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关于执教生涯的文字，50年中那些没有因时光消磨而淡忘的片段记忆，但因为并非广义的人生回忆录，所以其中并不包括一些从其他意义上讲是至关重要但偏离本题的那些人生经历。然而教学活动又无法抽离于各个时期的政治社会背景，无法离开关键的人和事，无法离开自己的判断和认识，但已步入古稀之年的我并不带有任何情绪来描述这些事实，因为我深信每一个人都会出错，我自己就犯过不少错误，但我和别人一样都会不时地反思自己，反思历史和人生，因此我才能坦然地写下这些文字。

1、留校——晴天霹雳

1962年我终于从四川美术学院绘画系油画专业毕业了，怀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对生活了8年的四川美院急于挣脱的迫切之情，我填写的四个毕业志愿依次是：新疆、青海、云南、海南岛，但这并非出自当时所倡导的革命青年志在四方。

在漫长等待中的一个晚上，我在川美唯一的洗澡堂里淋浴，正巧与我紧邻的龙头下是我曾经的班主任（时下已是川美附中党支部书记），当他问过我的毕业去向后说：“给你透露一句，你恐怕出不了校门，学校已决定让你留校任教。”“啊——”我失声道。

这一夜我没有睡，独自在幽暗的江边徘徊到下半夜，听到远处人家的鸡啼才怏怏回到宿舍，辗转反侧无法入眠。留校，对于当今的大多数大学生而言，那是求之不得的莫大幸事，但这却因时而异也因人而异。
我13岁初中毕业考入川美附中，身高1.53米，与班里最袖珍的女生坐在头排正中，心中十分自卑。三年下来长足进步，几乎长到现在的高度，却不料恶运也随之而来。附中三年级下期正碰上历史上著名的大鸣大放和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我的一批老师一下子变成了敌人，几个月后再次揪出一批老师，而我们这批附中四年级学生也卷进这场政治波澜，全班32个同学经过政治动员、分化瓦解、检举揭发最后火力集中在包括我在内的8个人身上，班级里的批斗会群情激昂振臂高呼，食堂门口火力凶猛的大字报、大标语、漫画层出不穷。我和班上几个同学组成的一个课外色彩小组被指认为反党小集团，而我被称为这个小集团的军师，幸而此时中央下了一道政策：中学生不划右派。

由于附中比普高学制长一年，我们最终没被划为右派，但这八个人中的三人是有组织的，其中两人开除团籍，一人留团查看；五个白丁中开除一人，勒令退学三人，而我被留校察看，那时我正16岁半。接下来的大学生活又迅速遇上三年困难时期，“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来自组织的声音与我们眼见的现实及惊心动魄的传闻大相径庭。人们质疑只能窃窃私语谁也不敢拿上桌面，而组织则大会小会动员大家畅所欲言，宣称“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扣帽子”，终于管不住口的我和个别同学在会上说出了内心的疑问，不料接下来的却是自上而下动员群众发起的猛烈批判，此时竟发现身边没有一个人可以对其不设心里防线，因此我恨透了这种生活，巴望着毕业能远走高飞，并为此谋划着这辈子怎样去做一个边陲画家，种种遐想与梦幻的编织都仅仅围绕在这唯一的结点上，在这种情况下突然得知要把我留在学校工作，这辈子可怎么活呵！然而在那个年代抗拒组织分配可是个不可想象的罪名，所幸那年的分配等得出奇的久，得知留校噩耗后还足足等了两个多月。这期间走的近的几个同学和朋友反复劝我，既然已成事实，不妨反过来想想留校有些什么好处。就这样，初始的燥动与苦闷渐趋缓和，怀着一颗忐忑的心等待着充当一名教师的未来命运。

