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开始讲课并评判每人的画作，我告诉大家，之所以让你们出来画风景，是因为风景比室内摆设的对象繁杂得多，出来是为训练你们发现事物美之所在的能力，在发现的基础上怎样提取怎样组织怎样主动地调控画面这是又一种能力，而这些能力无论面对什么对象都是必备的。因此你们必须以一种全新的完全陌生的眼光重新审视自然才能有所发现，同时要完成一个必须的转换：即从以对象为中心转换到以画面为中心。我再进一步把下午在同一环境中画的几个构图方案拿来与他们的画面对照阐明上述观点。从此我们把每天晚上的讲评称为“批斗会”，学生争相主动接受批斗，几天之中，他们发现许多初来时无动于衷的景物中所潜藏的美，情绪十分高涨，后来竟然要求延长几天。我说，那可不行，见好就收。再回去画室内作业时眼光果然不一样了。此后他们还经常利用星期天结伴而行继续去画风景。十周课程结束后，来自齐齐哈尔师院的郭维新决定待进修班结业后，回去准备一年再杀回来报考我的研究生，而当初他正是积极反对出去画风景的人之一，可是后来读研期间及此后若干年中，风景画竟成了他的主业。
这一段教学也给了我本人许多启示：一、教学中的难点有时直接不能攻下，不妨以它山之石攻之；二、风景画教学不只是为了教学生画风景；三、一个课题需要挖掘它可能的深度与延展度；四、不同课题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

八年之后我接受西南师大出版社之委托，编写了一本题为《油画风景》的教学范画集，篇首撰有一篇论文《风景画在油画教学中的位置》，该文中表述的观点追溯起源头正来自此次油画进修班的教学。

在这段教学期间，正遇上全院教学工作会议，学院要求我以美研所所长身份作一个专题发言。我作了题为《关于基础课教学的思考》的40分钟发言，算是我对基础课改革的一些考虑。由于跨时20余年，原件又未翻到，还记得其中一些主要论点：一、关于教学态度，按国家教委规定的最高年工作量360学时，按每天6小时计，一年只有60天直接用于教学，其他时间基本上是教师自己支配，就这点时间如果还不认真教学，实属伤天害理。二、老师教学生就在于给他一个力，让他自己动起来，我举20世纪60年代全军汇演中一个节目为例：一个战士让12个盘子竖着转动，他在一旁密切观察，当盘子们自己转的很正常的时候就让它转，一旦偏偏倒倒，就要及时加力。三、基础课的着力点应该加强诱导性。我举幼儿为例，当我带两岁小女儿看花圃里的菊花时，我问哪些花花睡觉了哪些没有睡，她就会认真比较观察，然后指着蔫了的花说这些花花睡觉了。因此给定什么样的信号是指引她朝什么方向发现问题思考问题的关键。四、造型基础课应从两条线路上展开：准确性训练与敏感性训练，前者以实证方式对事物作科学把握，培养写实能力；后者以感悟方式捕捉情态、精神、气韵、导向写意与表现。而在教学设置上又应有定向性训练和选择性训练两点。前者要求统一，解决最基本的问题，因而不重个性而重共性；后者则要求学生面对同一对象给出多种“答案”——用各不相同的自选语言演绎同一事物。五、现当代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向传统美术教育提出了新的尖锐课题，无论你是否喜欢，都必须研究它并具备至低限度解读能力。

13、我的第一位硕士研究生

由于特定的原因，我是1986年才被“追认”为1983年批准的副教授的，因此那之前考上的研究生我还无缘作他们的导师。而那时招研计划很少，且不是每个专业每年都有计划。有计划的时候往往报考者成绩又未达标，因而油画专业自1985年以后直到1992年才招到一名报考我名下的研究生，此人便是俸正杰。由于某种原因我邀请李正康与我同带。俸正杰是美教系毕业，进入大学初期我就认识他，这是因为他的一个壮举——大一期间他和另一同学合作了一件综合材料作品，一幅画重达二三十公斤，参展后从省里退回，放在美院陈列馆内庭过道上等候作者认领，岂料夜间纵有警犬把守竟有人将其盗走，由此我便认识了这位外观造型与那幅画同样厚重的俸正杰君。其人质朴勤奋，家境贫寒，求学历程颇多艰辛。当时我作为掌管学院创作科研的美研所所长，目睹他一直执着于创作且追求不断更新，因而十分乐于接受这样一位研究生。

在同一个人身上可能具备反差极大的不同侧面，此君为人如此敦厚老实，但在艺术追求上却总是想入非非，读研以后更有变本加厉之势，绝不安分于划地为牢的束缚。到毕业创作时，他竟构想了一套题为《皮肤的叙述》的惊世骇俗的组画，一组肥硕的女子人体上竟让人感觉到满身溃烂的脓泡，色彩表现上也达到感官刺激之极限。说实话这样的艺术形态肯定不是我情感和官能上喜爱的，但我认定那是一种有意义和价值的艺术。国际当代艺术的发展早已冲决了美的控制，甚至从整体上本质上讲是反审美，“美术至少要美”早已不是金科玉律，往往正是用不美的甚至让人生理和心理上产生恶感的东西昭示于人，进而让人去思考问题。但这种现象毕竟在特定时空中会让许多人特别是某些领导所不见容，鉴于此前已有类似的例证显示可能出现的某种遭遇，我们必须保证他毕业时安检过关。

