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针对我在海安523当代艺术思想论坛上的演讲《后历史：艺术与哲学的双重终结》，日前，批评家吴味以《艺术的终结、死亡与超越—质疑张羿》一文，提出了完全相对的观点。我十分钦佩吴味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对真理的追求，但又不能不遗憾地指出，由于吴味对启蒙终结、哲学终结和艺术终结问题的表面化理解，他从根本上误读了我在《后历史：艺术与哲学的双重终结》一文中的核心思想。因此，吴味所得出的结论是根本无法立足的。
首先需要声明的是，《后历史：艺术与哲学的双重终结》一文，摘自我尚未出版的《再估一切价值：真理天平上的现代艺术》一书。该文并非严谨的学术论文，而是艺术批评随笔。文中之所以对启蒙破产和哲学终结命题没有展开论述，其一是因为这两个命题在思想史上基本已成定论，相关文献多如牛毛；其二，这篇文章并非孤立，而是整本《再估一切价值：真理天平上的现代艺术》一书的有机部分。该书是由两年前发表于网络上的《当代艺术的死亡与新生》系列文章扩充深化而成，如果通读该书，会更加清楚其中的内在逻辑。由于该书尚未面世，吴味断章取义自然情有可原。
然而，吴味《艺术的终结、死亡与超越—质疑张羿》一文，虽旁征博引，却仍然无法掩盖其根本的思想贫乏。这种思想贫乏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知识界的固有缺陷，它源自真理的遮蔽，而与知识无关。正如历史上无数的思想家，虽然其著作逻辑严密，看似博大精深，但仍然缺少真理的光照，因此，并无真正的建设性价值。
吴味从启蒙破产、哲学终结和艺术终结三个角度，对我的文章进行了全面反驳。但基于吴味对这三个重大课题理解的表面化，他无法穿透问题的实质，因此，更无法洞悉其中内在的逻辑关系。启蒙破产、哲学终结和艺术终结，是三个紧密相关的问题，其中蕴含着极为深刻的因果关系。启蒙破产和哲学终结存在着复杂的交叉关系，启蒙也是哲学的一部分，甚至启蒙的历史就是人类哲学盛极而衰的过程。因此，启蒙的破产和哲学的终结，可以看做人类思想枯竭的表现。而艺术的终结则是启蒙破产与哲学终结的必然结果。虽然艺术的终结并非艺术的死亡，却无疑意味着现代艺术的死亡。在我的概念中，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是同一个范畴。因为，它们都基于同样的人本主义世界观。当代艺术只是现代艺术的晚期阶段，是现代艺术濒临死亡绝境的体现。
吴味反对我的焦点是《后历史：艺术与哲学的双重终结》一文的结论：21世纪哲学的最终结局是转向神学和信仰，这对于哲学，意味着彻底的终结；而对于现代艺术，则意味着死亡后的重生。我十分清楚，这样的一种观点，是很难令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接受的，因为这等于否定了整个人类哲学史。但我这样讲既非狂妄，也非草率，而是基于对人类哲学史的清醒认识。我并不否认人类哲学史中所闪现的智慧的火花，但哲学之所以走向终结，正在于人类哲学本身固有的局限。这种局限是人类自身智识的局限。千百年来，人类哲学所关注的核心，无非是“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的问题。虽然古今中外无数哲人殚精竭虑地思考这个问题，留下了汗牛充栋的著作，但始终没有找到确定的答案。事实上，在圣经中，关于“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不仅有全面、完整的答案，而且其中的答案远远超越人类历史上的一切哲学。然而，哲学、特别是启蒙以来的哲学忽略或拒绝了圣经，最终，导致了哲学的贫乏乃至死亡。事实上，如果一个人全面了解圣经真理，哲学对于他就是多余的。因为，圣经有最高的智慧，这种智慧可以解决人类关于生命的所有困惑，因此，圣经高过人类所有的哲学。就此而言，当人回归圣经真理时，哲学实际上就可以完全废弃了。至于艺术，回归信仰则意味着真正的新生。这不是说，艺术将简单地成为传播宗教的工具，而是说，当艺术回到一种完整且正确的世界观之下，艺术才会结束现代艺术的痛苦、绝望、焦虑和虚无，从而回归艺术的本真状态。这种艺术的本真状态，将是一种歌唱的姿态。当艺术家的灵魂不再漂泊，他的作品无论表现自然还是社会，都将呈现出和谐与美，而这种和谐与美，自然将超越黑格尔所谓的古典艺术。因为古典艺术的和谐与美，是建立在虚假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希腊神话基础之上的。
