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艺术界人士：
请允许我不揣冒昧把艺术终结这样一个似乎很老的话题再度提出！6月30日，我在2012海安当代艺术思想论坛上所提交的文章《后历史：艺术与哲学的双重终结》，引起部分业内人士的质疑，其中批评家程美信先生和吴味先生分别撰文发表了不同的观点。学术上的讨论有利于澄清问题的实质，因此，无论观点是否完全一致，我都非常尊重程美信先生和吴味先生的回应。不过，在此过程中，我仍然觉得有些问题没有完全厘清，还需要进一步的阐述。我不想面面俱到地重述艺术终结理论的历史，因为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多文献。我想讨论的重点，是艺术终结与中国当代艺术的关系问题。我之所以采取公开信的方式，是鉴于艺术终结这样重大的课题理应为整个艺术界所关注。因此，我这次的阐述并不针对任何人的观点，而是希望与艺术界人士进行公开讨论。
艺术终结的重大性及其本质
很多艺术界人士认为艺术终结问题是老调重弹，也有人认为那不过是西方的理论，与中国当代艺术无关。其实，艺术终结并不是一个老问题，而是中国当代艺术迄今无法逾越的最重大的课题。同时，它也是中国当代艺术目前最前沿的课题。如果这一课题被搁置，艺术的合法化危机就无法解决，中国当代艺术就绝无超越和发展的可能。而在中国艺术界关于艺术终结的诸多讨论中，目前，几乎没有出现真正超越性的声音。对于艺术终结问题的理解，中国学者的观点大多是表面化的，并没有真正洞悉其实质和重大性。
在中国学者对丹托艺术终结论的批评中，几乎没有人能够真正切中要害。其原因在于中国学者并不具备超越丹托的世界观和思想高度，正如丹托自己也没有超越黑格尔的高度一样。在当代哲学的视野内讨论艺术终结，已经不可能产生什么创见性观点了，因为艺术终结论本身就是哲学终结后的产物。而中国学者没有看到或无法相信，在哲学终结之后已经不可能再出现一种新哲学了。维特根斯坦的聪明在于，他洞见了人类哲学的极限，他一生最高的哲学成就是“对于说不明白的事情应该保持沉默”这一句话。这句话颠覆了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也就是终结了整个西方哲学史。这意味着，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全部西方哲学都是失败的，哲学作了它原本无力承担的工作。哲学寻求终极真理，却根本无法抵达终极真理。因此，几千年的西方哲学是一无所成的。西方哲学虽致力于寻求宇宙和人生的意义，却因未能找到终极答案而处于失败的境地。可以说，维特根斯坦对西方哲学是振聋发聩的，他对形而上学的颠覆，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的人类文化，包括艺术。因为艺术与哲学一样，都以终极真理为鹄的。即使风景画甚至抽象画都蕴含着对终极真理的寻求，因为在最纯粹的风景画和最纯粹的抽象画背后，都必然存在着某种世界观。因此，绝对的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是不存在的，连最纯粹的形式主义或唯美主义绘画，仍然表达了某种世界观。事实上，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本身就是一种世界观。
所以，维特根斯坦哲学与当代艺术具有极大的关联。维特根斯坦哲学意味着一次重大的世界观转变，这一转变是启蒙世界观自我演绎的必然结果。启蒙运动是逐渐解构圣经世界观的过程，虽然早期的启蒙思想家几乎都是基督徒，但在他们反对教会的过程中，逐渐把人类理性抬高到宇宙中心的位置，由此导致了理性与信仰的隔绝。后期的启蒙思想者，特别是受启蒙影响的现代西方人，虽名义上仍然不否定自己的信仰，但上帝在他们心目中已经变成一个抽象的概念。最终，一个西方人可以声称自己是基督徒，但也可以同时说自己是无神论；或者，一个西方人可以声称自己是基督徒，但同时又称自己是佛教徒。这是极其匪夷所思的事情。可以说，由于启蒙理性的发展，很多西方人的信仰已经名存实亡了。这种与信仰隔绝的状态使西方人最终对形而上学中的“上帝”或“逻各斯”产生了更大的怀疑，由此就导致了尼采的“上帝之死”和维特根斯坦对形而上学的解构。从尼采到维特根斯坦的西方思想史变迁，意味着离弃信仰的理性已经走到尽头。真理的不可表达性导致了不可知论和相对主义，而不可知论和相对主义则意味着理性的崩溃。杜尚的现成品艺术，以及包括前卫、观念、装置艺术在内的整个当代艺术，都不可避免地与维特根斯坦具有深刻的关联。就维特根斯坦对当代艺术的冲击而言，比尼采“上帝之死”的冲击要大得多。尼采在指出“上帝之死”的同时，尚寄望于艺术代替宗教，以满足人们追求终极真理的渴望。但维特根斯坦实质上是告诉人们，哲学根本无法言说上帝，因此艺术面对上帝也只能失语。而这一问题的本质，是人自身存在的意义成了悬疑。事实上，维特根斯坦在终结西方哲学之后应该停止一切哲学创作，正如杜尚曾经放弃艺术去下国际象棋一样。但可惜维特根斯坦并没有因此走向真正的智慧，而是做了一件最愚昧的事情，就是在哲学终结之后仍然从事毫无意义的哲学。杜尚也同样没有放弃艺术，后来又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创作了《大玻璃》、《给予：1，瀑布，2，煤气灯》之类毫无价值的作品。
