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在我熟悉的学生中还有完全改行而取得突出成绩的。1993年秋的某一天，一位考生登门求教，自我介绍是平昌县山区农村子弟，袁野已连续考试三年未中，他和他的弟弟二人均靠家里向地方贷款支持，在川美退委会开办的考前班学习，最近读到一本书令他茅塞顿开，而所说的那本书是川美出的一本指导考生专业学习的书，其中色彩与绘画创作两个科目是我写的，于是决定贸然登门求教。我感其诚，同意他每周把在培训班画的作业拿来单独给他指导一次。于是第二年这位资深考生终于考上了，但因文化成绩不高只能读两年制专科。没有料到的是在他毕业后两年的1998年，突然深夜接到他的电话，一听那特殊的音色我便知道是谁。他十分兴奋的告诉我在西安一家外资公司工作，公司十分器重他，每月收入6000多元。（那时我作为川美副院长月薪仅1000多元），要我一定抽时间去西安做客，好好报答当年教诲之恩。此后又过了几年，2002年我又接到他的电话，说他在雀巢公司已做到东北三省总代理并兼营上海事务，说不日即将赴蓉登门致谢。来时他带了一份雀巢公司的内刊报纸，整版刊登着他的事迹，甚有衣锦荣归之感，我问他：“你毕业后所作的工作全然与专业无关，是否觉得过去学美术显得白费了？”他连说“不不不，我学美术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把我脑壳搞活了，面对一样事情往往不是一个标准答案，我会去想多种变通办法并从中进行优选，不然我也不可能有这番业绩。”我觉得这是一个另类的生动例证，一个人的人生轨迹其实是由多种主客观机缘造就的，在任何一个座标点上能最有效地发挥自己都是人生的成功。因此这种改行绝不是教育的失败，于是我让他给我们的在校学生作了一场生动的报告。

在川音美院办学初期，我还遇到另一位另类学生，视觉传达设计系的蒋涅，依然是一位带着浓厚乡音的农家子弟，当年投考美院显然是无奈之举，因为他的兴趣点不在这里，可他对中外哲学美学方面典籍的阅读量令我十分惊异。他不止一次抱来他厚厚一叠读书笔记，因为家境贫寒，全是用传统工艺的针和线一本一本的装订成册，这在当代的美术院校中无论鹤立鸡群也罢，鸡立鹤群也罢，总之几乎是绝无仅有。当然这类型人肯定有他值得非议的地方，比方专业成绩肯定不怎么样，而且由于他的兴奋点太与众不同，在同学中自然也就相对孤独，但他确实是个人才。在他四年级时，我曾在院务会上推荐，指望大家同意给他提供一份条件：每月给她一份基本生活保障费用，让他专心攻读两年争取考上北大研究生，然后接纳回来当教师，但此提议竟无一人支持，临近他毕业时我还不死心，正遇美院学报《大艺术》需聘一人守守电话寄寄刊物，我想这工作毕竟耗时不算多，没事的时候他可在办公室读书写作。众院务委员才买了我一个面子把他安顿下来，几个月后他主动提出要到外面的世界去打拼一番，南下广州深圳复又北漂上京，虽然也受到青睐，任过刊物主编和一个文化传播公司的讲师培训教席，但毕竟不是他的目标所在，且仍历经艰辛。几月前一位成都企业家朋友动员他回川发展，许诺给他经济上的赞助让他出版专著，岂料天有不测风云，就在上个月这位企业家朋友竟被人杀死，可叹之至！但是我深信无论生活多么曲折，他有这份才具与恒心，将来必有大成。

世间人才本来多式多样，成长的道路与成熟的时段亦各不相同。有少年金榜题名，也有久蓄大器晚成，作为教师理当发现其闪光点给予肯定与扶持；而作为一番事业，还需各不相同的人才类型，兼收并畜互为补充。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并非个个都是能杀透重围的骁将，还得有神行太保戴宗、神医安道全、白日鼠白胜、包括鼓上骚时迁也是不可为林冲秦明取代的。

虽然，清代的龚自珍就曾大声疾呼“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然而，我们现行的用人机制和某些人事政策的决策人，却没有升华到“任人唯贤”的地步，比方说高等院校愈来愈强调学历学位（有轻视能力之嫌），从大面上讲，这肯定不错，但另一句话却也是至理名言：“真理往前跨一步也许就成了缪误”。当年毛泽东时代讲阶级出身，但还有个阐释，叫做“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

