的终极关怀。我们无法谴责中国“江山多娇”之昏聩和《放驴》、《看戏》之麻木——各级官员、大艺术家，对底层生命的漠视，在饥荒中展现出那么多难以解释的行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