因此，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终结是艺术终结的思想史基础。后期维特根斯坦在形而上学终结之后，本应完全放弃哲学，但他却致力于日常语言分析这一看似理性实则非理性的活动。丹托所说的后历史时期的艺术，正是杜尚所开创的、与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类似的艺术创作。这样的一种艺术，已经与真理无关，与意义无关，与理性无关，因此，是一种在终结中延续的艺术。丹托没有说艺术的终结是艺术的消亡，而是说艺术不再具有宏大叙事的能力，因此，成了“怎么样都可以”的无生命的艺术。由此，艺术是什么，以及艺术存在的合法化必然成为一个重大的问题。按照丹托的观点，作为艺术终结时期的后艺术，与哲学具有不同的功能，艺术的功能是提出问题，而哲学的功能则是解答问题，因此，艺术最终仍将由哲学所取代。
中国艺术界普遍不相信艺术终结等于艺术的死亡，这固然没什么不对。但是，虽然中国艺术界相信在艺术终结之后，艺术一定可以继续，却无人能够指出如何继续。相信艺术不会终结，对于中国学者和艺术家来说，仅仅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因此他们对丹托的批评必然显得苍白无力。毫无疑问，当代艺术的终结并不是艺术本体的终结和艺术史的终结，而是某种世界观的终结。这种世界观正是启蒙以降的人本主义世界观，它不仅左右了整个西方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也左右了整个中国当代艺术。
艺术终结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现实处境
关于艺术终结，中国学者另一种突出的观点，认为这只是西方的理论话语，和中国当代艺术无关。他们认为，中国艺术家不必担心艺术的终结，如果说艺术果真终结了，那也是发生在第一世界中的现象。在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艺术仍然具有继续生存的空间，因为这些国家并没有被现代行政管理体制完全征服。因此，在西方思想家鼓吹艺术终结的同时，中国当代艺术却正在经历空前的繁荣兴旺。其实，这是一种非常表面的看法。这种观点表明他们并未真正洞悉艺术终结的实质，而只是暴露了他们隐藏的民族主义和盲目自大情结。虽然中国的社会现实与西方不同，但中国当代艺术创作与西方现当代艺术一样，都为启蒙世界观所主导。这正是西方现代化的结果，而现代化过程是全球化的、普世的。尽管中国当代艺术家会有意对抗西方艺术，但这种对抗仍然是一种模仿的对抗。中国当代艺术确实反映了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却未曾具备超越西方的世界观，从而超越地洞见现实的本质。即便中国当代艺术家有意识地以传统文化来对抗西方现代主义，但传统文化并没有表现出对抗现代主义的足够力量，而是在现代主义面前显得十分苍白。
事实上，无论西方哲学还是东方哲学，都致力于寻求宇宙的奥秘和人生的意义，却皆因未能提供终极答案而处于失败的境地。可以说，维特根斯坦不仅对西方哲学是振聋发聩的，对于东方哲学也具有同样的果效。东西方哲学的终极问题都是“道”的问题，西方形而上学史上对终极之道的严密论证，未能揭示道的奥秘，而中国哲学则干脆放弃了对终极之道的言说。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与维特根斯坦的“对于说不明白的事情应该保持沉默”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并使中国哲学放弃了对道的解释和言说。虽然孔子具有“朝闻道，夕死可矣”之虔诚与热切，却由于“敬鬼神而远之”，就把“道“的问题直接悬置起来，而致力于世俗伦理体系的打造。中国哲学固然一开始就具有某种西方哲学所不具备的明智，但也因此使中国人丧失了对超世俗价值的执着精神，这导致了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境界的不可抵达性。“天人合一”堪称中国古典哲学的一大精髓，其中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但由于道家哲学“道“之虚空，和儒家对终极之道的放弃，最终，这一光辉的思想只能沦为清谈。孔子孟子都敬畏神明，但都把神明束之高阁。