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空前劫难
我在附中只执教了三年，然后就被派到简阳农村去参加整治农村干部的“四清”运动，作为一次全国的大规模行动，四川美院自不例外。
那时学院派出的是由几十名教职工组成的大队伍，从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运动结束返校时，全国“文化大革命”已经充满火药味地展开了。6月市委工作组进校，迅速自上而下揪出了八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除几个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被整过的老教授外，两个最年轻的则与我近在咫尺，一个是我的同班同学并同时留校的，长我三岁；另一个是我的师兄并同在附中任教的同事，长我四岁，唇亡齿寒不是没有道理，我很清楚我和他们之间并无大的区别，凡在那时的当局眼中看来属于问题多的人，一到政治运动需选择打击对象时，就指不定是张三或李四。更何况在那疯狂的年代人人自危，谁也不知道哪一天会搞到谁的头上，果然不久学院作为一号领导的院长被揪出来，全院顿时沸腾。像我这样的人自然少不了收获大批的大字报，但此时学生们对我还算客气，所有批判的内容都没有把我圈进阶级敌人的范围，但被责令追收“黑画”，我则是几个重点对象之一，而能被称为黑画的则是学生们经常翻看的我的一些速写本，而其中最典型的是两幅，一是某夜暴雨如注，我的寝室到处滴水无法睡眠，索性画了一张速写：仅有的碗盆全在接雨，屋角的织女神石膏像也在落泪，题字曰“我的公馆在危难中”；其二是我在农村乡集上画了三个大肚皮女人凑在一起聊天，提了五个字“春风吹又生”，为避免误会又加了四个字“怎么得了”。但那年头没有“调侃”这个单词，谁要调侃也是危险的，一到政治运动这就成了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证据。说是收缴黑画，所有的画都得缴出，因此我从学生时代到工作几年中留下的作品除极少偶然剩下的外一应被搜走，后来无一生还。而其中我最可惜就是那些速写本，因为那是我数年生活经历与感受的图文记录，我把这一招交给了学生，并取得成果，它们却离我而去。
而随着运动的发展，骇人听闻惊心动魄的事情不断涌现，进入八月，“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传遍全国，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红卫兵又迅速分化为“造反派”和“保守派”，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厄运终于降临。
两大组织开始出现了对运动的观点分歧，八月底的一天因为一件并不大的事双方发生摩擦，那天傍晚兴许是鬼使神差，我提着刚盛满的水瓶往宿舍走，路过必经的大字报栏，正遇一群我教过的学生向我倾述令他们气愤的这件事情，在那种情况下我肯定是谨言慎行的，却不料还是被一过路学生品出了一点倾向性，迅速地以经过发酵的语言传递到了另一组织，恰逢第二天两派约好联合批斗两名被双方共认的“牛鬼蛇神”，要求全体师生员工参加，这两名所谓牛鬼蛇神其实也是好人，一名是党委委员，无非生活中有点架子，另一名是长我11岁的老师，“文革”之后他还是一个令学生十分爱戴的老师，当时两人已被强制将头发乱剃一通，胸前挂着大黑牌，脸上涂着墨汁，场上充满杀气，传说某天北京的红卫兵在街头被阶级敌人杀害，人们群情激愤，这时场上有人开始呼喊把并未列入批斗对象的人揪出来，接着喊声此起彼伏，喊到一个就拉出一个，一下拉出了几十人，任何人也无法控制，终于有一个我未曾教过的学生喊到了我的名字，我知道一切都无可逆转了，我和那几十个被揪出的人站在大家的对面被责令低头，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提着墨汁桶向我走来，在我脸上涂抹并在我背上划上交叉的两笔，而在我身后一个熟悉的声音把那个负责剃头的学生叫了过来，这是一个长期来利用课余为同学义务剪发的人，手艺上乘，理发推子从我头顶推过。