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油画78级

78级和77级只相差一个学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77级招生的延续，从总体上说，77级已经把社会上积压了10年的人才中最拔尖的一群收编走了，但从人才成长的角度看又决不能说78级学生都不如77级。川美的这两个年级我是交替着上课的，而78级的课程我是从二年级开始担任的。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上流行一个说法：“苦77，乱78，温79”，这似乎只是一个大层面上的概括，落实到每个具体人头上也就未必然了。

川美油画78级与77级相比，平均年龄小几岁，也少了几个入学前就比较成熟特别冒尖的人物，他们在总体上不像77级的一批人那样亡命发愤，也少了一些紧迫感。当77级的一拨人在二年级就取得骄人成就时，这一方面给了他们不小的刺激，同时又产生一种反弹力，使78级大多数学生并不愿意在学兄们的那条跑道上进行追赶而试图另辟蹊径。77级除个别人外（例如我暂时还没有提到的张晓刚）其追逐的方向大致趋同，基本上是在批判现实主义的路数下反观历史与现实，包括已经成为国内具代表性的“伤痕美术”，而78级学生较多地对表现语言开始关注。在我的老师张声显先生执教这个班高年级素描时，他们开始摆脱俄罗斯契斯卡可夫素描的光影模式，普遍地喜欢用黑炭精条去探索一种表现的力度，而在创作中也初步呈现出多向的尝试，这其中有几个特别的人物：这个班有三个云南籍学生，其中叶永青一进校就显示出对“线”有特殊的敏感，想象力超常，经常随手勾出一些很有趣味的东西。在这个多民族生长的土地上所受到的滋养和当时颇为著名的蒋铁峰先生一派的重彩画的影响，使他一开始就有一种区别于其他同学的主观追求；云南的另一位是穆斯林学生马祥生，一个大家都喜欢的敦厚伙子，拥有一副美丽的歌喉，早早地显出一种表现主义倾向，他与同班同学陈卫闽在低年级时就合作了一副色彩绚丽笔法粗犷的大画《尼柯赫婚礼》，陈在色彩上的禀赋多受大家的推崇，特别注重绘画气质；贵州籍的赵华是一位险些被我耽误的人，他1978年入学考试时，色彩由我和另两位老师评定，我作组长，那时招生评卷的操作程序尚在完善之中，评卷已过一段时间招办通知我去对每张试卷补行签字手续，也就在这过程中我偶然发现一个令我极度不安的情况：一张试卷的正面只涂了几块大颜色，给了60分，当我翻页给下一张签字时才见那翻过的背面画了一张完成的画，显然这个考生是对正面进行的情况不满意再把纸反过来重画的，当然他本人没有注明。但作为评卷组长面对一个学生的真实水平没有得到我们评分的正确肯定，并影响到一个人的命运时，岂能心安理得？我立即找到招办主任要求更改，但被告知不管什么理由从来不允许评卷后改分。我再三请求并愿承担因改分而引起的一切责任，再书面划押之后破天荒地同意我把他这份考卷从60改为80，这样总分就从220升为240分，但仅管如此油画专业已经满员，他被安置到国画专业，而在第一学期结束时，油画一学生因病被退，他才被递补进了油画专业，此君就是赵华。他有很好的绘画感觉，由于学前所接受的影响，具有与重庆、成都、昆明籍学生不尽相同的气息，他也是一个不甘落套的人，进入高年级，对于意大利画家库图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个班里年龄最小的谢军也是个另类人物，低年级时的素描其写实能力每为师生称道，进入三年级却对抽象绘画情有独钟，创作了一幅《幽灵狂想曲》却被权威的《美术》杂志作为批判对象刊登。此外班里也有对罗马尼亚画家柯•巴巴以及维也纳分离派及其他各路大家感兴趣的，还有希望从中国画中寻找灵感的，总之初步呈现出多向的探索。

油画78级毕业创作是我向当时的教研室主任、我的老师刘国枢先生主动请缨的。77级毕业创作是由我的老师魏传义先生执教，并且大放异彩。从主客观条件看，我并不奢望有多大作为，但毕业创作教学对我来说是从未涉猎的领域，我希望借此检测一下自己的驾驭能力并从中积累自己的教学经验。为此在一个整学期中我自当不遗余力，在题材确定与艺术追求上我力求尊重他们自己的取向，有时晚上用幻灯讲座方式给他们提供借鉴资料，长时间地和他们厮混在一起交往颇深，最后的毕业展览虽然谈不上有什么经典杰作，但面貌的确相对多样，其中部分作品亦颇得校内外的佳评，马祥生、刘虹等人作品均在当时国内十多家刊物大量转载。

看来“乱78”的“乱”字也当一分为二：比之77级他们总体上的确少了些猛冲猛打的刻苦精神，步调上也不那么相对趋同，但这“乱”中却又孕育了另一种东西，即一种非主流的追求与多向性的走势，他们中的执着者正从这一点出发为日后自己的成功奠定了必备的基础，而叶永青便是典型的个例。
我为他们班的毕业展览写了一篇当时还算别致的简短前言引起观者广为抄录：

