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论：万山红遍“红”了什么

1.萧瑟秋风

1964一开年，就充满杀气。

1月，《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等十首毛泽东诗词上了《人民日报》和《人民文学》一月号。

毛泽东习惯用诗歌点拨、警醒各级官僚，激发国人的亢奋斗志。每逢毛诗出台，官僚马上对照现实理解圣意;而画家们，则开始挖掘其审美价值。陈湘波说，“毛主席诗词，是其文艺思想最现实、最直接的体现。”

李可染画出《钟山风雨》。画面上，古铜色木船群阵，在雾的衬托下，向长江对岸进发，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军队即将占领南京的气势。黄胄画出井冈山下的《龙市百货公司》，画面上商品琳琅满目，服务人员笑脸迎客。

很快，中央启动对基层干部和“五类分子”的嫁祸运动——“四清”。

贵州，全省一半以上人重新划分阶级、重审社员成分。

上海，向133个单位派驻了15000人工作队，打人、罚站、挂牌游行。

全国公交系统，组织13万人的工作队，在1800个全民所有制企业开展运动。

北京通县，去了2万人的工作队，有110多个工作队打了人，自杀有70多起，死了50人。山西洪洞也死了四五十人。

2.换了人间

1964年60岁的傅抱石，根据毛泽东诗词，连续创作《春风杨柳万千条》、《芙蓉国里尽朝晖》等15张国画。1965年9月，傅抱石先生在南京寓所去世，终年61岁。

从1950年起，傅抱石成为中国第一个用国画演绎毛泽东诗词“六盘山诗意”的画家，许礼平主编的画册《傅抱石》收入该题材作品有50多张。陈湘波另外统计的“圣地类”还有13张。饥荒期间，至少有《无限风光在险峰》、《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等7张。

关山月从1951年到1995年，红色创作时间跨度44年，比傅抱石长了30年，成为“红色诗意、圣地题材”联赛的绝对冠军。而且数量巨大，写生加创作超过169张，外加“红梅”系列。

关山月从1951年到1995年，红色创作时间跨度长，数量巨大。

钱松嵒在1950-1970年代几乎走遍圣地，创作诗意圣地画42幅以上。

浙江画家陆俨少，上述题材有18幅。1963-1964年，独辟蹊径用水表达毛泽东诗词《十六字令》第二节。画面丰盈，契合毛诗的雄迈纵横。

以红色风景大画著称的岭南画家黎雄才，为宾馆及公共建筑创作红色题材作品17幅，如35.76平米的《黄洋界》。

3.红色经典

1964年，“四清运动”变换使用各种整人办法;而57岁的李可染，根据毛泽东诗词“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在西山八大处一连创作五幅《万山红遍》。

陈湘波撰文介绍：先用半斤故宫朱砂创作“两大两小”四幅，后来应荣宝斋之邀又创作一更大幅。

该系列作品，被今日美术评论界捧为“红色经典山水”的完美代表。为了价格的进一步飞涨，收藏界不惜隔断时代、历史，以推动红色经典收藏、投资、炒作者的无知无畏。这类通天红艳的江山之中，藏有血腥、冷酷、残忍和不诚实，更有着不为人知的近四千万累累骸骨——来自1958-1962年那场旷世饥荒。

阿玛蒂亚·森这样阐述个人自由与社会承诺：发生在周围可怕的事情，本质上是我们的问题。它们是我们的责任——不管它们是否也是别人的责任。作为能力健全的人，我们不能逃避对现状进行判断，以及决定应该采取什么行动。

红色摇篮、革命老区陕西，1964年全省“四清”逮捕6470人，拘留5000余人，平均每天抓30余人，高于全国其他各省。开除公职1450余人，开除党籍3200余人。长安、延安、西乡三个社教试点县在批判斗争中共发生自杀事件430起，死亡364人。

省上“隔离审查”一批厅、局、处长，投入变相监狱。地区和县用“集训班”，限制人身自由。西安市有九名大学生因此自杀，还有中、小学生被逼自杀或逃亡。

黄胄此时画出巨幅国画《谈心》，营养良好的毛主席，坐在农民中间亲切拉家常，墙上一顶草帽印着大字《人民公社万岁》。水天中评论黄胄作品：“他善于营造质朴、清新、欢快的天地……在他的画面上，常常能感受到50、60年代不容易感受到的无所顾忌的轻松。”

4.天良待渡

艺术从业者制造着这样一种“顺从”，按照领导支持、关怀、指导的方针画。人们常用“形势所迫”或“脱离政治干扰”来应对。有人认为：后来者应该体谅前辈画家“不得不”的选择——在铁桶江山里，既要吃饱肚子，又要画下去。

这里涉及一个评判的观念价值。在公民失去基本权利、政治自由的社会状态里，评判价值，实际变成了上级指令、领导脸色观，艺术家自身“像一个吃得饱、穿得暖，得到足够照料的仆人那样生活着”——这样的“仆”，不是艺术的仆人、人民的朋友，而是当权者的仆人、组织的工具。

没有实质性的自由，就不会行使自己的责任;又因有绘画技术，而被驱使着创作“言不由衷”的作品。那些留下来的东西，能成为真正艺术品的应该很少。

傅、关、李、石的绘画功底，几乎均在1949年前建立;解放后，尤其是1957年后，其绘画的变革首先由意识形态引导、钳制，在失去创作自由和独立思考的前提下，按照当权者认可甚至指明的方向前行。把累累白骨的江山，涂抹成春色满园，如此非凡的勇气，只能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赋予。

我们可以原谅这些画家，在那个年代“被迫”的各种表现，以及“所见、所想和所知”;但我们怎样理解，李可染谈论绘画应该展现“画家一生经历的总和”，难道他的一生中，从来没有经历过大饥荒?研究的意义在于，识别明显的制度、人性中的无良和非正义，这种复杂、扭曲的合力，是如何驱使画家们没有进行反饥荒的行动，以及今天有条件反思时，却义无反顾地选择遗忘。

上什么山，唱什么歌，在李家山水前，王鲁湘唱着高雅唯美;但在一部反映绘画历史的记录片里，他又说：“一个国家在它的民族危难的时候，需要它的美术干什么，不是去玩那种高雅的东西，而是需要他的美术，发挥一种战斗作用，启蒙的作用。”

那么，《万山红遍》及李家山水，在饥荒前后，表达了什么战斗作用?起到了什么启蒙作用?

中国人渡过惨烈饥荒之后，接下来是烈火文革的开始。

然而，这些悲惨的历史，却消失在一个精神性丧失、高举艺术商业化旗帜接轨世界、又义无反顾奔向国家主义乌托邦的三岔路口。

【编辑：于睿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