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录近几年春节前的赠言：

牛年：

牛，躬耕田间与地头，岁月老，无闻不思愁。

牛，格斗场上鲜血流，未封喉，一笑泯恩愁。

牛，股市大盘看潮头，任起落，从容乃风流。

虎年：

欣逢好时年，谈虎色不变，欲如虎生威，历练先壮胆，欲入虎生财，埋头加油干，欲入虎穴得虎子，

先把虎妞牵，来日再逢君，一如面虎颜，虎字一当头，无所不在焉！

兔年：

虎威一年，离休淡去，兔无雄姿，贵有玉体，

红眼非病，是为瑰丽，唇中开岔，独家创意，

腿有长短，着实给力，兔头老妈，舍身取利。

当今盛世，草根雄起，姐曰芙蓉，哥曰犀利。

君为达人，造极有期，天时可待，地利可依。

人和者众，知交莫逆，乘势而进，所向披靡。

马某不才，疯言嬉语，一声祝福，发自心底。

传统套路，老少皆宜：恭喜发财，兔年大吉！

龙年：

龙，出世未横空，儿时鼻下双瀑挂，雅号人称流鼻龙，可曾期，他日雄？

龙，原本多情种，尔不翻身不下雨，雨不洒花花不红，缱绻中，意正浓。

龙，驭水又乘风，小呼深海起巨霆，一跃凌云破长空，顾八荒，血样红。

龙，有无自相通，来时有色亦有声，去日无影又无踪，尽潇洒，融星空！

21、“六斤八两”说

16年前，川美院长离休逊位，按惯例举行一次由院系处干部近百人参加的茶话会以示相送，会上我忽然即兴地想到了一个话题，但确实是关于人生体验的大实话，而且此前已有例证在先，才使我发表了以下感慨：

“每个人都有一个重量，但我说的并不是磅秤上读出的体重，而是由一个人长期乃至一生的种种作为合成起来的综合份量，比方张三是五斤七两、李四是七斤三两，我们权且以这种斤两的概念来作个形象的表达。但人间的一种怪相是：这个人分明是六斤八两，但如果权力在握，一些人会说他是九斤八两，而一旦某一天权力失去，有些人又会说他是三斤八两，甚至是过去说他九斤八两的人后来反说别人是三斤八两，这就是人的丑恶之处。而问题的另一面是，有的人本来分明是六斤八两，周围说他九斤八两的人多了，久而久之也自以为是九斤八两，而一旦周围一片人说他三斤八两时，他可能或许认为真的成了三斤八两，因而可能特别失落和愤然。所以作为当事人对自己应该有一个比较如实的判定，我自认自己是六斤八两，当别人说我是九斤八两时，我不会相信，因为那不合事实，而当别人说自己是三斤八两时，我照样不相信，因为那也不是事实，只有这样方能宠辱不惊。因而无论领导者或被领导者都应有双向的自觉，才能改善我们的人际生态环境，”

以上虽然是我临场发挥即兴想到的比喻，但它却从此在自己的心中定格了，我明确地认定自己就是属于六斤八两这类人。中上水平的人品，中上水平的智力，中上水平的意志，中上水平的业绩，仅此而已，说到底，就是六斤八两。这一点，我随时提醒自己。

2008年“5.12”地震后的几天里，美院学生中不少人一度在网上热议，把我和美院书记描述成反差极大的两种人，对于我这个不上网的人来说消息获得已经滞后，我才赶紧上网查阅，并在当时的一次全院学生大会上讲了一番话，我说自己在地震发生之后远不像一些同学描述的做得那样好，而书记也绝不像一些同学描述的那样，每个人在内心里都会如实地反思，当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之时自己究竟做得怎样？我只是一个凡人，承受不了一种被拔高的荣誉，我还引用了读初中二年级时我的班主任隆重推出的一句话“如果一个人的名字比他的实际更为光亮的话，那是十分可悲的。”此话是当时人们所崇拜的斯大林的名言，无论历史怎样评价斯大林，但至少这句话是绝对真理。此外，为了还原一个真实的鲁书记，我分别一对一地找来了地震事发当时书记上课的那几个班级的学生干部个别了解情况，又通过一个班干部找到一位自始至终在书记身边的学生，再绘制了那间教室书记的讲台与学生座席分布的平面图，以求证方式得出结论，书记并非人们以讹传讹的“范跑跑”式人物，并将这些实证情况写成一份报告连同6个学生陈述笔录一起递交川音党委。实际上，地震之后的那些日子，我和鲁书记以及学院的教师职工都在做着我们理所当然该做的各种事情，只是我们当中谁也不是英雄人物。除全力应对灾害带来的各种后遗症外，我们也积极募捐送往灾区，慰问救灾部队和民众，并响应川音党委号召组织师生昼夜创作一大批作品在省科技展览馆举办大型抗震救灾作品展，以下是我为展览写的前言：