“这是油画78级18位学生经过四年学习的结业汇报。

他们试图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生活，但也许视网膜上有些沙子。

他们试图用自己的语言表达思想，却每每苦于口吃。

他们试图攀越于前辈的大师与当世的英杰，但也许还未触及艺术之真谛。

愿这一堆堆沙丘都孕含着一两点金粒。

愿热心的人们为这一株株刚刚抽芽的苗洒上一捧水。

请留下你们尖锐而中肯的意见，无论是滔滔宏议，或者是只言片语。”

在例行的毕业酒宴上，这帮弟子们豪情满怀猜拳行令，我这个生就酒精过敏者也被不由分说地灌下一些，其中一部分人从中午一直喝到晚上，有的人嗓音连续嘶哑了好几天，这与我当年毕业时全然两番景象。
该班马祥生本为全院大会上公布的留校对象，学院还给他安排了一项应急的任务，谁料几天之后风云突变，他的一个在云南的老同学犯了事，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因正处在刚刚分配的当口来不及细作甄别，就匆匆地取消其留校改派原籍。当我得知马祥生等人将坐一班火车返回昆明时，离发车时间已不足半小时（虽然我不止一次给毕业生送行，但此次感觉更不一样），我匆匆在街上买了一瓶烧酒跑到火车站台上呼喊他的名字，我打开瓶塞自己先喝了一口便从车窗递给他：“喝！”，然后叫同行的学生们也挨个的喝，就这样迅即在汽笛的长鸣声与车轮的转动中我与他们依依惜别。

9、全国美术院校创作教学研讨会

自1979年到1981年，从建国30周年美展到全国青年美展，涌现出一大批新秀，美术院校学生在其中占有重要的份额，而四川美术学院77、78级学生作为一个群体现象则备受关注，因此全国美术院校创作研讨会确定1982年3月在川美所在的重庆市召开，这具有一种现场会性质。当时 众院校百十号专家和教师代表出席，全国美协主席、中央美院院长、老革命江丰亲自莅临坐镇。

当时川美学生的获奖作品以“伤痕”与“乡土”为基本特征，在国内产生巨大反响，引动了一个宏大的潮流，对于这一艺术倾向既有充分的赞扬，也有诸多的微词，从这个意义讲，它是一次关于创作思想的探讨。而另一方面，从院校角度说又有一个在新时期如何推进创作教学培养人才的问题。在创作思想上持非议者认为这一潮流具有“小、旧、苦”的倾向性特征，即取材小，思想境界小，反映的生活面貌旧，情调苦涩。缺乏积极向上的时代精神。当时“文革”虽然已成为过去，但文艺批评的惯性却并未完全消停，院校学生中凡有悖于革命现实主义道路的倾向都会引起异议，不仅外校与会代表中有人发表这种见解，而且川美本院教师中也有人认为学生 取得的成果是经过教育让他们迷途知返的结果。我认为一些重要的概念是混乱的。针对这些看法有些按捺不住了，作了一个大约20多分钟的发言，概括起来我着重阐述了以下观点：一、如果以平庸的观点看待平庸的生活，其作品必然平庸，但如果能从平庸的生活中发现闪光的东西并用恰当的艺术语言表达出来其作品绝不平庸。这就是罗中立和陈丹青的作品为什么不应受到非议的本质原因，而且歌颂型的作品也可能存在以平庸的观点看待平庸的生活。二、讨论时代精神得首先明确，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从旧制度脱胎出来向未来理想境界转化过渡的时代，是一个旧的痕迹和不断增长的新的因素交织在一起的时代，即使说“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那也是暴雨初晴的阳光，因此初晴会因暴雨留痕的存在而特别动情。三、对于竞相效仿的潮流现象应归罪于谁？“东施效颦”肯定不好，但却不是西施的过错。四、学生们对于曾经进行过一些形式主义的或其他在当时被视为非“正统”的探索，是有益的而非邪路，能从中吸取到积极的营养，因此后来他们获得的成功绝不应视为改邪归正的结果。

这个发言当时在会上引起多数人的强烈共鸣，中央美院侯一民先生说“刚才四川美院这位年轻人讲的真好，思路非常清晰。”其实那时我已年满40，并不年轻了，后来正坐在本组参加讨论的江丰老前辈作了一番激动的发言，其中有的话听起来似与我的看法不同，过了一会中场休息，忽闻江老昏阙了一阵，我生怕是否会因为我的发言有什么让他老人家不快有伤龙体，因为他毕竟是一位尊敬的长者，幸而尚无大碍。

我的这一发言由当时的浙江美术学院学报《新美术》刊登，冠以《从罗中立的几幅画谈起》的题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