董仲舒虽具有“人性源自神性”这样至高的认识，但儒家文化最终还是在统治阶级的利用和篡改中丧失了超越的价值，而沦为纯世俗的伦理道德。因此，有五千年优良文化传统的中国，在从五四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数次“启蒙”和“新启蒙”中，传统文化始终未能成为对抗西方现代性的有效力量，反而成为西方现代性也就是启蒙理性的俘虏。就当代艺术而言，虽然很多艺术家试图把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融合，但传统文化至终无非只是外在的点缀，或仅仅是引起西方人好奇的某种符号而已，并不具有真正征服性的价值力量。比如徐冰的《鬼打墙》虽然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媒材，但其表现的却是现代主义的荒诞感。归根结底，由于中国当代艺术家身处当代境遇，与西方艺术家的境遇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中国当代艺术不可能成为独立于世界的艺术，也就是不可能成为独立于整个现代--后现代体系的艺术。
那些说艺术终结仅仅属于西方，与中国无关的批评家和艺术家，根本没有理解艺术终结的真正含义，更没有洞悉中国当代艺术的现实处境。因为，启蒙世界观的局限遮蔽了他们的眼睛。艺术终结的本质是启蒙世界观的终结，在人本主义世界观之下，人类的理性已经走到尽头，任何缺少启示维度的人类智力创作，都不过是在黑暗的屋子里捉乌鸦的行为。当代艺术无非是皇帝的新装，那些自以为高深的艺术家，完全不知道自己的愚昧。连看起来很高尚的艺术家，比如艾未未等，他们虽然令人尊敬，但他们的高尚却具有自身永远无法克服的局限性。事实上，人类最高尚的行为不过是自以为是，人类在本质上都是罪恶和污秽的。因此，人类需要的不是自我完善，而是超越的拯救。人类哲学的失败和现代艺术的失败，证明人类的自我完善是一条愈行愈远的不归之路。
中国当代艺术的突围陷阱
虽然丹托作为一个分析哲学家有着自己无法逾越的局限，但他的艺术终结论，却绝非中国批评家所说的那么简单。那些轻易否定丹托艺术终结论的中国批评家，较之丹托的思想深度还相去甚远。丹托对艺术终结的判断，正如维特根斯坦对形而上学终结的判断一样，是振聋发聩的。当然丹托也具有和维特根斯坦同样的局限，他虽然洞穿了艺术已经终结的现实，却未能找到超越艺术终结的根本出路。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终结之后，仍然从事不是哲学的哲学，丹托则对艺术在终结中延续的状态无可奈何，并期待最终哲学来取代艺术。他们持守的仍然是启蒙世界观，这种远离启示的世界观，不仅导致哲学终结和艺术终结，甚至也必然导致人的终结。因此，艺术终结的终结只能回归启示。正如舍斯托夫所坚信的，雅典和耶路撒冷毫无关系，哲学和信仰毫无关系。如果没有信仰的回归，人类的理性和艺术都要走到尽头，连人类的生存都要走到尽头。
中国当代艺术家已经陷入一个无法突围的陷阱，明明确知艺术已经终结，人人都是艺术家，却无法放弃精英意识，仍然以精英自居，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高尚的人、最伟大的人，世界仍然等待自己的拯救。其实，所有的人包括艺术家都不过是需要被拯救的罪人。除了污秽和虚假的高尚之外，艺术家和其他人一样没有什么可夸的。做一个健康正常的公民，尽自己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认清自己的卑微地位，知道自己的愚钝，才是真正的智慧。把精神错乱当成智慧，把扰乱社会秩序当作伟大的变革，这是很多艺术家难以摆脱的错觉。艺术家不是革命家，最好的艺术不是革命。艺术家也不是哲学家，在哲学终结的时代，即便艺术家怀有哲学梦想也是徒然的。艺术可以表达观念，但只有正确的世界观才能赋予观念艺术以正面的价值。那种表达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观念艺术，已经成为反艺术。最好的艺术既非哲学，也非革命，而是歌唱。歌唱生命、歌唱生命的创造者，才是艺术家的天职。把自己当作普通人，才是艺术家最好的定位。艺术家需要回归平凡，而不是把自己当作天才。若说天才，每个人都是天才，因为每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放在天平上，英雄的尸身和凡人的同样渺小，何况艺术家根本就不是英雄。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英雄，最伟大的英雄也不过是凡人。
世界观革命与中国当代艺术的重生