2、被驯的烈马

在宣布分配名单后的例行毕业宴上,给我透露留校消息的附中支部书记来给我们几个留校同学敬酒，激情满怀地说：“马里有温顺的马，也有烈马，烈马不好驯，我就喜欢驯烈马，因为烈马一旦被驯服也就不同凡响。”我正好是被分派到川美附中任教，显然他是始作佣者。当年他当我班主任，正遇1957年“大鸣大放”，我也是攻击他的人之一，被称为烈马事出有因，如今他看得起我，那就等着受驯，反正我会认真教书，想必不致砸锅。但事情总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分配给我的工作除去2年级一个班的教学外还要当班主任，我只有喊天，从附中到学院读书8年我连一个小组长都没当过，头三年因为太小轮不到我，后来就成了一个政治上有问题的人，如今却要我去做30几个学生的全权责任人，但一句“组织信任”就使我无法再推。而上任的第一天我去吃晚饭，正遇食堂门口出来七、八个空着饭碗的我的部下，由于欠费被停伙了。那时粮食定量，中午晚上各人只有三两口粮，我如何招架得了，找领导网开一面根本不可能，我私下塞了一张自己的饭票给其中一个我朋友的弟弟，不料第二天就得到附中教师支部一委员对我的谆谆教导，我知道自己不在理上但却无计可施。后来还遇上一名学生扬言吃了鼠药，吓得我魂飞魄散。第一学期快结束时，我死皮赖活地辞去了班主任工作，承诺担任双份教学任务，所幸领导恩准。

当我第一次登上讲台，眼睛不敢看台下的任何一个学生，半学期下来眼睛才敢与学生目光对视。准备了几个晚上的内容，还一边讲一边提心吊胆怕讲不满45分钟，那时因为穷买不起表，只能心里估计时间，久而久之练出了一种本事，对时间的估计竟能误差不足5分钟。

我之所以内心胆怯地面对学生，深层次的原因是我从附中高年级到学院多次受批判，在学生当中是作为走“白专道路”的反面典型让大家引以为戒的，想必在他们心中我这个教员是个等外品，但不久我发现事情并不尽然如此，大量的学生似乎对我很欢迎。而且进一步发现自己还是个教书的料，究其原因不外两点：第一，由于刚脱离学生生活，我本能的容易站在学生的角度想问题，学生希望面对怎样的老师我很清楚，总是希望遇上既对他们好又能帮他们解决问题的老师，我努力像这样做。这一点让我终生受用。如果把师生关系与婆媳关系相类比，那么当媳妇熬成婆的时候往往会忘记当媳妇的感受，而我始终提醒自己这一点。第二，我发现自己还比较善于将自己在专业上得到的真切体会进行理性的归纳并用易于理解的方式讲出来，再加上必要的示范，这样学生自然欢迎。

在这种情况下我与学生的关系迅速变得亲密起来，而且毕业之前本来就是一个学校里高低年级的同学，有时不免互相巴巴肩膀，开开玩笑，这却又影响了另一种规范，我被领导善意的提醒：“你现在已经不是学生了，作为教师需要把握分寸。”而分寸的把握也不容易，在我任教的第一学期末，领导布置下来任务，要淘汰一批学生，从学纪和成绩上进行淘汰，一天下午要安排全年级三个班拉通集体评分，我中午匆匆潜入素描教室，带上铅笔和擦子，把几个很用功但成绩差的学生作业偷偷作了些修改，让他们免于不及格的危险。这其中有两位后来发展很好，成了所在单位和地区的中坚力量，可惜其中一位读书时就长着一副灾民般瘦削的面孔，后来不幸盛年早逝，癌症夺去了他的生命。当初我干的是一件违纪的事，但良心上获得了些许平衡。

经过一段时间的教学，我还有另一重要发现：别看他们还是附中2年级的学生，其中一些人在某方面的素质却是我这个老师所不及的。有些画面事隔半个世纪我还记得。当我发现教师这个职业除了教学生外还能从学生身上获得补益令我十分欣慰，这一发现也让我终生受用。