以下是对吴味《艺术的终结、死亡与超越—质疑张羿》一文中，关于启蒙破产、哲学终结和艺术终结观点的回应。
一、关于启蒙的破产
吴味强烈地指出，启蒙没有破产，这不仅是无视思想史，也是无视启蒙终结的现实。从西方思想史来看，自启蒙诞生之日，随之而来的就是对它的批判。显然，吴味不仅对这一历史事实视而不见，也未能洞悉启蒙所以被批判，以至最后彻底破产的深层原因。
最早对启蒙理性进行批判的是意大利哲学家维科。针对笛卡尔的理性主义，维科提出以诗性智慧对抗理性主义的弊端。而作为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导师，卢梭在法国大革命失败之后，对启蒙理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通过“回到自然”寻找超越理性的力量。马克思对启蒙理性的批判，则着重于以启蒙理性为根基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导致的人的异化。其后的法兰克福学派，对启蒙理性进行了全面清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指出，“神话就是启蒙，而启蒙却倒退成了神话”。他们认为在古希腊神话和荷马史诗中就蕴含着启蒙精神，而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则是启蒙理性最早的宣言。由此，启蒙理性蜕变为工具理性，致使现代科学放弃了对意义的探求。最终，启蒙理性的极权，是通过消费社会中的文化工业来实现的。在文化工业中，意义丧失了，交换成为核心。大众性“逗乐”文化的产生，正是启蒙理性自身演绎的结果。如今，文化工业的霸权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都日益猖獗，启蒙理性的发展，最终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当启蒙理性成为新的神话，也就是它的终结之日。尼采和福柯也对启蒙理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尼采是对启蒙理性最绝望的思想家，他的“上帝之死”本质上是形而上学中的“上帝”之死，也就是理性之死。尼采试图通过强力意志形而上学战胜理性的死亡，但他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最后疯癫而死。福柯在终结启蒙理性之后，期待新的启蒙，然而他却把焦点转向了非理性。由于缺少绝对价值观的束缚，福柯虽然没有象尼采那样疯癫而死，却成了一个行尸走肉，福柯沉浸于性倒错，最终死于因同性恋而导致的艾滋病。福柯的可悲命运，正是吴味所谓“新启蒙”的结局。
因此，对启蒙理性的批判，贯穿了启蒙诞生之后的西方思想史。启蒙理性没有使人类走向康德所说的“成年状态”，对启蒙理性的批判也没有产生真正的超越。因为启蒙理性批判始终未能摆脱启蒙世界观，这使得启蒙理性批判象抓着自己的头发升空一样荒谬。阿多诺对审美救赎的绝望，尼采和福柯的可悲命运，都印证了所谓“新启蒙”的不切实际。而吴味在思想史的废墟中，对理性的盲目高举，虽然执著，却不切实际。
在《艺术的终结、死亡与超越—质疑张羿》一文中，吴味通过现代民主、现代自然科学成就鼓吹启蒙的胜利，并试图以理性主义克服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这暴露了吴味对启蒙理性的历史缺乏深刻的洞察，也暴露了他思想的局限性。
吴味在《艺术的终结、死亡与超越—质疑张羿》一文中指出：
“启蒙直接破除了宗教和封建专制对人们的禁锢，这种破除当然与个人摆脱‘自己招致的不成熟状态’——即走向理性——有关，它使人们在思想、身体、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至今这种自由依然存在；而且就整个人类来说，享受这种自由的人越来越多。
这种自由的保障就是一大批启蒙思想家（如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康德、迪洛德、洛克、霍布斯等）创立的以理性为根基的自由思想，这些自由思想涉及法律、主权、人权、财产、国家体制、信仰、革命、公民、公共意志、教育等等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以及根据这些思想建立起来的民主社会制度，这种民主社会制度不仅为欧美众多国家普遍认可为人类迄今为止最先进、最自由的制度，而且也越来越为世界其它地区国家的人们所认识和追求，今天的独联体国家和中亚地区的颜色革命以及中东地区的社会民主变革就是明证。”