然后几十个人被广大革命群众押向校外街头游街示众，而这一出闹剧的结尾是一名红卫兵组织的头目向众牛鬼蛇神宣布：从下午开始起全体进行劳动改造。当我们被押往那简陋的室内体育场等待发落的时候，另一位红卫兵组织的头目向我走来高声说：“马一平，没你的事了，你回去吧。”后来我才知道我被营救得益于两路人马，一是一派红卫兵组织，二是当时附中的“文革”领导小组，仅管他们都很清楚即使按当时的标准，我也不该蒙受这种待遇，但被指派来找我谈话的一位同事还是说：“你要好好认识，究竟犯了罪没有，必须真正触及灵魂”。是的，在那年头，谁也不可能说革命群众的行为是错误的。当天晚上另一位我教过的学生上门服务，以他熟练的技巧把我那不雅的阴阳头加工成了均匀的平头。当年给谁剃阴阳头意味着一种羞辱，换了今天，会是一种最酷的发型，兴许还能在某些舞台上去秀一秀。
“文革”的第二年，重庆在经历了一场真枪实弹的武斗之后师生返回学校，此时，在那场批斗中给我涂墨汁和剃阴阳头的学生都特别托人隆重转达，向我表示深深的歉意，他们觉得难于当面启齿我很理解。而更奇妙的事发生在四年之后，那时师生都在军垦农场劳动，炎夏的一个傍晚我们去一口堰塘洗澡，我这个旱鸭子只能在池塘边缘地带操作，不料一脚误踏到一个低凹处，因毫无思想准备，顿时失去平衡，猛呛了几口水，在这苍茫暮色中依然是当年那个熟悉的声音大喊了一声“马老师”，一只手伸了过来，把我拉向了平稳地带。22年后一位偶遇的算命先生说我曾在水中遇过一次险，不幸被他言中。
也许我的一生注定了和我的学生产生种种不解之缘，恩怨尽在其中，恩需铭记于心，怨却自当化解。
5、“文革”中的教与学
自“文革”开始学校就全部停课，脱产闹革命，为了砸碎旧制度旧秩序，传统的“师生员工”排序也颠倒过来称为“工生员师”。在一段时间里，学生习惯于对老师直呼其名，当然后来我才知道这也并非首创，早期革命先驱陈独秀父子之间就是直呼其名，只是加了“同志”二字。“文革”两年后虽有“大中小学都要复课闹革命”的最高指示，但实际直至1974年首届工农兵学员进校之前就从未真正复过课，但师生关系也逐渐地不像运动初期那样紧张，被称为革命小将的学生们经历了初期的狂热，武斗的撕杀，目睹政治舞台上的一批批当红明星相继倒台，随着运动的发展不同时段揪出不同的身边的“一小撮”，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文革”这只潘多拉盒子里并没有任何镇山的法宝，有的只是一片混乱和经济生活的贫困，激情的消萎显示着信念的失落，无论教师和学生大部分成了真正的“逍遥派”。有些人开始变得颓废，偷鸡摸狗，有的甚至乘乱用板车把图书馆的画册大批偷走，这种不光辉的行径却也暗含着对知识与技巧的重新认定，当年被搜去的“黑画”成了一些人瓜分的战利品，有人开始暗地里向“牛棚”中被监管的老教授讨教，我和有的老师为配合运动需要所画的宣传画贴在专栏上也会在夜幕中被人用刀片割走。
我本人自“文革”初期那场劫难之后一段时间更为谨慎与沉默。某晚两名学生登门来访，来者是一位我曾教过的女生M和她带来的低两年级的学弟Z，M是一位非常瘦小的女孩，戴着深度近视眼镜，但眼神很锐利，原是班里团支部书记，此时是学生组织中一位干将，他的学弟Z军帽下露出一张可爱的肉嘟嘟的脸，嘴上却有一弯18岁哥哥常有的茸毛。M一进门就侃侃而谈，从全国形势到学校的形势无不涉及，最后她说“马老师你要相信我们很多同学都很喜欢你，认为你是个好老师，别人批判你那些问题在我们看来根本就不是个问题”。顿时我感到心中热血涌动，同时深深感慨如此一个小女子竟有这般气概和见地，我真是自叹不如。
