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兴诚
1947年2月生，祖籍山东济宁，台湾大学电机系毕业，交通大学管理科学研究所硕士。曾任工业技术研究院电子所副所长、联电公司总经理及董事长，并曾在台湾地区和美国创办多家高科技公司，现任联电荣誉董事长。在苏富比全球副总裁James Stourton出版的《Great Collectors Of Our Time》一书中，是台湾唯一名列全球百大收藏家之列的人，也是入选的三位华人收藏家中，唯一一位在世者。曾任清翫雅集会长，收藏范围广泛，以青铜器最著称，并拥有不少瓷器、字画和鎏金佛像的精品。
记者：优秀的收藏家一定具备杰出的审美能力，请问您自何时起，对美术、绘画等美学产生兴趣？
曹兴诚：我从小就对绘画有兴趣，曾经梦想做漫画家。后来对建筑也有兴趣，所以我有机会经常会去看画展，对有名的建筑也喜欢去观赏。
记者：您觉得审美能力该如何培养？
曹兴诚：培养任何鉴赏能力，主要靠的是接触与比较。譬如品酒，我们可能不懂酒，但同时品尝不同的酒，好坏应该分得出来。所以多品味、多比较，久而久之欣赏能力就会提高。审美能力的培养也是一样，多看展览，多比较，多听导览，审美能力自然会逐渐提高。另外，欣赏艺术范围应该拓宽一点，古今中外、各种绘画、雕塑、建筑，都有可观之处。有些收藏家只钟情一种东西，对其他东西看都不看一眼，这是很可惜的。
古今中外的各种艺术品基本上都是借着某种造型来传递某种象征意义。譬如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它的造型是一个高举火炬、头戴皇冠的女神，脚下有断裂的手铐、锁链，它象征的意义是突破暴政、获得自由。
我们欣赏艺术品，首先是看作者在造型的处理上是不是能给我们带来动感、力感、整体感、秩序感与新鲜感，这些都做到了，我们可以称作品为美术品，也就是具有美感的作品。具有美感的作品，如果还能成功地表达某些象征意义，就可以进一步称之为艺术品。这个艺术品如果还能撼动我们的心智，让我们跟作者的情感有所共鸣，那对我们而言，这就是成功的艺术品。
所以，审美就是用以上的角度来观察作品，寻找会心的艺术品，享受心智上的冲击与乐趣。
记者：您收藏不少绘画作品，在中西画家里，您最欣赏哪位？
曹兴诚：我认为任何专业画家都可能有杰出作品，也可能有失败作品，所以我对作品本身比较重视，对画家名头的重视程度比较低。我觉得，画最重要的是要有创意。做画家，技巧是必要的，但技巧可以学而知之；创意则需要有才气、天分，不是光努力就可以。譬如毕加索的古典绘画技巧可以媲美文艺复兴的大师，但他却勇于抛弃过去的技巧，不断破坏传统、不断尝试创新，这才是真正的大师风范。
在近代画家之中，如果单讲创意，我觉得毕加索与保罗·克利( Paul Klee)应该分居一、二名。毕加索像搏狮擒虎的猎人，保罗·克利则像编织锦缎的巧妇；一刚一柔，都趣味横生，都大大地开拓了绘画的视野。
记者：近来不少清翫雅集成员也开始关注当代艺术，您对于当代艺术是否也有收藏？
曹兴诚：现代人接触艺术，应该都是从西方艺术开始的吧。我上世纪70年代初访欧洲，就受到西洋艺术的强烈震撼。不过，刚开始时候的欣赏范围比较偏重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作品，以后到欧美次数多了，才开始欣赏近现代的作品。要列出我喜欢的艺术家，那可是长长的一大串。
不过喜欢跟收藏是两码事，没人有能力把喜欢的都买回家，所以对当代艺术，我是欣赏重于收藏。
记者：您收藏青铜器，并且深入研究，请问通过研究，您对于中国文化有哪些新的体会或心得？
曹兴诚：2010年，我在第二届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上曾经演讲指出，中国古代造型艺术非常具有现代性。目前区分艺术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还是以西方观点为准；大体上西方绘画的现代化是以塞尚为始。塞尚主张绘画除了自然的再现外，应该加入几何的元素，使得秩序的表现更完整。其实这是现代科技发展与生活都市化的自然结果。现代人的四周充满几何造型的东西，如摩天大楼、铁路公路、各类家具、交通工具、电子用品等等。我们被几何造型所包围，如果每天还只画山水树木，那显然就脱离了现实。能在几何性的点、线、面、体之中找出秩序与美感，是现实的需要，也让现代艺术挣脱了“再现自然”的束缚，可以表现得比传统艺术更为丰富多彩。
了解西方现代艺术与古典的分野，我们就不难了解，中国史前的彩陶与商、周的青铜器，为何充满了现代感。在这些文物上我们可以看到，鸟兽虫鱼等自然造型都被加以转化，成为几何造型的图案。这些图案与几何造型的器物融合成了一体，呈现出秩序感、力感、动感与惊人的想象力。商周的青铜器在这样的美感之上，又成功地表达出了对祖先的仰慕、对天地的敬畏。这样的艺术成就是永恒的，跨越了时空与文化的藩篱，让人无限感动。
