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启蒙所带来的科学成就，在《艺术的终结、死亡与超越—质疑张羿》一文中，吴味指出：

   “启蒙理性不仅首先使人在社会生活上获得了空前的自由（这是启蒙理性的社会科学方面），还直接巨大拓展了人探索自然的自由空间。没有启蒙理性对自然科学的深入，自然科学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吗？而这种成就直接反映人的自由在探索自然真理方面所达到的高度和广度（这是启蒙理性的自然科学方面），而且科学对自然真理的探索越来越呈现出巨大的可能性。因此，在启蒙理性的自然科学方面，我们也不能说启蒙结果走向了自由的反面，不能说启蒙已经破产。”

然而，科学无论取得何种成就，都不能取代信仰。更何况，信仰本身就与科学并不矛盾。美国是当今科技最发达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按照吴味的看法，启蒙理性脱离了宗教，因此才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却不知基督徒才真正是创立现代科学的中坚力量。

哥白尼在天文学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原本是学习神学和医学的，早年行医后来做了牧师。伽利略坚信圣经的无误性并支持哥白尼。法拉第在研究科学的同时，在伦敦某教堂作兼职传道人。巴斯德坚信生命只能源于神，他在工作时不断祷告。巴斯德在母校演说时说，他能如此顺利的两个原因是信心和热心。信心即相信神的启示，热心即住在内心的神使他能持久研究。麦克斯韦尔在证明电磁波存在的时候说，宇宙间没有一项原理可以不通过神而产生效用。米利根因发现电荷最小单位电子的存在而得到诺贝尔物理奖，他说：“人类的宗教性是与生俱来的，不能逃避，因为宇宙的知识越过人类的智慧……真正的现代科学应当顺服神，学习谦卑”。1927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康普顿说，科学不过是神在自然界中作为的一瞥而已，原子及放射世界的奇异指出了创造者的设计，证明了神的存在及每一事物背后均有神的计划。美国阿波罗航天员在登上月球之后，把诗篇第8篇留在月球上。1971年航天员欧文登上月球后，他深感自身的微小，并感谢神的慈爱。 牛顿虽然是大物理学家，但他百分之八十的时间研究神学。牛顿在《原理》一书中说：“证诸天文体系的奇妙安排，可知宇宙间必有一全知全能者”。法国科学家巴斯读到约翰福音第17章时领悟到，人不能只靠科学、哲学而活，只有面对神才能得到真正的平安与喜乐。爱迪生相信有一舵手在引导他于科学领域的发展，他认为掌管这一切的就是神。爱因斯坦因研究相对论而认识神，他说宇宙很奇妙，但人类能了解宇宙，却更奇妙，这都因无限的圣灵在有限的事物上启示我们，使我们得以认识神。英国著名科学家荷顿说，神所启示的两本书为大自然与圣经，当你同时默想这两种启示时，大自然的各种景象和宇宙的浩大，太空运作的奥秘，使你不得不感到神造物的大能而谦卑自己。近代以来300位最伟大的科学家中，有95%相信上帝的存在，其中有很多是虔诚的基督徒。正是圣经中的上帝赋予人类在宇宙中的高贵地位，人代表神管理宇宙，因此，才导致了现代科学的发达。而如果人缺少对神的敬畏，那么科学的发展既不能穷尽宇宙的奥秘，也不能提升人类的道德境界。现代科学成就既不单纯是启蒙理性的结果，更不能证明启蒙理性没有破产。吴味以现代科学成就证明启蒙没有破产，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在《艺术的终结、死亡与超越—质疑张羿》一文中，吴味还说：

“启蒙还有一个结果，就是现在普遍认为的由于启蒙理性的过度扩张而导致了人的异化——即科学理性扩张下的社会极端工业化（今天发展成为信息化）、商品化反过来不知不觉地影响人、控制人、乃至奴役人，使人成为对社会现实只有肯定没有否定、只有顺从、没有抵抗，即马尔库塞所谓的没有理性批判精神的“单向度的人”，人成了社会现实的奴隶或奴才，启蒙理性走向理性的反面，走向了自由的反面。

“我以为启蒙导致人的异化不过是启蒙的副作用，而不是它的主要作用（主要作用正是上面二点）。”

“其次，人的异化及其‘单向度的人’是人‘丧失’了理性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正是理性启蒙不够的结果，如果人的理性被启蒙得足够强大，就会发现和抵制现代社会所建立的强大工业理性机制对人的奴役，也就可能不会被社会的极度工业化、商品化所异化而成为‘单向度的人’……”