当时决定采取三项措施：一、毕业展览中将他写实的作业拿出几幅与创作同时展出，以见证其写实能力，同时满足一些观者视觉心理需求的相对平衡，二、校内外评审专家的组成尽可能保证理解当代艺术的人占优势，按此提出建议名单。三、设想可能受到非议的问题以前言方式予以疏导，要使持有过度非议的人言辞有所顾忌，担心说了外行话；也要使一些看不惯的人去思考并尝试换一种思维去看，同时要指出一些当代艺术发展中的问题，不能有太刺激的语言，力求达到平和的目的。但“前言”二字见惯不惊，还得让人必须看，于是我把它写成“先生旁白”几个大字以便吸引眼球。当时作这一切安排绝非草木皆兵，而是有其真切的现实背景，这从后面的文字中就可以进一步看出。

好在当时的答辩还有导师参言的条件，师生间默契配合与评委们的分寸把握使答辩这架安检机器顺利放行。

于是俸正杰拿着硕士学位证书进入京城，开始了他的北漂之旅，进入本世纪后天时地利人和造就了他空前的成功。然而草根本色不改的他不忘回报社会，他先后捐建了9所希望小学，并以他母亲和自己的名义建立“英杰艺术基金”，按年发放给他就读本科的川美美教系和我这个当年导师所领导的川音成都美术学院。

14、行政藩篱二三事

从1992年春天开始，学院主要领导就一再动员我担任专业副院长职务，这当然不符合我自己的人生设计，于是婉言谢绝，这样的谈话几个月中前后有过好几次，我明确表态自己不适合作行政指挥官，而更适合做一个“幕僚”或“食客”，出出主意，献点策略，执政者如能接纳自然是好事，不能接纳也不用生气，这样便能游刃有余，而且便于保持与执政者的融洽关系，又不致因消耗过多时间精力而影响搞专业；而一旦自己成为执政者，不但把自己捆死在战车上弄得筋疲力尽，而且如有观点相佐，连眼前的和谐都不免丧失。我曾说：最佳的生存状态是做一个不受欺负的老百姓。因此我坚持不接招。大半年过去后已有迹象表明领导不得不另作选择，于是我倍感轻松，并竭力鼓动被选择的B角接招，谁知第二年三月突然通知我到省委组织部觐见，任部长开门见山：省里已决定我任川美副院长，我说如此重要的事为何决定之前不问问我本人的态度？答曰：“领导没决定怎好征求你意见呵。”我说“那现在决定就该征求我意见了嘛。”又答：“那就更不可能征求你的意见了，三天之后就会派人去川美宣布。”

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了，1993年3月就这样我当了川美副院长。在就任大会上我的就职演说对于官场惯例而言是非常出格的，开口便是：“四川美院专业副院长这一岗位经过漫长时间的难产，最终生下了一个质量不高的婴儿，这就是马一平。”然后对将分配给我的管理工作作了言辞谨慎的承诺，结束的话是：“希望大家充分体谅我本人在心理和生理上的承受能力，过去你们怎样叫我，今后照样怎样叫我，拜托了！”

一如当年被迫留校任教一样，这是完全违反个人意愿的人生安排，但焦虑归焦虑，而一旦责任落到身上必须直面时，却又本能地情不自禁地想把事情做好，在拟议中将设置的第二个专业副院长还没产生之前，教学和创作科研全由我一人承担。在大半年中我主持全院各系教学框架和大纲的重新修订，并着手整顿教学秩序。后来建立了相应的教学指导委员会。当第二位专业副院长上任之后，在不同时段我们先后交替管理教学和科研创作。

当我分管创作科研的时候，一方面利用十分有限的下拨经费组织几个科研项目，一方面走乡串户式的发动一些重点作者创作重点作品参加全国与四川省内的重要展览，而另一方面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关于怎样对待当代艺术的问题，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与当时学院的主要领导发生了显著分歧。

一个典型的例子发生于1994年秋季开学前夕，结束了暑假中在省里的录取工作之后，我在录取场多滞留了两天处理善后问题，而我回校的当天主要领导便正色地找我谈话，办公桌上放着几张七寸的彩色照片，“你看看张晓刚这些有问题的作品！”谈话的气氛顿时显得无比严峻。

作品是由省美协领导提供的，原来事情发生于头一年 （1993年）的冬天，由著名艺术理论家王林策划题为《中国经验》的四人联展，参展者周春芽、叶永青、张晓刚、毛旭辉。展出作品的小样先经四川美协和四川省美术馆审查通过，而开幕时发现其中有的作品已被调换，并认为某些作品存在政治倾向问题。而此刻摆在办公桌上的正是为其最不能容忍的张晓刚作品，其中最受鞭挞得是左右对应的两幅画，同样画着一本打开的厚厚的书，其中一幅的书页上标注的是各种血性与性格的阐释，而另一幅的书页上则是各种姿态的养生图。

说到这里主要领导余怒未消：“我在昨天的开学典礼上已经说了，张晓刚不但不能提职称，而且就不该让他上课！”“对于这件事，马一平你认为应该怎么办？”我说：“不妨可以考虑在院报上开辟一个专栏来开展一次艺术思想的大讨论，让各种意见充分发表，彼此争论，真理越辩越明嘛！”“那不行，这不是提供传播的场所吗？”当时我心想：“这可不是我的创作发明呵，这个观点难道不是20世纪50年代社会上流行的过激作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