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坚持认为这是艺术思想领域的论争，无论如何，没有理由归结为政治的和道德的问题。我不得不向主要领导陈述自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前期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动向，它是一个不以任何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必然发展逻辑，学界将这一潮流大致归类为三种流向：政治波普、玩笑现实主义和生命状态的呈示，它们自有另一套语言系统与解读方式，没法用传统现实主义的尺度来对应评判。如果不把眼前的这个具体事件摆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大背景中去审视，就不可能有一个准确的判定。张晓刚之所以要画这样两张画，源于他从德国考察回来之后的一种强烈感受，离开黄角坪不过大半年，回来却看到一些令他不安的现象，遍街乱七八糟的地摊文字，五花八门的小报刊物呈现着文化形态的变异与人文价值的失落，他原本是想以这种方式提出一个社会问题供人思考，把养生图画在经典书籍摸样的页面上，这本身就是一种反讽的用意与表达思想的手段，这样隐喻的手法犹如密码电文，别说是并不掌握这套密码的普通公众，即使是执掌艺术和教育的官员也照样可能发生误读，只要一见画面上出现了“出格”的内容而又没有看见早已习惯了的图像方式，得出“不佳”的结论也就有其必然性了。我确信领导是出于在传统文化经验惯性下的价值判断使然，他们主观上并非刻意去打压某一个人。每一代人成长所喝的奶都不一样，所铸就的观念自然不同。我本人远不是一个弄潮儿，我只是知道自己的局限性，但不能让个人的局限性变成学院的局限性和事业的局限性，更不能眼看不该被打压的人被打压。出于同样的原因，有见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我代表川美到省美协参加的两次全国大展送选作品评审，我与省美协领导曾发生尖锐的意见分歧，尤其是1989年选送全国七届美展作品，评委中除我之外几乎都是老一辈艺术家，其实我对他们一向很敬重，但关系到某些作品的生死问题时，我只有拍案而起了。眼看评审结果已成定局，我大喝一声说：“现在是午时三刻要开刀问斩了，请各位青天老大人再看看这几幅被拿掉的作品。”我恳切要求对他们重新复议，此举挽回了两三件作品。而美协几位年轻的工作人员惊叹不已，说历年评审从来没人敢于如此，一定要拉我到展览馆门口合影留念。由此可知学院主要领导的观点也并不止是他个人的。

再接着说说关于张晓刚作品那充满火药味的一幕还连接着更富喜剧色彩的尾巴：几天后院办接市委来电称，次日英国最大的画廊“苏格兰水果市场画廊”总裁将造访川美，院方认为这是一个宣传学院的重要机会，布置隆重接待包括配食都作了“必须出新”的特别安排，不料来者开宗明义，此行目的就是要见几位画家：张晓刚、叶永青、杨述，岂知这首当其冲的第一人正面临他人生的最低谷。

我在前面关于77级的文字里没有提到张晓刚，就是为把话题留在这里，他在学生时代就显出了另类的素质，毕业创作时与众人拉开极大距离，但因其创作思想与艺术形态均非主流因而不被看好，留校自然也不可能，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资历短浅的美教系因发展的需要才把他从云南调了回来。叶永青、甫立亚夫妻是美教系元老，作为一颗酵母逐步发酵，不但吸附去了张晓刚，还有1986年研究生毕业的刘虹，以及后来的陈卫闽，形成了一个不可小视的群体，再加上与理论家王林的默契，经常切磋当代艺术，那时我们经常周六“每周一锅”，自然了解较深。美教系在他们这拨人带动下先后出了一大批人物,诸如何森、赵能智、余极、陈文波等，当然也包括我后来的研究生俸正杰也正得益于他们的前期栽培。张晓刚冲出最低谷起于第二年巴西圣保罗双年展对他的慧眼识金，而到本世纪他成了中国当代艺术四大天王之一，他曾经在川美承受打压，却又为川美挣来殊荣。

15、一个被戏称为讲四川方言的美术学院

1999年5月，那时我刚从副院长岗位上卸任才几个月，某日无课正在家中埋头作画，忽间一阵叩门声，来者一行三人，为首老者自报家门，乃四川音乐学院离休干部毕兴，虽初次谋面但“毕兴”这个单词早熟于耳，由于我附中时代启蒙老师周璘等一帮南下的“山西梆子”每聚谈及往事，经常提及此君，如“水浒”中描写江湖上多曾听闻及时雨宋公明一般，毕老述其来意：川美之行目的有二，一为当年秋天川音建校60周年，诸活动中有个画展，想在川美借一批作品；二因川音九五规划要建构四川艺术大学，颇得上级首肯，而欲达此目的必须先办起一个二级美术学院，此行正背负领导使命来物色人选，由于川美与川音历史上本是一家人，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才把音乐美术分了家，毕兴之为使者正因当年与川美一批离退休干部和老教授们故交甚笃，而据称在他此次走访老友过程中，众口一词曰如想挖走一帮人西出新建美院，则必须先搞定马一平。

