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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梁启超直系后人发表了《梁启超档案拍卖的声明》，对匡时将拍卖最大宗梁启超档案提出质疑：1.对拍卖不知情，其生前表示遗作都捐给国家，不能出卖;2.南长街54号不是梁启超故居，是梁启勋的。这一质疑让大家对如何评价梁启勋这个人、梁启超与梁启勋之间的关系如何产生了疑问。今天，梁启勋后人委托匡时《关于梁启勋与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的说明》，对相关问题给予澄清。声明原文如下：
关于梁启勋与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的说明
1、关于梁启勋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的评价
梁启勋(1876～1965)，字仲策，广东新会人，是梁启超同父同母的弟弟，也是梁启超兄弟中最亲近和最为倚重的一个。1893年入广州万木草堂，跟随乃兄一起从学于康有为。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组织掩护康梁等人的家属摆脱清政府的追缉，撤离至澳门、香港和国外，后被戏称为“家属队长”。后赴美国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学，在美协助康有为处理保皇会经济事务，深为康有为倚重。
1912年返国后，协助梁启超开展政治社会活动，常与乃兄共进退，在梁启超担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制币局总裁、财政总长期间，先后任中国银行驻京监理官，又任币制局参事等，亲手参与了袁大头比例成色的确定。
梁启勋积极支持梁启超退出政坛，从事教育著述活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梁启超在欧洲发回电报进行声援，梁启勋资助千元支持学生运动。旅欧归来，梁启超发起组织讲学社、共学社，开展新文化运动，梁启勋也积极参与其中，任组织工作。梁启超晚年主持司法储才馆，京师图书馆时，梁启勋任司法储才馆总务长，并协助梁启超开展图书馆事业。
梁启勋同时还是梁启超家庭生活的得力助手，协助梁启超处理部分家庭事务。任公回国初期，由于夫人李蕙仙暂未回国，社会活动，部分经济事务均由启勋代为安排;护国战争期间，为避免梁启超分心，梁启勋暂时对他隐瞒了父亲去世的消息，并主持了父亲的相关营葬事宜。
在定居南长街54号之前，梁启超与梁启勋在北京的临时居所经常住在一起，梁启勋也对梁启超的定居问题，颇多筹划。在定居南长街54号后，梁启勋特地留出10间房屋给梁启超用，作为他在北京的固定住所，包括卧房、书房和会客室。梁启超在北京的许多财务也由梁启勋代为打理，包括购买股票、债券，给子女的海外汇款。
梁启超的夫人李惠仙1924年去世后，由于梁启超忙碌的社会活动，且子女主要都在国外，梁启勋主持了李夫人的墓地建造，前后在西山连续住了两个多月，中间仅回城三次。1928年，梁启勋又在南长街54号院主持了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文定礼”。
三十年代，梁启勋先后任青岛大学教授、交通大学及北平铁道管理学院训育主任;一九三八年曾投入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做过一些地下工作，通过其子梁思睿将一些金融情报送至重庆;解放战争时期，北京大学(微博)红楼一带被军警、特务包围封锁，地下党员周基愚和四个被上了黑名单的学生逃出了围困，梁启勋把他们掩护在南长街自己的卧室内，后由地下党组织将他们转移解放区。不久，又有电影和戏剧界的陈怀凯、刘燕驰、凌翠、邵丹等四个教员和学生从南京逃来北平，他也收容掩护在家里，通过地下组织送往解放区，梁启勋的夫人见他们没有御寒的衣被，便把准备为小女儿结婚用的新棉被送给们带走。梁启勋为北大地下党和学生会收藏有许多秘密文件，北大地下党文理法学院教员支委会和讲师、讲员、助教会、理事会也常到他家去开秘密会议。
建国后，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建立中央文史研究馆，经周总理提名，由毛主席圈定，梁启勋与章士钊、康同壁、齐白石等28位各界著名人士一起，成为中央文史馆首批馆员，并每年被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接见。此外，他还当选为北京市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梁启勋一生热爱祖国，追求国家富强进步，是梁启超事业的忠实追随者。除从事经济和中国文学历史教研工作外，他还是一位有名的词学家，主要著作有《中国韵文概论》、《词学》、《稼轩词疏证》、《海波词》、《词学铨衡》、《曼殊室随笔》、《曼殊室戊辰笔记》等，被称为海波老人。
