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因素是题材。这里，关键的一点是：现代艺术在原则上并不排斥任何题材。无论是恐怖的还是温柔的，陌生的还是熟悉的，肉欲的还是精神的，都一律得到认可。进一步说，无论是现实的碎片和由因素形成的构造，还是整体的事物，都可能成为题材。艺术家可以将物理世界的几何模型作为他的题材。他也可以使用人形的或非人形的东西、有面孔的或无面孔的东西作为题材。这种丰富的可能性产生了一个重要问题。并非所有的题材，都会为每一个艺术家或艺术流派所选择。为什么他们选择某些题材而不选择另一些题材呢?这个问题就将我们引向了对第三个因素即风格的思考。

“风格”一词是由拉丁语词“stilus”(即笔)派生而来。这个词隐含的意思是艺术家通过用笔来展现他写作的特点。因此，这些特点就在隐喻的意义上被称为他的笔法或他的“stilus”，即他的风格。人的每一表达都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风格的展现。我在哲学史的讲演中常常提到过去某个特定哲学流派的风格，或者提到某个特定世纪的政治风格。但这个词通常不在广义上使用，而更多地用来指艺术的风格。在这里，一种特定的艺术风格，使我们能够辨认出某个画家或某一绘画流派，即使提供出来的只有一幅画，甚或只是这幅画的一部分。同样，我们能够从一位哲学家著作的少量引文中认出他来，也能够从一位作曲家乐曲的少数小节中认出他来。

风格是由艺术家与现实的特殊相遇所产生出来的。因此，当艺术家与现实相遇的特性发生改变时，他们作品的风格也改变了。有时，一整段历史时期都是由一种特殊艺术风格来标示的。我们时常用在历史时期中所产生的艺术风格来规定这些时期。我们所说的文艺复兴，指的就是文艺复兴的风格。我们所说的巴洛克时期，指的就是政治、形而上学以及绘画中的巴洛克风格。我们所说的浪漫主义风格，这又是一个基本的美学范畴，我们用它来标示人类文化创造史中的一段时期。

风格决定了对主题的选择。通常，风格会阻止把某些特殊的对象纳入艺术表现之中。例如，在哥特风格中，自然只是一个框架，而决不会被用作直接的题材。用作题材的具体对象则是神圣的事件。又例如，用表现主义风格来描绘历史事件是很困难的；若以抽象表现主义的风格描绘通常意义上的肖像也是不可能的。这种对题材的选择本身就指向了风格，而这也意味着对生命意义的特殊阐释，或者意味着人与他所面对的世界的一种特殊相遇。

姑让我们更加仔细地来考察风格的类型，因为这些类型是宗教之维得以敞现的中介。艺术史上的风格不计其数。但是，倘若所有这些风格(从它们与现实的相遇来看)都存在着某些共同的因素，那么，我们还是能够试图加以发现的。首先，人与现实的相遇是通过感官印象和他对日常生活之需求的反应来进行的。这种相遇，可以建立在共同感觉经验之各种实践形式的基础之上，也可以建立在更加成熟的科学范畴之上。在这两种情况中，直接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对象都是居于主导地位的。这种相遇便在自然主义的风格中得到表现。

这种自然主义总是包含着某些比相片复制更多的东西；其中总有由艺术家所做出的改变。但是，这种风格的确力图传达出在与事物的日常相遇中所遭遇的东西。例如，萨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的肖像画表达了一种意图，即要以一种充分满足我们日常经验的风格来揭示身体、服装和其他的细节。例如，该画所描绘的，是为鸡尾酒会或晚宴作准备的情景。这幅画就是自然主义风格中的客观现实主义的一个例子；在这种风格中，与现实的相遇是以我们经验世界的常规方式呈现出来的。

伟大的印象主义画家莫奈(Claude Monet)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带主观自然主义的有趣实例。莫奈为我们提供了视觉印象的集合，而这种集合本身并不构成一个充分发展的客观世界。因此，它只可被称为主观自然主义，这是一种视觉类型的自然主义，但仍然属于自然主义。这种风格的很多绘画，其完成都得益于对人眼所作的光学研究。

自然主义也可成为批判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可以充满先知般的愤怒，也可以在丑陋与破坏的形象中表现现实，但它基本上仍然属于自然主义。然而，自然主义的这种形式却提供了向其他两种风格因素——理想主义与表现主义——过渡的途径。

什么是理想主义风格呢?它是一种领会现实的方式，但并不从经验的层面来领会兼具有伟大性与破坏性的现实，而是在理想的层面领会它的完满性。如果用一个更带哲学色彩的术语来称呼它，那就是隐含在其外表中的“真实本质”。在这个意义上，文艺复兴早期和全盛时期的艺术都是理想主义的，但并非因为这些艺术与乌托邦理想有关，而是因为它们与事物的本质有关。我们可以在拉斐尔的前辈之一佩鲁吉诺(Perugino)的绘画中找到这种风格的美丽例证。他的绘画《十字架受难》(Crucifixion)，充满了既自然又带个性的活生生的现实。在画面的中心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物。但是，这一事件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最丑陋的事件：根据福音书记载，申初之时，遍地都黑暗了，所有的门徒也逃跑了。但这一最悲惨与丑陋的时刻却在荣耀与美丽中被展现出来。在耶稣的身上几乎没有疼痛，没有身体的扭曲，也没有鲜血。在门徒的脸上也没有痛苦。自然没有受到破坏，而是呈现出一种良善的美好。然而，这幅画并不是美化的自然主义的代表，相反，它指出了一个事件尚未出现的“另一面”。它揭示了人们所期待的东西，即象征复活与升天的东西，也就是荣耀的显现。

不幸的是，这种艺术形式的衰落归因于“美”这一语词的败坏。“美的”一词最初是与本质主义艺术相联系的，但后来被一些低俗的艺术家用于一种感伤的“美化的”自然主义艺术中；结果，这个词的含义变得贫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