通过中国古代文物，我不再感觉东方艺术比不上西方艺术。对中国文化的评价，也感觉比较可以客观。
讲到文化，我给文化的定义是“一个社会三重网络的所有活动与产出包括经济的网络(如生产体系、贸易体系、融资体系等)、人际关系的网络(像政府组织，社团、校友会等)、价值的网络(如宗教信仰、道德观念、审美观点等)”。马克思曾经说过：“社会底层的生产力决定上层的建筑”。而人类社会的生产力，由渔猎时期进到农业时期，跃升了几十倍；进到工业时期，又跃升了几十倍。中国过去是农业大国，其农业文化表现曾经傲视全球，但工业文明兴起以后，中国生产力落后了，当然在文化上也显得落后了。不过，在艺术、文学与人生哲学上，中国文化里有些却能经得起时间考验，是历久弥新的。
中国有些人曾经想把过去的一切都摧毁，这是不智的。其实中国该做的是如何提高生产力，而要提升生产力，闹革命是不行的。社会乱了，生产力更低。多设理工大学，勒紧裤带也要办学校，这才是硬道理。
记者：您在收藏佛像期间，如何进行佛教历史和佛教艺术的研究？对于希望进入佛教艺术领域的人，在学习上您有什么建议？
曹兴诚：讲到佛像，我总是会想到《金刚经》里释迦摩尼向须菩提讲的那句话：“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这句话的意思是叫弟子不可执着于外貌，而菩萨可能随时以各种相貌出现。说不定我们身边一个邋遢的乞丐，就是菩萨！
我们都知道，佛教、基督教、回教开始时，都主张至尊者无相，因此造佛像或圣像，都是违反教义的。这点目前只有回教能坚持。我2000年在法鼓山参加禅三的时候(很惭愧就那么三天一次禅修，以后就没再上过山)，圣严法师教诲我们说，练习五体朝拜，不是要拜眼前这些泥塑木雕的所谓佛像，我们要拜的，是那个发愿修行，最后达到悲、智圆满的理想的自己。我原来对拜佛像是有点抗拒的，经圣严这样一开导，拜佛就变得很顺畅。
因此，我收集佛像，是从艺术角度来收集的，我把他们当成造型艺术的一种，而非收来供拜的。我第一次感到佛像之美，是1988年初访八达岭段的万里长城，经过居庸关的点将台，看到城门内壁上有元代浮雕的四大护法天王(即东方持国天、西方广目天、北方多闻天、南方增长天)。虽然四大天王部分面相已经受损，但其展示的悲天悯人的表情与护天踏鬼的威风，可谓动静相扶、刚柔并济，让我受到巨大撼动。不过我收藏佛像却晚至2000年以后才开始。
我觉得收藏佛像跟修习佛法是背道而驰的。《金刚经》教我们一切都不可执着，而收藏佛像则是一种执着，弄不好会搞得“痴贪嗔慢疑”五毒攻心，不可不慎。如果我可以跟新进的收藏家建议的话，我建议是把研究佛经、佛法，与收藏佛像分开。如果有人信藏传佛教的话，应该要了解，佛像是供观想、修行用的，有一两尊就够了，不可以藉收藏与买卖佛像来图利。
记者：您曾捐赠一对西汉彩绘陶猪给故宫(微博)，一般认为像您这样的顶级收藏家都是收藏高价或珍稀的古董，您为何也收藏这类的陶制品？
曹兴诚：我收藏是从艺术与美感出发，而我们知道，艺术跟使用的材质是无关的。金子做的东西可能俗不可耐，石头或陶土做的却可能是不世出天才艺术家的杰作。这对陶猪是典型西汉景帝时期的作品，与陕西阳陵出土的陶猪相比，体大工精，是很珍贵的，完全符合“真、精、稀”的条件，请您别小看它。
记者：不少专家建议，要成为优秀的收藏家，收藏必须有系统。您个人在收藏时，是否会重视系统性？
曹兴诚：所谓系统性的收藏，意思是说先划定收藏的范围，集中资源把范围内可能买到的东西收齐全。这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范围集中后研究可以比较深入，将来也比较方便展示或介绍。缺点是，划地自限以后容易把欣赏文物的视野也弄小了。另外，为了求齐全，容易被卖的人敲竹杠。还有的问题是，将来如果要出售，可能别人只对其中的少数精品有兴趣，大部分的东西没人要。
我个人对艺术的兴趣是很广泛的，因此不喜欢画地自限。而且我觉得今天信息发达，没什么人需要我藉系统性收藏来从事教育工作。所以我不重视系统，古今中外、各种绘画、雕塑我都有兴趣。像佛教、印度教的塑像，从巴基斯坦、印度、斯里兰卡到印度尼西亚的，我都有几件。不过三十多年收藏下来，我的收藏里头倒也自成了一些系统。譬如，青铜器从晚商到秦汉，我收得还蛮齐全的。瓷器从宋到元、明、清，我也颇有一些代表性的东西，尤其宋的所有窑口，我都有，算齐全吧。我的唐代铜镜、唐三彩与彩绘雕塑竟也品类齐全。这可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吧。
记者：在您收藏的历程中，哪些人对您的影响最深？帮助最大？