在实践中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指标，用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但至少还开了一个口子。那么我们照此精神演绎一下，似乎也该说：“有学位论，不唯学位论，重在实际水平。”但现行的某些条规却与此相悖，中国的社会生活长期以来反复出现“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当强调改革开放时，可以不问青红皂白地让各种与艺术毫无关联的院校如雨后春笋般地办艺术专业，而一旦强调规范管理时又把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具有开拓性建设性的东西一风吹去。我们的一些老师虽然已由漫长的时间检验是非常合格的教师，但始终进入不了编制，他们中要么是学历学位的出身门第不够高贵，要么是因在这里长期耕耘消磨了他们曾经拥有的青春，超过了条规允许的入编年龄。即使我这个从本世纪起便全职全方位全天候在这里管理学院并参加教学的院长，面对教育部的评估指标体系我也只能算“半个人”，因为我的人事编制不在川音，而是四川美院一介退休臣民。

20、情感是一种文化

川音美院办学的第五年，某天我忽然接到四川美院党委书记刘士杰先生电话，说要专程来成都向我“取经”，这让我惊异之余感动得虚汗长淌。一位高校党委书记竟如此礼贤下士，向他治下的一位出走的退休臣民不耻下问而且付诸实施，果然带了两位领导同来，且“取经”是真诚的。刘书记带着一个超大的笔记本认真记录，开门见山提了三个问题，其中一个便是：“四川美院这几年也在努力提高教师待遇，看来现在与你们也基本持平，但为什么你们这里来了的人都不走，而我们那里还是时有离开的情况？”这个提问也很真诚，实际上川音美院在很多方面是不能与四川美院这个著名老校相比的，而从零开始的各项建设中，除学院精神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学科建设、制度建设之外，就还有一个“情感文化建设”是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的。我认为在人与人之间、人与制度之间、人与精神理念之间，当有一种不可或缺的润滑剂，这就是情感文化。它表现为一种亲和力。我从来认为，与其举着鞭子让人做事，不如让人心甘情愿的做事。这是一个学院良性生态环境的要素之一。正因为如此，才有人宁愿舍弃别人开出的高薪诱惑而投身到我们这支队伍来，而有的专业的毕业生一上任月收入就高于他们的老师的数倍。但这些老师依然不离不弃。而对学生也是如此，过去我在川美作副院长时，从未感到应该去参加学生的晚会，而在这里从学院开办起，每年的“5.4”“12.9”和迎新晚会除偶尔出差外，每场必然参加，甚至还经常应邀上台高歌一曲，因为觉得每一个行动都是创业的一部分，都在塑造一种属于学院文化的东西。

基于同样的原因，我认为向自己的下属包括学生真诚地道歉也是一种体现情感文化的领导艺术。2004年某晚院务会上我与一位系主任意见不一发生争执，我说了一句粗痞的话激怒对方，我连夜写了一份书面致歉，次日续开的院务会上我作了公开检讨并通知财务在下月工资中扣款1000元作为自罚，不久在期末全院教职工大会上作工作总结时又再一次向大家作了检讨；2007年在上报硕士生新增专业方向导师时，由于我的疏忽漏报一人，我又在全院年终教职工大会上向他真诚鞠躬道歉。2006年美院迁入新校区，由于建设工作相对滞后，美院教学大楼与学生宿舍不能正常供电，除一般照明外，谁要悄悄用了电脑就会跳闸短路。学生正常的基本生活要求不能得到保障自然心中窝火，书记领着学生工作系统的人员天天晚上巡夜以防不测，但仍不时按耐不住即要发作，有时搞得很激烈，在这种时候如果施以高压无异火上浇油，我便把学生中闹得最厉害的几十号人约请到会议室诚恳谈心，仅管建设工作完全不属我们责任范围，但仍代表院方向他们真诚道歉，谋求理解与体谅；2010年某次川音领导决定将召集全新校区教学单位的集会，要求美院安排200名学生到会，我们高度重视把任务迅速布置下去，临开会的头一天，我还专门电话询问安排是否确实落到实处，答曰：“放心”。可没料到第二天美院竟在大庭广众间出了个史无前例的大丑，竟有一半人没有到会，显然一些相关工作人员事情没有做到位。在这种情况下我处罚谁，想来处罚自己最有利于警示众人以杜绝今后再发生此类事件。我立即给领导呈交一份检查，承担自己失察之过，并再次通知财务在下月工资中扣1000元以示惩罚。然后召集学生工作系统开会，会上我没有说过多批评的话，只将客观事实陈述一遍，然后说“这次我处罚的是我自己，今后再发生类似情况就不是这样了，”事后有两位领导专门来对我表示慰问，认为我处理过头了，但我不这样认为，这样处理问题既达到教育的目的，又增进了上下之间的感情。

又基于同样的理由，每逢节假日来临，我会发出两三百条问候短信，而且我不喜欢把别人发来的编得娓娓动听的短信拿来传销，因为越动人的话由不同的人照样说出来，听起来就不是滋味。因此我宁可当作做作文好歹也自己编，其中一多半是发给我的下属，包括各系部主任和部分普通的教师与职工，也包括给我发来短信的学生。而发短信也是在2003年我的一位学生教我的，后来愈来愈发现它是一种很好的情感交流工具。节日来临，哪怕彼此调侃几句，也能感受一下彼此的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