她的一位同班同学p是一个当初叱咤风云的学生组织中的一号头目，虎背熊腰贫民出身的他具有草根身上的各种优点和缺点，“文革”初期当我们许多教师还像檐下之家雀一样对外部的风云变幻无所适从时，他便有句名言：“我每走三步就问自己一次，我们的大方向是否正确，但每当我走出第一步时就会告诉自己，我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当然，关于“大方向”的命题已由历史提供了一个啼笑皆非的答案，然而作为一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却有如此的自信和魄力，如果是在适合的气候和土壤中这不正是成就大业的必备条件吗？
而我所教的第一届学生中的另一位H,其命运则令人无比唏嘘，H出身工人家庭，根红苗正，在红色年代强调阶级路线的背景下，无疑是最核心的依靠对象，而其人正直朴实，克己奉公，同时勤奋好学，专业成绩也比较好。各路人等都可以从他身上找到值得充分肯定的东西。附中毕业后他升入雕塑系，但从他记事起所接受的全部教育都使他绝不可能动摇对各级党组织的怀疑，更不可能认同打倒他们，因此在“文革”初期充当保守派就成必然。但即使在造反派批斗保守派最激烈的时候，对于他也多有谅解，因为他是公认的好人。直至1971年全国清理“五一六”那个幽灵般的“反革命组织”时，他依然受到重用。可就在这时他却纵身长江，幸而被人救起，命是保住了，但人已木讷。显然直线思维和完美主义所造就的心理结构竟使他无法承受一般人也照样承受的纠结，后来他被学院派专人护送回老家宜宾并安排了工作。此后的他依然本色地保持着好人的作为，星期日经常提着理发工具到翠屏山上为贫困的村民理发，但因其外观与作派不入时流反而每遭询问。算来如今他也该离70岁不远了，我深深祈愿他晚年平安。
“文革”中断了8年的教学，但教与学的双方互动依然存在。在运动中的各个时期为配合政治需要，不少师生集结在一起创作，也是另类形态的教学，学生从中学到的东西直接作用于他们后来的工作。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在“文革”这个高强度动乱的社会形态中，呈现了在后来的年代里所难于洞见的人的各种素质特征，它为教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素材，我作为一名教师，也从众多学生身上获得了重要启示。
6、春风又绿
1976年在中国历史上是惊天动地的一年，三位政治巨人在大半年中相继辞世，紧接着“四人帮”被一举擒获，由此结束了长达10年的政治动乱，国人欢呼雀跃，万事百废待兴，春风又绿中华大地。1977年重新恢复了中国高考招生制度，取代了70年代中期的选拔推荐上大学方式，当时的四川美术学院决定兵分四路在重庆、成都、西昌、万县设点，我被指派到西昌负责招生，一时间，攀枝花的工人、片区的农民、凉山的彝胞子弟络绎不绝前来报名，景象十分热烈。
第一年考试只考两门：素描和创作。当创作考试开场时，按要求当众开启密封的试题，我顿时傻眼了，命题是“为革命学好科学文化”，这俨然是一个社论的命题。最多只适合画宣传画，如此命题势必会对学生造成误导，而妨碍思路的拓宽。同时在临行之前的工作会上，我专门咨询领导创作是否规定工具材料，答曰“不限”，而试题上却要求用色彩表现，这就和我们在接待报考时的答疑相佐。一气之下，我在考场上当即抓了张纸给院招办写了一封很不客气的信发出去。当时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青年教师，此种做法无疑是犯上的。