“再次，对启蒙理性导致的问题的发现或解决仍然依靠的是理性——更强大、更完善的理性。今天对人的异化及其“单向度的人”及其社会产生机制的发现和批判——它让人看到了人进一步走向自由的可能性，本身就是启蒙理性进一步强大、完善的结果，没有那些启蒙理性发育得更加强大、更加健康的思想者，如何能够发现启蒙理性不充分所导致的工业社会对人的异化问题？所以，启蒙意味着永远的启蒙，理性意味着不断进步的理性。”

吴味寄望于理性更加强大，来解决人的异化问题。事实上，人的异化并不简单是启蒙的结果。自从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中犯罪那一刻，人就被异化了。启蒙只是加速了人的异化，把人的异化推向了顶峰。人的异化的本质是人的罪性，这种与生俱来的原罪，不是人的理性能战胜的。如果通过简单的理性进步，就能解决人的异化问题，那么，人类思想史就不会出现如此众多的流派而始终没有答案。如果答案象吴味所说的这样简单，那么人就降格为机器了。吴味对人性和人的异化问题的理解，显然存在着过于理想化和表面化的倾向。纵观整个西方思想史，还没有那个思想家会提出如此简单的解决方案。理性如何进步？如果说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工具理性可以不断进步的话，那么，价值理性或人文理性可以进步吗？不要说圣经的高度，就算孔子《论语》的高度，苏格拉底的高度，现代思想家有谁能轻言超越的吗？

笛卡尔在提出“我思故我在”的时候，不得不为上帝保留了一定的位置。在《形而上学的沉思》中，笛卡尔也进行了上帝存在的证明。阿多诺认为，那使现代社会的理智进入危机的正是占据着统治地位的科学理性。阿多诺和霍克海姆在《启蒙的辩证法》中所揭示的，正是启蒙成为新的神话的事实。在启蒙的普遍历史过程中，人类的进步从萨满巫师的魔术活动一直走到现代科学的发展和科学崇拜的工业社会的建设完成；这个普遍历史过程却同时也是一个普遍的倒退过程，这倒退过程使人在面对自然或自然的替代品时又重新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中。

福柯虽然没有绝对否定启蒙，但避免了对启蒙作简单的价值判断。福柯认为，既然启蒙和现代性是重新确定人与现时的关系，确定人与历史的关系，确定人与自身的关系，这就不是一项完成的工作，而是永远未完成的。所以他在回应康德提出的启蒙即是人从未成年到成年的一个过程的说法时指出，“我们所经历的许多事情使我们确信，启蒙这一历史事件并没有使我们变成成年，而且，我们现在仍未成年。”
福柯把启蒙和人文主义区别开来，但启蒙恰恰和人文主义不可分割。福柯之所以把启蒙视为一个未完成的状态，而且是永远都不能完成的状态，正是由于他没有摆脱人文主义的束缚。福柯、德里达、维特根斯坦、丹托，都没有摆脱人文主义的束缚。因此，他们都在延续启蒙的残梦。然而，福柯始终没有找到新的理性，因此他一直十分注重对变态”、“失常”、“反常”、“疯狂”、“犯罪”等现象的研究。

福柯断言：启蒙的许诺，即通过理性的运作而实现自由，已经被理性本身的统治所推翻，理性已经逐渐篡夺了自由的位置。换言之，在当今社会，理性已经成了自由的最大障碍。如果我们还想追求自由，那么我们所面临的主要敌人就是理性。尼采提出了“上帝之死”，而福柯提出了“人之死”。所谓人之死正是表述这样一种思想：人不是理性的，而是非理性的。人并不是宇宙的中心，人的存在、人的出现与消亡不过稍纵即逝。那么，既然人已经消亡，又何谈人的理性，更何谈理性的进步？一个消亡的人，还要把自己当做神，这不是最大的癫狂和非理性吗？

   二、关于哲学的死亡

关于哲学的终结，在《艺术的终结、死亡与超越—质疑张羿》一文中，吴味写到：

“所谓哲学的终结实际上是指传统形而上学模式（思维方式）的终结或者说‘完成’，这种终结不是哲学的终止或停顿，更不是哲学的彻底死亡，恰恰相反它意味着紧接着终结的是一种新的开端，海德格尔正是这个意思：‘关于哲学之终结的谈论意味着什么？我们太容易在消极意义上把某物的终结了解为单纯的中止，理解为没有继续发展，甚或理解为颓败和无能。相反地，关于哲学之终结的谈论却意味着形而上学的完成。’‘终结’一词的古老意义与‘位置’相同：‘从此一终结到彼一终结’，意思即是从此一位置到彼一位置。”（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与思的任务》。）”