其实那时我们一拨人也正筹划到成都办学之事，只不过我并非始作俑者。还在1998年冬，川美一些高职称教师就准备调离川美前往成都发展，由于多年私交较厚，便一直动员我与他们同行，如果我能同往，则可团队性的投奔一所学校共谋一番事业，如果我不应允他们便只能散兵游勇般地分别调去不同院校，“何况我们都走了你留在这里也不好耍。”经不住一再动员我答应了，再次印证了我大女儿对我的评价：“爸爸你不善于拒绝”。我们的动向深得四川省教育厅高教处的支持，牵线搭桥想把我们引到四川大学去，正在这过程中，毕兴老人家杀来了，而“四川艺术大学”这张牌让我们产生了兴趣。

后来我们应川音党政领导之邀进行了初次会晤，川音党委书记王慧才教授又率要员潜入重庆在离川美十里的杨家坪宾馆进行回访，其后我们不时往来成渝若干次，为建成一个高起点高效率运转的美术学院而绞尽脑汁，那时成渝高速经常分段整修，我女婿对女儿说：“你爸要负很大责任，因为他们对路面施压次数太多。”直到2000年春天，我们终于找到华新国际实业有限公司所属的西南日月城，这是一个正遇经营危机谋求转向的美丽场地，经商谈一拍即合，由四川音乐学院与该公司签署了协议，企业拿出这个园区提供给我们建立美术学院。
筹建后期一次我们驱车前往成都，路径川渝交界的桑家坡站口准备小憩时，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镜头出现了：一辆正从成都驶来的小车也在此停下，从车门露出一张熟悉的面孔——当我们几个从巴国出来的正副教授投向蜀国怀抱的同时，巴国引进了来自蜀国的著名草根表演艺术家李伯清先生，可谓人才“对流”。

2000年9月5日，四川音乐学院美术学院正式开学，首届竟有700名学生入校，作为一个新办的美术院系，大大超过此前社会记录。开办才三天我们申报的美术学硕士点就经省内评审通过，几个月后由教育部正式批准。按说这个起点确实也不算低了，然而音乐学院办美术学院总为人所不解，外界听起来始终别扭，常有考生家长发问“是否音乐美术各学一半？”也不时有人把这个校名叫不清楚，说成是“音乐美术学院”，至于它的简称“川音美术学院”则被业内人戏称“是不是一个讲四川方言的美术学院呵？”种种说法无论是无心也罢有意也罢，总之都在提醒我们，这所新建的学校唯有加快创造业绩才能证明它存在的理由和价值。

16、我们塑造尊严

万事开头难。

如果把时间表后翻八年就正是接受教育部评估的时候，我给专家汇报的PPT中第一页面是一片空白，正像开办时一切为零，而第二个页面就是整版绿色底上出现的几个大字“我们塑造尊严”。这是我们所作全部努力的起点和归结点，一所新学院要迅速创造业绩必须首先唤起全体师生的尊严意识。人如果活得没有尊严便是耻辱，知耻而后勇，面对一切困难才会加倍努力去克服。我们首届招进的700名学生中的绝大部分是其他院校录剩的，因为初始的招生计划只有120人，超出计划的都只能是捡落地桃子，因此入学的整体水平是可想而知的。而当他们把第一张摸底作业画出后，才知道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差得多，那时我们的教师老少一共只有十几个人，要把这批学生培养成合格产品，就只有拼命了，老师拼命学生也拼命，每天下午下课后许多学生不离教室，老师也不离教室。那时老师几乎过着半军事化的生活，晚上也经常泡在教室里。我们的方针是“较少的人力，较高的待遇，最大限度的敬业精神”。那时学校里教室的静物和衬布都是教授副教授亲自出马去买，为的是让教学用具全部合用以免浪费资金。第一学期上色彩课前，我和刘虹教授利用晚上时间一口气摆了40组静物，为的是摆出各种色调让每组静物都能吸引学生，第二学期到了该上风景写生课时，全院学生分作三拨，每拨人两周，而我作总率队带领几个青年教师，分批讲大课作示范，前后六周中跑遍了学校后山坡，把全体学生教了个遍。学院为了强化各系部主任的主人翁意识和创业意识，建立了由院长书记和系部主任共同组成的院务委员会，以实施民主管理，而院务会经常是利用中午休息时间一边吃盒饭一边开会，这已成为川音美院一道特别的风景线。当一种敢打敢拼的团队精神树立起来之后，这个学院是生气勃勃而充满人情味的，如一股暖流在师生当中循环传递。开办几个月后，学生们在对教学的反馈中深情地说道：“我们几乎天天都处在被感动中。”他们热爱这所尚待健全的学校，感到自己也在参与创业。每到假期返回家乡，与中学的同学聚在一起，他们会成为学校的义务宣传员，而这种宣传的信任度能超过任何媒体。后来我们在美术同盟网上开辟了本院学生论坛，却引来一些兄弟院校学生的揶揄嘲弄，进而彼此对骂，我立即召集学生版主们开会，请他们向广大同学做工作，我说：“鲁迅先生曾说过，谩骂与恐吓绝不是战斗，因此哪怕骂赢了也不是胜利，当我们还没有做出成绩之前，不要承受不了别人的嘲弄，而要把它当作发愤图强的推动力，新生事物经常是在骂声中成长壮大的。我们必须学会用自己的业绩来证明自己，到那时这一切都将化为乌有，我们也将因此而赢得尊严！”

为此，我们每年新生入学教育中包含一个关于尊严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