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青永青

王鹭(以下简称王)：很高兴采访到著名艺术家叶永青老师，您能聊一下您刚入学的时候，初次见到马一平先生是什么样的印象吗?

叶永青：第一次见到马先生，是刚考入美院路遇先生——他看起来很高，很帅，比我们要年长，是一个英气逼人的美男子。记得我早期画画时，是属于典型的“野路子”派，因为当年我在昆明那座小城市里，要想找到一些跟艺术有关的资源，还是相当匮乏的。既难找到好的老师，又难找到好的资料。当时唯一一个与艺术有关的重要资源，就是这座城市中心的邮电局，这里偶尔会卖几本画刊、画报，有一本是浙江的“工农兵画报”，另一本是川蜀的“四川画报”。我偶尔会在“四川画报”上看到一些油画，其中就有马一平先生的，画的非常潇洒帅气。当时的绘画风格普遍存在着“文革”后千人一面的“红、光、亮”的特点，但每个艺术家还是会尽量的流露出一些自己的想法和不同的表达方式，比如作画时画得比较有笔触感等等。马先生的画我还依稀记得，所以第一次见到他时，顿时感觉终于和“真神”对上号了。这是初次对马先生的印象。

王：马先生是如何给您们上课的，您受到了怎样的启发和影响?

叶永青：马先生开始给我们上课，是到第二学年了。我刚进到四川美院时，跟班上同学的差距非常大，心里也非常忐忑，因为我是从云南过来的，在语言、文化以及生活环境上都和四川的同学有很大的差异。78级的我们前面还有一个很强的参照物，就是77级的全体同学，他们画的都非常好。对于我个人而言，前面不仅有77级的实力生和偶象派，而且我们78级的大多数同学也在入校以前，多少受过一些画石膏像的训练，而我却完全没有画过石膏像。记得我第一次进教室的时侯，手里头拿着一支铅笔就进去了，而其他的同学都是拿着一排铅笔，从1B到6B很齐全，还有人拿着油画笔当刷子，还有一些拿着其他我没见过的工具进到教室。素描课上，同学们作画会用一些工具呀、程序呀等多种系统的绘画方法，而这些我完全不会，没有人教过我，所以当时就显得有些崩溃，整个一年级也一直是在这种纠结、不自信、很自卑的环境下度过的。第二学年时，马一平先生教我们的素描课，他的课清新明朗，有着清晰的教学目的、教学程序和正确的教学方法。上他的课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因为一上课他就会开宗明义的告诉大家课程几个小时该做什么，该怎么做，其格局与程序都讲的分外清楚，非常善于向学生传达自己的教学思想;他还在课堂上鼓励我们大胆质疑，大胆提问，在不断地讨论中得出更多有意义的结论，所以我总能在他的课上实现一次次大的飞跃。马先生在人格上是有着特殊魅力的，即敏锐性和严谨性——他能够敏锐地观察到每个不同个体的不同特征，并包容有加，开明引导;他对每一个阶段的教学都十分严谨，目标明确，要求严格。我想也正因这些难能可贵的特点，才共同构成了马先生充满魅力的教育人生。

王：马先生在教你们的过程中，有什么难忘的事吗?

叶永青：先生虽然当时是我们的老师，但由于年龄差距并不大，更像我们的兄长，他跟我们班还有一段特殊的渊源呢。当时女同学不多，我们班上就只有两个大家都共同倾慕的“姐姐”。其中一个跟了我们班的大哥，另一个则是很漂亮且跟我们关系非常好的刘虹，她和先生有过一段爱情，也许这段感情经历成了马先生教学生涯和人生情感中很特殊的一段，但它是充满激情的，使我们师生之间在感情上与心灵上都达到了一种饱满的状态。此后不久，我们全班就要毕业了，大家心情都很复杂——那个时候是有分配的，每个人的际遇都不一样，有些可能要被分配到西藏，有些可能要被分配到阿坝，像我当时是留校当老师，在很多人看来是比较幸运的，但不同的人始终会有不同的经历。毕业其实是个充满悲欢离合的时期，每个人的心情都非常压抑难受，离别当天，我们都互相去火车站送别，老师和同学们都互相抱头痛哭。然而我在人群里面却怎么也没有找到马老师，大家是多么地想跟他好好告别啊!无奈我们只有坐着火车离开了重庆车站，路上经过九龙坡车站，并要在那停2-3分钟，这是一个短时间的停车站台，但它却离四川美院非常近，当时坐在车上的是我们一帮云南的同学，那一届毕业的大概有不到20个人，是整个学校各个系的同学。当火车渐渐驶进站台时，我发现有个人戴着一顶草帽，低着头蹲在路边，那时候是夏天，天气很热，等那人把草帽一掀开，我一看是马老师，心里顿时激动起来。他已经蹲在那等很长的时间了，手里面还提着一瓶酒，我从来没跟马老师喝过酒，印象中他也不太喜欢喝酒，然而那天他却走到火车窗前来打开酒，自己先喝了一口后让每个人都喝了点，并语重心长地对所有同学说：“我送你们一程!”，当时我们当中几个年纪小点的同学就立马忍不住地哭了起来(说到这里，叶永青帅的眼眶中充满了泪水)，当时的情景真让我终生难忘，以前从没有哪个老师像这样与学生面对，也许我们那批学生在马老师的心中所占的分量算是比较重的。以后我也为人师，教很多学生，将心比心地说，作为一个教师很少能有如此机会和学生贴近交心。也因为毕业送行的经历，始终让我们觉得马先生是一个跟我们内心比较贴近的老师，是可以换心的，这也促成了后来我们俩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

王：您怎样看待马先生的教育贡献?

叶永青：马先生对四川美院的贡献，其实远远超过了一个普通教师，他其实是四川美院美术教育的奠基者之一，他不但是一个传承者，传承了老一辈传统的东西，而且他还是一个新事物的吸收者与开拓者，是四川美院新型教学的奠基人。他后来任职四川美院的美术研究所所长，实际上是负责四川美院的美术创作，当时我和马先生的很多接触都是因为他要组织创作了，要应付各种各样的领导审查。马先生还有一个使我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他总能够站在创作者的角度，去接受一些新的甚至一些非常生涩的观念，而这些新奇生涩的观念，不论是从官方角度还是从整个社会对艺术评价氛围的角度出发，他们都会把一些新兴的艺术包括一些当代艺术视为一种不安和危险的艺术，所以像我和张晓刚还有王毅创作的作品，经常会在美术展览上，遭受到很大的质疑，但先生却总能够想到一些妥贴的办法，既能让我们的创作受到保护，又能使那些当权者在某种意义上给“新艺术”一个宽松的成长环境。有一次他看了王毅的《消解》系列的抽象作品，然后来问我说：“消解是什么意思?”，当时我觉得一下很难把一个哲学的名词与艺术、美学联系在一起，并解释得很清楚，而他却不断地认真研究，试图在这三者之间找到一种相互转译的方式，他的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这也很好的说明了马先生是一位现代美术教育的优秀倡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