显然，吴味对哲学终结的看法缺乏深刻的洞悉和属于自己的独到性观点。吴味认为，哲学的终结只是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这一观点只是重复二十世纪哲学的陈词滥调，而没有任何超越性。象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面对思想史上的所谓大师，吴味根本上丧失了自己的判断力。动辄拿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德里达等思想家说话，已成为中国知识界的通病。似乎只要是知名思想家，他们的观点就无可质疑。这根本上是思想贫乏的表现。

在《艺术的终结、死亡与超越—质疑张羿》一文中，吴味还指出：

“哲学‘终结’的命题由来已久，一般来说是始自对黑格尔哲学的反思，由于黑格尔哲学是西方传统（古典）哲学或传统（古典）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所以哲学的终结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黑格尔哲学的终结，也是传统哲学或传统形而上学终结。”

可见吴味不仅对哲学终结的本质缺乏洞见，对西方哲学史也缺少基本的了解。在我看来，哲学的终结不仅是形而上学的终结，更是形而上学终结后，哲学本质上的终结。这包括海德格尔后形而上学的终结，和福柯、维特根斯坦、德里达所代表的后哲学的终结。

即便就形而上学的终结而言，吴味所说的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也过于简单。事实上，西方形而上学发展史上，至少经历了三次翻转，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翻转，正是由于形而上学本身固有的缺陷，因此，每一次翻转都意味着一次终结。最终，在海德格尔的后形而上学中，形而上学彻底终结了。作为西方哲学的主体部分，形而上学的终结意味着哲学本体的终结，也就是实际上的死亡。后哲学的代表福柯、维特根斯坦和德里达，虽然不能接受哲学的死亡，但他们的思想却昭示了这一现实。

我们先从形而上学终结的历史来看哲学是怎样一步步走向终结的。俞吾金在《形而上学发展史上的三次翻转---海德格尔形而上学之思的启迪》一文中所说的形而上学的三次翻转，实际上就是形而上学的三次终结。形而上学历史上的第一次翻转，是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的“主体性形而上学”对柏拉图“在场形而上学”的翻转；形而上学历史上的第二次翻转，是以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意志形而上学”对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形而上学”的翻转；形而上学历史上的第三次翻转，是后期海德格尔“世界之四重整体的形而上学”对前期“此在形而上学”的翻转。（参阅俞吾金《形而上学发展史上的三次翻转---海德格尔形而上学之思的启迪》）

在柏拉图的形而上学中，理念是世界的本源，而人与动物、自然物都本于理念，因此，人的主体性尚未显出。由于柏拉图的理念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作为生命的本源或模型实在勉为其难。柏拉图理论的根本缺陷实际上在圣经中被完全超越了。约翰福音一章1节所说的：太初有道（逻各斯）、道（逻各斯）与神同在，道（逻各斯）就是神，不仅超越柏拉图的形而上学，而且实实在在就是绝对真理。仅仅这一句话，就超越了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形而上学，因此也超越了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哲学。因为哲学无论怎样雄辩，最终都落入虚空，但约翰福音一章1节却启示了神圣的真理。笛卡尔和康德并非全然拒绝神圣启示，但他们终究还是落入理性的圈套。由于看到了柏拉图形而上学的局限性，笛卡尔、康德，以及黑格尔的主体形而上学，都把人的理性置于最核心的位置。笛卡尔把人的理性置于上帝同等的位置上；康德不是从理性出发去思考一切，而是把理性作为自己的考察对象，反思理性运用的界限。黑格尔则主张理性完全可以认识自在之物，从而把理性形而上学发挥到极致。因此，相对而言，黑格尔是主体形而上学中最顶峰也是最极端的一位。（参阅俞吾金《形而上学发展史上的三次翻转---海德格尔形而上学之思的启迪》）

理性虽然是作为主体的人的重要标志，但它绝不能代表一个整全的人。因此，叔本华和尼采反其道而行之。叔本华认为，康德所说的自在之物就是意志，意志是世界的本质。叔本华的出发点是对生命意志的肯定，结论却是对生命意志的否定。最终，叔本华转向基督教，指出对生命意识的否定，是“构成基督教内核的巨大真理”。因此，悲观主义的叔本华却生活得很快乐。尼采的意志形而上学则与叔本华大异其趣。在尼采看来，生命就是权力意志，生命的本质就是保存和提高自己，获得支配其他意志的权力。叔本华把意志归属于灵魂，尼采则把意志归属于身体。尼采虽然高扬狄俄尼索斯精神，其生命却以悲剧而告终。（参阅俞吾金《形而上学发展史上的三次翻转---海德格尔形而上学之思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