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锋主义阶段,正是有了现代主义到唯美主义的过渡,资产阶级自律艺术完全展开了全貌,先锋派对艺术体制的攻击才成为了可能,唯美主义对艺术自律性及审美经验的独特王国的强调,使得先锋派艺术清楚地看清了自律艺术批判性的丧失。从而使历史先锋派展开了重新将艺术拉入生活实践的尝试。
那么在这三个阶段中是有两个转折的。一个是从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过渡的转折,另一个是从唯美主义向先锋派过渡的转折。这两个转折点对理解比格尔先锋派的开创性价值具有重要意义。为什么这样讲,这是因为在比格尔之前,在历史上的先锋派理论研究中都更加的关注从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过渡的这个转折点,甚至在波焦利的理论中还要更早一些。或者说这些先锋派理论家都过高的估计了现代主义出现这一转折点所具有的价值。这并不难理解,因为毕竟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在艺术的形式层面上是具有某些差异性的,从现代主义开始,艺术已经开始和传统艺术拉开了距离,从创作形式上也好、创作手段上也好,它已经不服从传统创作手段中的某些法则——比如说已经不再服从解剖学和透视学。同时它也从作品内容和形式的两极逐步转向了形式本身,对形式媒介、色彩、材料本身的关注远远大于了作品叙事性的表达。那么关注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转折有它的意义和价值,它部分的看到了从古典、浪漫向现代主义、唯美主义转变的差异性。但是这样一种划分的弊端就是:非常容易将现代主义和先锋派混为一谈。比如说,在阿多诺的美学理论中,艺术被定义为一种斥拒社会的手段,艺术不反思社会,也不和社会交流,因而艺术成为了在坏日子时冬眠的媒介“艺术中的反社会因素是对确定的社会的确实否定……艺术对社会所作的贡献不是与社会交流,而是某种非常间接的东西——抵抗。”18那么包括超现实在内的先锋艺术,都被阿多诺理解为一种对社会拒斥的策略,是对工具理性、社会权利话语的抵抗。所以说,在阿多诺的理论中,先锋派与同社会决裂的现代主义概念是结合在一起的,他本人并没有区分两者的差异性。如果我们再往前回顾波焦利的先锋派理论,这种差异性则更加模糊。波焦利定义的先锋派是从18世纪后期和整个19世纪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对语言的商业化与质贬化的怀疑开始。先锋派是对语言的怀疑主义。因为在那时,“语言越来越充斥着盗窃来的、什么都没有表达的短路和形式,人们会读到整本的具有优雅风格却没有任何内容的书。”19那么如果我们去看波焦利的划分,仅仅把先锋艺术当做18世纪后期“对语言退化的批判,对新异甚至是怪异的狂热 ”,那么不仅我们不能区分现代主义和先锋派的关系,甚至连对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的区分都不可得。因为波焦利将先锋派划分在18时期后期,那么在18世纪之后出现的很多流派都无疑具有了波焦利所谈论的先锋性。约亨.舒尔特-扎塞这样评论波焦利的先锋派理论:
“波焦利对语言的约定俗成性与先锋派的对立的定位能否作为一种‘先锋派理论’的出发点,就非常可疑了。这是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先锋派这个术语的使用范围就被扩展到18世纪后期,从而成为一个空洞的口号,不再能帮助我们将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先锋派和后现代主义等区分开来”。20
如果我们有了波焦利和阿多诺这样的先锋理论背景,我们会发现一直以来对先锋派定义的含混性和不精确性是如此的严重,那么这样的先锋派理论并不能够为我们提供先锋派的具体定义,同时对先锋派意义和功能的考察就变得更加的艰难。所以说比格尔《先锋派理论》这本书的出现解决了许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用一种历史的精确性定义了先锋派,并阐释了其价值和功能。我们来看看比格尔的划分:
比格尔否定了从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的转折,他认为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过渡,只不过是艺术在形式和内容的两极转化而已,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唯美主义,它们之间的裂痕并没有看起来的那么大,如果从艺术的体制的整体性出发,它们从属于自律艺术,是资产阶级艺术渴望与社会拉开距离的手段。只不过从浪漫主义到唯美主义,艺术所体现出来的自律性越来越强,起初浪漫主义虽然在创作意图上是自律的,但是总参杂着一些艺术家渴望影响社会的内容,而到了唯美主义时期,艺术完全是形式主义的,反叙事反内容的,除了审美外观形式之外,唯美主义一无所有,这无疑将唯美主义与社会生活的分离引向了极端。唯美主义艺术不断的切断所有的社会关联,将自身建成纯粹审美经验的媒介。这是资产阶级自律艺术最极端的展现,即在内容上完全与社会无涉,而成为完全的形式审美对象。唯美主义的出现,不仅将资产阶级自律艺术的自律性推向了极端,同时也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极端化的和生活完全无赦的艺术领域,使得先锋派清楚的看到了自律艺术社会意义丧失的弊端,从而有了先锋派试图把艺术重新拉回生活实践的尝试。于是历史上的先锋派在唯美主义之后产生了。
比格尔认为从唯美主义向先锋派的转折,才是资产阶级艺术史上最为重要的转折点,“历史上的先锋派是20世纪艺术史上第一个反对艺术体制以及自律性在其中起作用方式的运动。在此之前的运动恰恰是以对自律性的接受方式为存在方式,因此,这一特点将之于以前所有的艺术运动区分开来。”21
那么简单的总结上面的观点,比格尔看到了在先锋派出现以前的资产阶级整体自律性的体制,无论是古典艺术、浪漫主义、还是现代艺术和唯美主义,他们都要服从资产阶级艺术体制的自律性。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差别,仅仅是艺术在内容和形式上的两极转换,是艺术与生活实践分离(自律性)越来越严重的表现。所以比格尔否定了从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这样一个被普遍认为具有巨大转折的时期。而将唯美主义产生到先锋派出现看作为资产阶级艺术史的一个更加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唯美主义的出现已经标志了资产阶级自律艺术的极端化的界限(与生活实践完全无涉),所以历史先锋派就可以站在攻击资产阶级自律艺术体制的高度,去对资产阶级自律艺术进行批判。比格尔这样做的贡献是:其一,解决了一直以来对先锋派划分的含混性问题。比格尔将先锋派精确为唯美主义之后出现的以超现实、达达主义、西方左翼先锋派为代表的未来主义等流派。其二,确立了先锋派的意义和功能,即攻击资产阶级艺术体制,将艺术重新拉入生活实践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