事实上，启蒙思想家所反对的是天主教的专制，而不是基督教信仰本身。而在启蒙运动之前，以马丁·路德、加尔文为代表的宗教改革，同样反对天主教的专制。同时，在启蒙思想家中，除了霍尔巴赫的《袖珍神学》等极少数的例外，很少有猛烈抨击教会的著作。甚至启蒙思想家大部分本身都是基督徒。
洛克与启蒙运动的关系，如同彼特拉克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关系。但洛克的主要著作《人类理解论》（1690年出版），对宗教思想的影响不下于对世俗思想的影响。洛克认为，上帝存在的证据从证明方面来说，是同数学的确定性具有同样地位的。洛克指出，既然存在着一种能思考的存在物（即人），那就必须有一个永恒的第一因来解释人的存在。洛克由此论证了上帝的存在。确证了上帝存在之后，洛克又探讨了上帝的性质。在《基督教的合理性》（1696）中，洛克又用启示来补充理性主义。他认为应该用神启来使人对上帝的理性认识和经验认识向正统方向发展。洛克还明确地主张圣经的作者们不会有错，与此同时他却指出所有其他的古代著作都很容易出错。
面对理性的局限，卢梭虽然提出“回到自然”的主张，但他并不是自然神论者。卢梭认为，宗教的基础乃是“内在的灵光”或“神的召唤”，这些东西表现为当下的情感或“天良”。卢梭认为“天良”是通向上帝的途径，同时认为上帝并不是不过问世事的“钟表匠”。在卢梭看来，上帝不仅是自然世界的创造者和维系者，更是“目的王国”的统治者。卢梭高度推崇福音书，认为这是一切书籍中最崇高的书。作为启蒙理性的一大高峰，康德的著作远比卢梭更严谨、更明确、更广泛、更深入地论证了“理性主义”之狭隘或局限性，但他并没有简单提出一种“新理性”，而是论证了宗教信仰的必然性，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确立了基督教的三大命题——上帝存在、意志自由和灵魂不朽。作为启蒙理性的发起者，笛卡尔也是一个基督徒。可见，启蒙思想家并没有简单地推崇理性，更没有简单地否定宗教。启蒙理性的没落，是因为后来由启蒙所产生的现代文化离宗教的距离越来越远，从而渐渐地导致了人类中心主义。
至于西方的民主，真正了解西方历史的人都知道，在维系西方民主的力量中，最重要的是基督教信仰，而不是单纯的理性主义。虽然圣经本身与民主无关，但圣经的原则却是民主的立身之本。英国没有宪法，其制定法律完全依据圣经。美国民主制度的建立，与清教有着无法分割的关系。事实上，美国这个国家本身就是清教徒建立的。历届美国总统都是基督徒，非基督徒没有资格竞选美国总统。基督教对西方文明的贡献，远远大于希腊罗马文化。甚至，文艺复兴运动所要复兴的希腊罗马文化，也是由基督教会保存下来的。启蒙破坏了自由，而不是实现了自由，以人为本所导致的泛滥的自由并非真正的自由。若没有基督教信仰的力量，西方在单纯的理性主义的主导下，不知将沉沦到何种程度。基督教信仰使西方的自由保持在理性的轨道上，而不是单纯的理性成就了西方民主。在堕落的现代潮流下，基督教信仰始终是维系西方社会平衡的主要力量。而事实上，在西方，基督教的原则从未被完全应用，如果西方国家能够完全应用基督教原则，西方社会无疑将会克服现代文化的种种弊端，从而更加理性与和谐。而现代文化的种种弊端，大多是启蒙偏至的后果。因此，就西方民主发展的历史来看，是基督教信仰保障了民主、平衡了启蒙的偏至，而不是启蒙成就了民主。
事实上，真正的理性本不应与真正的信仰冲突，真正的人文主义也不应与真正的基督教信仰冲突。启蒙运动并不象许多人解释或理解的那样，是仅仅以狭义的理性为主导的思想，它的重要思想还包括重视人的经验、情感和来自超越者的良知和自由。而基督教是这些事物的神圣标准。美国及西方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包括它们的政府和法律，都来自圣经，而非来自单纯的理性。离开基督教信仰，西方的理性将成为无源之水。恰恰是以神为本，才保障了以人为本，因为正是神赋予了人高贵的地位和各种权利。事实上，所谓启蒙的破产，是启蒙走向极端的理性主义之后的破产。而启蒙运动初期，并未简单地高扬理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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