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曾与他有过诗词来往，并对他的词亲笔写来过赞扬的信(文革抄家时抄走，至今无下落，仅存章士钊转呈的信)。此外，他还翻译过若干外国名著，是中国最早的翻译家之一。
2、关于梁启勋在日伪政权工作过的事情
梁启勋1938年，曾投入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做过一些地下工作，这件事情他在1951年当选中央文史馆首批馆员时曾在履历中介绍过，这份材料被审核后登记，可以在中央文史馆的档案中查到。
另外，梁启勋的二子梁思睿也曾在回忆中有更详细的记述。梁思睿在抗日战争初期是国民党，后加入北平地下党。梁启勋共有二子三女，全部参加了革命工作，在解放战争后期，在梁启勋的支持下，南长街54号转移了大量进步人士到解放区，这些在梁启勋的文史馆简历登记自述和梁启勋后人的回忆中，都有记录。建国后，南长街54号被定为革命家庭。党和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也和梁启勋多有来往。
鉴于上述事实，一些报道援引评论指“梁启勋为日本人做事”，甚或暗指“汉奸”，进而指出，这是梁氏兄弟两大家庭后来断绝来往的主要原因，我们对此表示遗憾，认为这既是对梁启勋人格的不公允的评价，也是对事实情况的不甚了解。梁启勋究竟如何，公道自在人心。
3、梁氏兄弟与南长街54号、梁启超北京故居问题
南长街54号自是梁启勋的故居无疑，是不是要定位于梁启超的北京故居，并不是我们的关注重点，但我们要指出，南长街54号作为梁启超的“行营”，梁启超在北京的固定住所之一，这确定无疑。
首先，从《梁启超年谱长编》、《宝贝，你们好吗》、《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中有大量已经公布的信息，可以说明梁启超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曾经常在这里居住。梁启超不仅有固定的卧房、书房，还有会客室。
其次，梁启勋的长女梁思明1919年出生在南长街54号，梁思明的长子孙军(其父为宋仁，革命工作时期的化名，后沿用，其本姓孙)1957年也出生在这里，他们曾与梁启勋长期一起共同生活。根据他们的回忆，梁启勋曾在南长街54号院建成后(共有四十间房)专门留了10间房给梁启超，用于休息，工作和会客。梁启超在二十年代，只要到北京办事，或者在清华讲学的周末，只要进城就住在这里。
再者，之所以提出梁启超事实上的北京故居问题，是因为现在北京挂牌的梁启超北京故居梁启超从未居住过。这个地方是梁启超的长女梁思顺夫妇上世纪三十年代所购房屋。相比一个梁任公从未住过的地方，南长街54号是任公曾经长期居住过的地方，更有条件称为故居。我们也是出于更好的纪念任公的考虑，提出这个问题，并别无他想。
4、关于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
这批档案包括信札、手稿、书籍和器物，都由梁启勋整理，并由梁启勋后人保存至今。其中不仅有梁启超写给梁启勋的信件，也有康有为、汤觉顿等人写给梁启勋的信件。手稿也包括梁启超、梁启勋、麦孟华等人。
南长街54号院建成初期总计40间房，梁任公去世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一些房屋陆续出租给外人，建国后，仅剩十四间房继续由梁启勋家居住。这些档案即保存其中。
1966年文革抄家，大量南长街54号院保存的书籍、手稿、信件、照片、文物被抄走，另有很多被烧毁。目前所见的近四百通梁启超、康有为、麦孟华与梁启勋的通信，系梁思明当年从红卫兵手里争取下来的，手稿则是她从当年抄家零散丢失在地上的捡起收藏的;梁氏兄弟藏书，为文革后返还，梁思明从文物局查抄委员会认领取回，家具器物则因红卫兵不看重，一直保存在南长街54号，直到1982年从这里搬离。
我们认为，这批档案保存至今，殊为不易。南长街54号的历史也是中国近百年来社会变迁的见证。在这个院子里，不仅有梁氏兄弟一系列活动的记录，也有他们与近代中国一系列大事的关联。如今，我们梁启勋后人早已都搬离这个院落，而且已经开始拆迁，目前仅余一个门楼尚在。其未来固然与我们无关，但其历史不应被忘记。
梁启勋后人
2012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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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宋林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