在启蒙世界观之下，艺术必然死亡。这正是丹托所以得出艺术终结之结论的原因。但是，由于丹托同样深受启蒙思想之害，他并没有看到艺术终结的根源在于世界观危机。因此，丹托虽然乐见艺术终结后艺术“怎么样都行”的状态，却对艺术重生的前景缺乏洞见。对我们而言，艺术终结并不是一种悲观的论调，而恰恰是乐观的表现。启蒙世界观终结了，因此，艺术必然终结。而一旦我们超越启蒙世界观，那将是艺术的真正重生之日。只有回归启示才能超越启蒙世界观，任何“新启蒙”、“新新启蒙”，都不能从根本上颠覆启蒙世界观，而只能是启蒙世界观的重复。如此，必然陷入无尽的重复之中，如同西西弗斯的神话一样，永远无法走出悲剧的命运。所以我们谈艺术终结，既非重复国内学者对丹托的简单否定，也没有对丹托盲目推崇。实在说来，不仅中国当代艺术批评是荒芜的，西方当代艺术批评同样荒芜。因为在启蒙破产的世界上，西方和东方的批评家都没有走出思想的荒原。
大多数学者认为，只要人类没有终结，艺术就不会终结。甚至也有人说，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艺术将会成为一种高级设计等等。这样的观点皆流于表面，根本没有切入问题的实质，也根本没有达到丹托的思想高度。丹托岂不知人类不终结，艺术就不会终结这样简单的道理吗？当然不是。这样理解也太低估了丹托的智力！事实上，如果不能超越启蒙世界观，即使人类不终结，艺术也会永远处于终结的状态。丹托的意思是说，艺术是在终结中延续，而不是人类停止了艺术创作。只要人类存在，必然不会停止艺术创作。但是，如果没有世界观的革命，就算人类继续创作一亿年，这种创作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那不过是一种终结性艺术的重复而已。所以，很多艺术界人士一看到“艺术终结”的字眼就嗤之以鼻，认为这简直是弱智的说法，这种对艺术终结问题的表面化理解和简单否定，才真正是缺乏智慧。福柯、德里达等西方思想家，虽然颠覆启蒙后没有指出新的方向，但他们的颠覆本身就具有相当的深度。丹托的艺术终结论同样具有如此之高度。一种思想能够在西方学术界成为经典，即便这种思想是荒谬的，也必定能够自圆其说。而目前很多中国学者对西方经典思想的否定往往都不能抓住问题的实质，因而，这样的否定，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创见，即使其表述条分缕析、逻辑严密，也往往是从空洞到空洞的过程。事实上，中国学者真正缺乏的不是逻辑分析能力，而是缺乏穿透事物本质的智慧。真正智慧的思想未必一定需要繁琐的分析，而过于繁琐的分析经常使人如坠五里云雾。就此而言，目前中国的艺术批评几乎都是失语的。所谓的失语，乃是一种喃喃不休的梦呓，虽然在那里不停地言说，但连作者自己都不清楚是什么意思，更不用说读者了。
廓清迷雾，回到原点
因此，那些认为在西方思想家鼓吹艺术终结的同时，中国当代艺术却正在经历空前繁荣兴旺的学者，是典型的盲目乐观派，他们根本没有明白艺术终结的实质。中国当代艺术的“繁荣兴旺”体现在哪里？仅仅是因为艺术家的作品很多吗？但是，在丹托的心目中，无论作品如何多，仍然是处于终结的状态。因为丹托没有说终结是停止创作，而是在终结中延续。西方当代艺术目前仍然在终结中延续，而中国当代艺术的“繁荣兴旺”不过是重复西方艺术罢了。中国当代艺术整体上并未超越西方现代艺术，而是在延续西方已经破产的启蒙旧梦。中国艺术批评界之思想水准，与中国当代艺术一直在终结中延续无疑具有相当大的干系。
丹托指出，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一切都可以被允许。因此，什么都可以是艺术，也因此，艺术才会终结。所以，当代艺术的问题，艺术终结的问题，其实质都是世界观的问题，是启蒙世界观走到了尽头。今天，在启蒙世界观之下，不仅艺术要终结，连人本身的生存都失去了意义。如果人连自己活着的意义都不知道，那么，所谓艺术的创新从何谈起？艺术的意义又从何谈起？如果人生不过如过眼云烟，没有永恒的价值可以追求，那么，人活着的理由是什么？艺术又有什么理由不终结？
有批评家指出，我们需要回归直觉。的确，在理论庞杂的当代，我们极其容易迷失方向。但是，回归直觉，正如王阳明的“致良知”一样，虽是美好的愿望，却绝无实现的可能。因为，人的良知和直觉，已经被人内在的罪性和黑暗的世界观污秽了。人首先需要的是被拯救，正如舍斯托夫所坚信的，只有信仰而不是哲学，才能够拯救被罪恶辖制的人类。因此，我们需要的是信仰的回归和世界观的革命。在此前提之下，我们才有可能恢复清洁的良心和透彻的直觉。如此，艺术终结的历史才会终结，当代艺术的重生才会成为现实。
张 羿
2012年10月11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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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于睿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