“2008年5月12日！一个震惊世界的日子。

汶川特大地震对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却又空前唤起十三亿人民高度团结、万众一心的奋争精神。

在党中央领导下，一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抗震救灾斗争持续开展着，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每天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和耳际。
这是党心民心的高度融合，这是国家力量的宏伟呈现，这是民族人性的伟大闪光。

我们为之动容，我们为之感奋！

我们用爱心支援灾区，我们参与收拾大地的伤痕。

同时我们还记着：作为艺术家与艺术院校学子，我们还有一份特殊的使命——

拿起手中的美术武器，弘扬革命文艺的光荣传统，用自己的作品投入这场伟大的斗争！

这里展示的是四川音乐学院成都美术学院师生一周多来夜以继日创作的作品，未及深度的艺术加工，却凝聚着我们的热血与激情！
我们尽情的高呼：中国，坚强！2008！”

“我是六斤八两”，这是我对自己确定不移的认知，生活在这种心态中我觉得内心相对地安宁。20世纪70年代前苏联一位具有革新精神的画家波普科夫，画了一幅题名为“阿尼霞老奶奶是个好人”，这是一个农村的葬礼，作品让我感动。我想，多少年后，当我这个人对别人已经失去了任何现实的价值时，如果还有人能说一句“这个人还是个好人”，我就觉得很可贵了。

数年以前我与一帮川美油画77、78级学生聚会时，雅号叫“三娃”的黄振国就曾率先提议选择一个恰当时机与我一起搞一次师生作品展，众皆附议，此后一些学生又多次提起，确实盛情难却。去年冬天几路人马一起正式提上议事日程，而且拟议中的规模越来越大，似乎又超出了我这个“六斤八两”的心里承受力。如果说50年前把我留校当了教师是历史的误会所致，那么27年来国家把9月10日定位教师节却正暗含了我的生日，似乎当一辈子教师是早已注定的宿命。我是在认真地做一个教师，但无论对于老四川也罢，新四川也罢，自己不过是一条美术教育长长链环中的一个环，不过是一盘棋中的一颗棋子。即使是眼前这个由我掌门的川音美院，如果没有我的上级当年提供的宽松政策的支持，如果没有一大帮拼命三郎通力打拼，我个人能有多少作为，焉能承受过誉！然而半个世纪中我与一代代学生毕竟又建立了很深的情感，我实在没有任何理由逆拂他们的盛意。包括这篇回顾教学生涯的文字，也是在一些弟子的叮嘱下出炉的，不然我还觉得自己没有到应该写回忆录的时候。

50年教学生涯，从被迫到认命到热爱，划了一个大圈，当这个圆圈划到将圆未圆之时，我确实感受到当初未曾期许的富足，一些历史性的镜头总会闪现在眼前：

当我还是一名青年教师在承受巨大政治压力的时刻，竟有学生不避风险前来陪我默默地渡过冥冥的黄昏。

当我60岁生日的时候，一个在10年前我曾力主录取的跛脚女孩，竟然从她生活的城市杵着拐杖专程送来鲜艳的花篮。

当我面临一场现实的危机，思索着如何带领这支队伍走出困境的时候，猛然发现校园里一处行将干涸的泥塘底上，学生用木棍划出两行大字“马一平，I LOVE YOU”。
……

蓦然回首，我没有任何理由不感到，50年教学生涯我已收获得太多太多。

但我依然清楚，我还是六斤八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