各地把试卷带回来由学院组织统一评分，当素描试卷铺开后却令我们这些评委眼前为之一亮，竟然有一批试卷画得相当出色，显然超出了学前考生可能达到的高水平，其中两张考卷尤为光彩夺目，其一画得坚实深入，松紧有度，其二潇洒自如气韵生动，评分确定后，负责在成都点招生的一位评委才揭秘：前者是个18岁的小子叫杨谦，后者则是当年省美展上已引人瞩目的何多苓。的确何多苓这个名字已不陌生，当年夏天他参加四川省纪念建军50周年美展上展出了油画《追穷寇》就显示了出色的绘画才华，能画出这样的素描就在情理之中了。后来大家出于好奇想追踪对应一下他们的创作试卷，杨谦的创作也很出彩，两个中学生蹲在人行道上，用粉笔在地上做数学题，构图分割和色彩效果都不错。而何多苓却在试卷上画了两个小块的宣传画构图，其中一幅是“向列宁爷爷学习”，最初被放在丙等，中途我发现这张试卷至少在绘画能力是不错的，经大家同意后提到了乙等。但这一个例正好证明了我在西昌考场上给招办写那封信的观点是正确的，创作出题不当自然容易形成误导，必会影响考生水平的正常呈现，何多苓这张考卷对我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按照他的实际水平怎么可能是在这个位置呢？后来对这个问题引起我进一步的深思，我认为一个好的命题它应该包含两个部分：同时具有规定性和生发性，规定性的部分对考生是必要的制约，避免把什么备用方案都带上来；而生发性的部分则必须给考生提供一个艺术想象力驰骋的空间，而不是关闭它的艺术想象力。而考生的素质高下就会更明显的呈现出来。
当我们以兴奋的心情和欣赏的目光面对这些考卷的同时，我深深地预感到高素质的学生必然是对教师专业能力与教学水平的严峻挑战，在评卷场上我认真地说“我们这些教师如果不强化自身，今后就会出现一个究竟谁教谁的问题。”此话当即引起在场督阵的党委书记的注意，吩咐一定要把它写进简报里去。
7、油画77级
这个20人组成的班级中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在不尽相同的方面有其过人之处，这在一个班里算是人才密集型了。由于这批人树起的标杆使全班形成密锣紧鼓的态势，强烈的奋斗意识令他们抓住课余一切时间画写生、画记忆画、画创作稿，气氛十分具有感染力。
面对这个班级的教学，我自然地想起了我的老师魏传义先生，他在给我们上第一次油画课时就曾引用过孔夫子的一句话“师不必强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当时我认为先生未免过谦，师怎么能不如弟子呢？其实魏公早有深层次领悟。那么当师果真至少在某些方面不如弟子时，这个师还能有些什么作为呢？我给自己定下的方针是：我能给予的，全力给予；我无法给予的，则给予他们自由。我充分肯定他们各自的长处，再作我能给予的引导和补充。这种理念是在面对他们这个班级时形成的，而在后来的教学中也一直在起作用。
在教学中我对他们依然是很严格的，包括一旦有人迟到我会把他堵在门口严厉训斥。对他们的成绩评定我也会反复掂量。三年前川美原版画系主任钟长清教授来我家叙旧，他曾是版画专业77级学生，他说“当时我们曾多次溜到油画班教室听你讲课，一次正逢你在讲评已打分的素描作业，用三个人的画面作了类比分析，周鸣祥是5分、程丛林是5-，何多苓是5+。你说给这个分数的理由是，按照本单元教学要求的几个要点来判断，周鸣祥几点都做到了，所以给他5分；程丛林的效果不错，但色调有些雷同，故给5-，而何多苓的作业，不但达到了各项要求而且有超常发挥，除物质属性的表现外，还有一种绘画感觉与心理氛围的溶合，故给予5+。但需要着重补充一点分数不足以表达的东西，那就是周鸣祥的画虽然对本单元要求实现的比较圆满，但有一种潜在的危险，那就是有可能流于四平八稳而缺少一种锐气，而程丛林的画虽有色调嫌雷同的缺点，但却又是他个人的感受和表现的力度，这是可贵的。你这段讲评给了我很深的触动使我至今不忘。”