曹兴诚：我父亲以前在中学教历史，国文，让我对历史、文学自小就有兴趣；而我父亲也收集钱币与邮票，所以对我的收藏影响最深。不过要讲帮助，当然还是自己赚来的钞票帮助最大啦。收藏难免要花钱，这是很破费的，也是无奈的现实。
记者：您曾说过，收藏是传递文化香火的重要途径，收藏家则扮演重要角色。对于收藏如何传递文化香火，请您进一步阐述看法。
曹兴诚：首先我们知道，人觉得有价值的东西才会珍藏保存，没价值的东西就是所谓废物、垃圾，人人都想弃之而后快。价值是抽象的概念，一般人难懂，可是东西值不值钱，人人都懂。收藏家买东西，让文物变得值钱，也就是给文物创造了人人能懂的价值。这对文物保存就产生了重大贡献。收藏家花钱买东西，自然会对文物做深入的研究，即使收藏家不研究，想卖东西的人也绝对需要研究，否则难以把东西推销给收藏家。所以有买卖，文物的知识、价值都会流传，文物也会得到妥善保护，文化香火就会绵延不断。
目前中国禁止出土文物的买卖，等于禁止出土文物收藏家的出现，认为由国家来管理最好。这就牵扯到类似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孰优孰劣的问题。政府集中来保管、研究所有出土文物，需要庞大的经费，但如果没有民间收藏家的存在，文物就无买卖；没有买卖，大众就不了解文物的价值，可能就会有人质疑，为什么政府要花大钱管理这些“没价值”的东西？
我想各国政府禁止出土文物的买卖，是为了防止盗墓。其逻辑是，没人能买卖，出土文物就无商业价值，没有商业价值就没人盗墓。然而，让文物缺乏商业价值，等于让文物得不到大众的保护。过去甘肃曾出土大量的史前彩陶，这些彩陶器型巨大，难以存放，又无商业价值。所以当地居民只好将之敲碎丢弃。唐三彩在外国人收买以前，一般人认为这些陪葬品污秽、不吉祥，也纷纷将之打碎。这种例子，可谓不胜枚举。
中国出土文物的买卖在清代以前并不存在，但中国盗墓之风，历史上能知道的大概周朝人就挖过商代的墓，以后可说历朝不绝。以前文物虽无商业价值，但盗墓者所求者为金银财宝，所以墓还是照挖不误。所以从历史上看，禁绝出土文物的买卖并不足以终止盗墓。
所以盗墓的防止，应该从治安的角度，以预防重大窃案、建立全国监视与通联网的方式来执行。而对已经出土的文物，则应适度的容许收藏与买卖，这才是两全其美的办法。
记者：此次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的主题是“收藏，回归人文的精神家园”，您认为收藏这项嗜好，对您的精神生活有什么影响？
曹兴诚：收藏对精神生活的影响是有利有弊的。如果我们真心喜爱某样文物，然后有缘将之请回家终日相伴，那跟有情人终成眷属一样，是非常愉快的。但如果对文物并无真正喜好，收藏只是为了买卖赚钱，那就可能患得患失，造成精神的负担。
由于现在造假猖獗，买到赝品的概率很高。万一不慎买到，不知道也就算了，知道了那绝对不舒服。更惨的是，买到赝品，经人指正仍执迷不悟，甚至跟指正者反目成仇，既失钱财复失理智，那精神生活会陷入混乱，有点可怕。所以收藏不要有太多目的，轻松潇洒一点最好。
记者：清翫雅集今年成立20周年，您也曾担任过理事长，您认为清翫雅集对您个人有什么影响？
曹兴诚：“清翫”是一些收藏家轻松的聚会活动，大家定期吃饭，交换一下信息，话话家常，有时同去旅游。久而久之，大家变成好朋友，如此而已。对我个人来说，在这里交到许多朋友，大家来往轻松，不怀任何目的，我感到很愉快。
记者：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今年首度来台举行，清翫雅集此次也将举办展览，您对这次的活动有何期待？
曹兴诚：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的发起与主办单位，是上海市政府，这次会场由上海移至台北，清翫雅集和中华文物协会是协办单位，我们希望这次能够协办成功，让世界华人收藏家能轻松认识、联谊，顺便彼此学习一番。大家到台北能够过得愉快，留下一个美好回忆，这是我最大的期望。至于展览，我一向觉得展览是很麻烦的事，而且常常有人误会，收藏家办展览，就是想包装包装，然后把自己东西卖掉。这样展览变成了展售，还要保险、出书等等，实在不太有趣。幸好这次有鸿禧美术馆大力帮忙，我们全体会员都很感谢。至于我，我只期待能把东西好好再拿回来，不要出什么意外，此外别无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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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洪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