3、反面教员

实际上当我在川美附中走马上任之前，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已经召开，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直到后来“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太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后才知道，我们之所以能被留校，实因正好碰上被称为“右倾”时期的几个月，过去运动中被批判的知识分子得以“脱帽加冕”，连我这种小“白专分子”也连带被另眼看待，“白专”这个单词对当代青年而言其陌生程度已不亚于甲骨文，但在当时却是时尚词令，“白”是对政治思想上有问题者的概括，这种人一旦还热心专业，那就是白专。而对这种人的另眼相看，为时却很短暂，假定中国阶级斗争的进程表往前拨动几个月，我是不可能留校当教师的，那样一来我的历史人生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也许就真的是背着油画箱跟天山脚下的买买提们摸爬滚打一生了。

尽管我十分卖力地对待教学，同时也取得良好的效果与佳评，甚至课余还自觉地组织一批专业成绩差的学生每周给他们加两次课，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既训练造型能力也训练艺术思维能力，每次摆一个模特儿都给一个小主题，让其发挥。比方有次摆了一个女工的背影姿态，坐在教室外的石头上，肩跨一卷电线圈，腰间系一工具袋，命题《瓜州古渡头》，取自白居易词“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反其意而用之。这种方式使学生兴趣很大，一段时间下来也取得明显效果。然而一到阶级斗争高潮来临，则有一种现代人看来是完全不可理喻的是非评判标准。我的那些别出心裁的劳动不但无功可言，反而提供了给我罪名的依据。

我刚好工作两年正遇1964年又一次阶级斗争高潮，那期间学校里先后抓捕了几名教职工，面上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时流行的政治语言是：资产阶级向党进攻的特点是搞和平演变，是与党争夺青年。每当这种时候，一个团体中总会梳理出几个重点批判对象，不幸我再次成了重点目标之一，理由出师有名，根据顺手可得，“学生课外时间正是靠拢组织汇报思想争取进步的时间，你把一批学生弄去搞专业就是把学生引向只专不红的道路！”就这样，我一个23岁的青年却成了与组织争夺青年的人，这时我已被调离任课两年并与学生关系颇为亲密的班级。几乎一夜之间风云突变，不少学生与我相对而过装着不认识，有的非常无奈地对我微微点一点头，后来才知道这完全是有组织的行动，要求学生与我这个反面教员划清界限并进行揭发批判，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依然还有学生不怕受连累，连续几个傍晚陪我静静地坐着，哪怕多数时候相对无言。

连续两次对我专题批判后，第三周该我带二年级学生进行为期两周的户外写生了，临行之前领导上门谈话，要我下去“一边继续反省一边好好教学，”我带学生去了歌乐山采石场和烈士陵园写生，回来后领导又上门找我谈话，问我反省得如何，我答不知是否能通得过，又问教学情况如何，我答还可以吧。几天之后领导要求把我班学生作业与高年级在相同时期相同地点的写生作业同时展示于会议室墙面上，进行户外写生检查总结。明眼人一看我班学生的作业已不停留于长期相沿成习的速写课概念，不止是画些零星的动态和未经组织的景物，而许多学生的作业都表现出对生活的强烈感受与主动的提取，能反映一定事物的本质因素，并能主动的组织画面同时又保留了现场速写的生动性，这在当时显然是一种较为新锐的教学观念与方法。这是让他们颇为意外的，于是领导要我当场介绍教学经验，此时的我就只好不客气了，把我的教学思路、讲授要点与教学方法作了系统的阐述。这次户外教学显然超出了领导的预期，也算我执教初期在附中教学中最出彩的一笔。而一个近距离的实惠便是拟议中将对我进行的第三轮批判不再提及了。为此我很感谢这个班由我连续执教三个学期的学生，是他们给我长了脸，这其中最出色的便是罗中立、简崇民、张尔立等人。

生活经验表明，一个人内心对人对事的评判有时会比他外在表达出来的更趋于公正，因为外在的表达有时不免受制于一定客观因素与现实利害关系的制约，而在内心却难于欺骗自己。其实我想当时的领导内心也未必认为我是个问题那么严重的人，但按当时开出的政治指标，要选拔几个批判对象我也就难于幸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