第三学年安排我上他们班构图课，在寒假中我作了认真的谋划与备课，针对他们中一部分人已经有不少创作的感性经验而另一些人几乎从没有搞过创作的情况，我想必须将构思与构图的基本知识从深度与拓展度上推进。并溶入自己的研究和体会，力求避免任何构图ABC的书籍上一再重复的东西，我计划在整个课程中讲两次各占半天的长课，一是“关于绘画语言”，二是“关于构图的形式感”。当第一堂课开始时很少有人带笔记，讲了约10分钟左右，许多同学相继搜寻记笔记的纸笔，而我注意到第一个从抽屉里搜寻纸笔的正是有一定创作经历的高小华。这一上午下来我自感欣慰，他们的行动表明我所讲的至少超出了他们的预计，而不是对他们没有价值的东西。
也许由于我是油画教研室里最年轻的教师，或者是性格使然，这批学生跟我也特别亲近，经常三五成群从食堂端着饭碗就跑我家来了，这让我有了更多的角度了解他们。
1979年正值建国30周年，全国将举办大型美展，师生们都在紧张地准备，校方也在精神上、措施上和一定的物质上给予了重要的支持。此次川美学生大展声威，不仅油画专业的程丛林作品《1968年*月*日•雪》、高小华作品《为什么》、《我爱油田》荣获二等奖，版画专业78级学生王亥油画《春》也获二等奖，国画专业78级学生王川油画《再见吧，小路》获三等奖，当年我和我的老同学老朋友古月合作了两幅油画《雷电颂》、《心血》均未获奖，夫子英明，“师不强于弟子”的又一鲜活例证。
这批学生的建功立业具有其必然因素，长时间真切的生活经历与入学前的能力铺垫是重要的前提，入学后的勤奋努力和艺术思维的敏锐也占有重要的分量，来自学院的教育当然也是成就他们的必备因素，但这其中教师直接传授的作用，只占一部分，而另一部分是学院造就了使他们聚集在一起形成良性氛围的条件，这一点也很重要。以我个人学生时代的直接体会，同学间的相互促进与影响并不亚于教师传授的作用，因为他们处于相同的学习条件、甚至面对同样的写生对象，思考着同一时代提供给他们这代人的社会问题与艺术问题，彼此的参照最为直接，所以影响是巨大的。因而我从不认为学生的业绩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学院和教师的教学成果，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某一次，系里下发了一份来自学院的表格要每个教师填写，其中一个栏目是“你培养了哪些有突出成就的学生”。我认为这个栏目的提法很不准确，它犯了一个我很难接受的嫌疑，至少从字面上看很容易误认为这些学生的成就是我培养的结果，因此我填写的是：“我曾参与过对何多苓、罗中立、程丛林、高小华等人的教学”。
支撑我上述观点的依据是大量的。
何多苓在艺术感觉上是超凡的，他具有一种感伤的抒情诗人般优雅的气质，对于形体的美与情境的美有极为敏锐的把握能力，有很好的音乐修养与文学修养，他和他的同学T经常用二重唱的方式演绎那些经典的外国歌曲，传递出优美的和弦；罗中立是一个构思构图的高手，一次教研室组织教师集体会审77级油画班的创作草图，而罗中立一个人的稿子就占据了全班草图的将近一半。如果把“文思如潮”这句话转移到他身上，谓之“画思如潮”当不为过；程丛林每看一场电影下来就能画一批精彩的记忆画，而且他具有德国人一般的严谨，无论在专业学术上和生活节奏上都显示着一种特殊的苛刻，后来他到德国深造也许冥冥中本有一种内在联系，他是个一开始就偏爱重量感的画家类型；高小华在读一年级时课外就画了大量的黑白水墨作品，已经显示出他对社会生活的高度敏感和驾驭丰富的情节与人物的非凡能力……
何多苓和罗中立虽未在建国30周年美展上出彩，但罗中立在第二年的全国青年美展上以他的《父亲》一举夺魁，而何多苓1982年研究生毕业时的作品《春风已经苏醒》产生了巨大反响，当年何多苓没有能够留校是四川美院办学史上的重大失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