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慧

作为中国最出名的女艺术家，王小慧过着极其忙碌的生活，今天上海，明天广州，后天德国。采访那天她刚好要去德国做展览，话筒那边兵荒马乱，催登机的喇叭叫个不停，她又不时遥控瑞士朋友帮她包装运输作品，一天没吃饭只喝一杯咖啡充饥。这么些年，王小慧一直忙得像一只陀螺，她说，“艺术就是我的生活方式”。

中国人知道这位同济才女，是从2001年她出版自传《我的视觉日记—旅德生活十五年》开始的。书一出版即成畅销书，再版三十多次。书里，王小慧写了她变幻的前半生，天津长大，上海读书，1986年和丈夫俞霖作为同济大学建筑系的青年教师一起来到德国。知道妻子的梦想是成为自由摄影家时，丈夫毅然说“我养你”。俞霖爱妻爱得很出名，不仅充当资金提供者，还是王小慧的摄影助理兼司机，甚至细心到帮妻子选景、摆平三脚架、测光。可惜结婚才5年，1991年10月31日，这对神仙眷侣在去谈书稿的路上遭遇严重车祸，俞霖去世，王小慧重伤。女艺术家苏醒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相机拍下自己破碎的脸，用肿胀的嘴唇为丈夫印下一百个吻。

车祸让王小慧变成了另外一个女人：“生命随时都可能会失去，所以应该抓紧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她在德国奋斗了15年，写书、拍照、拍电影、办展览。“有一位德国漫画家把我的头画成一只大闹钟，说我一辈子做了他们七辈子的事。”

2001年，王小慧回国担任同济大学教授，2003年在同济大学创立“王小慧艺术工作场”，2006年创立“同济新媒体艺术国际中心”(TIMAC)。目前，王小慧最畅销的摄影作品价格在30万以上，2003年在上海美术馆(微博)做的大型艺术展《九生》更是近年国内最轰动的展览之一，“荷花败去，莲蓬生长，莲蓬枯萎，莲子成熟，而莲子落到水中后又能孕育出新的生命。生与死是一个事物的两个阶段，我也不愿相信人死了就不存在了，只是存在的形式不同而已，比如存在于活着的人的记忆里”。2012年10月，在上海喜玛拉雅中心，“花非花，穿越时空的对话—王小慧艺术展”则延续了此前的意象，在光影美轮美奂的装置里，一共有三层莲蓬，9年前《九生》里的莲蓬被摆在中间，已经枯干，下面摆着白色陶瓷制成的莲蓬，最上面则是绿色琉璃制成的莲蓬。“有个参观完的男观众告诉我，说白色的陶瓷莲蓬有一种淡淡的香气，它象征着夜里的莲蓬。他认为绿色莲蓬代表了即将生长出的莲蓬，我觉得他这个理解也挺有意思，我们在做一个艺术品的时候常常不会想这具体是什么，但我想莲蓬以及镜子代表了生命的脆弱与轮回，虚幻与真实。”

王小慧至今单身，没有孩子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她在上海的房子很大，只有一个阿姨给她做饭—哪次做得不好吃，她就自己吃饼干喝凉水。“我可以做一手很好吃的饭菜，可是我觉得做饭太浪费时间。”她说自己甚至没时间打扮，“五分钟，换衣服化妆，通常就是一身黑再配一条我自己设计的大围巾。你看我自己身上这条裙子是15年前自己缝的，黑色镂空毛衣是朋友的。”“老了，脸上也有斑了，可是没办法”，她淡然一笑，“没有艺术我活不下去。”

吹大风的喜玛拉雅展馆

记者：从9月8日到10月7日，你在上海的“花非花”展览，被誉为中国今年最美丽的艺术展。准备了多久？

王小慧：不长，两个多月吧，其实每次展览准备的时间都不长，每次都是手忙脚乱看上去像是不可能完成，但最后又阴差阳错赶在最后一秒钟完成了。我的朋友都说我有守护天使。其实我最大的操心不是展品，而是布置现场，你知道展览的举办地、喜玛拉雅中心是日本大师矶崎新设计的，布展的时候，16米高的空间，不允许钉一颗钉子，什么都不能动。建筑本身就有很多巨大的洞，如果不塞住这些洞，风就会把我的展品全吹跑，怎么办呢？我是学建筑出身的，我想了一个很妙的主意，做了很多很大的气囊，既可以塞住那些洞又不破坏建筑，只花了很少的钱。我还设计了好多框架，这些架子里面既可以盛放展品，又可以加入灯光，很多观众来了以后都说这个展美，说乱花渐欲迷人眼，其实都是那些架子的功劳。

记者：作为艺术家，你觉得当代艺术这种东西能不能感化到当下的中国人？

王小慧：没有一个艺术家能够改变社会，这其实是一种奢望。文学家也好画家也好什么家也好，都不可能改变一个社会改变一个时代，只能潜移默化。而且我觉得真的好的艺术家应该稍微高于时代的，可能在当时那个时代，周围没有那么多人理解他，他是孤独的，就像金字塔，真的好的艺术家应该是在塔尖上的。在生活中被所有人理解所有人都欣赏的艺术家，绝对不是最好的艺术家。

不在任何圈内

记者：你现在中德两边跑，中德艺术界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王小慧：肯定是差别挺大的，但中国的艺术圈我没有进去过，所以没什么发言权。

记者：啊？

王小慧：其实在任何一个地方，我都不是在圈里边的。在上海也是，我几乎从来不和那些人一起吃饭，也不一起混，也不一起玩，吃喝嫖赌这些事，都没有我，哈哈(笑)。很多艺术家有圈里的所谓哥们，经常一起喝酒，一起玩，我没有，我没那个时间。

记者：有没有觉得在中国做女艺术家挺难的？

王小慧：在中国做艺术家，受很多条件的限制，这一点大家都很明白，但是我也不觉得在国外或者当男艺术家就容易，现在的社会是男权社会，女性艺术家会遇到比男性艺术家更多的阻力，但是也有优势，比如更容易被接受。我觉得做人也好做艺术也好，要平实，要努力，而不是找各种对自己不利的借口。

中国艺术家披着“皇帝的新衣”

记者：2000年以后，中国的整个艺术品拍卖市场非常火爆，屡创天价，有没有觉得自己的作品升值得特别快？

王小慧：没有，我觉得我和别人不一样。第一我不在中国艺术这个体系里边，然后也没有什么人炒作我。收藏我作品的收藏者都是欧洲人，美国也有一些。我的作品价格是国际统一的，很多中国艺术家的价格假得不得了，其实就是皇帝的新衣。有一个年轻的评论家叫朱琪，他特别敢讲真话，也不怕得罪人，他说这就是一个谎言共同体，每个人都有既得利益。卖的，买的，转手的，炒作的，拍卖的，都有利益。高明路也说中国这十年间可能把几十年该涨的钱都给涨完了，其实是件糟糕的事情。

记者：我听说有的现代艺术家富得不行，有人在太子广场看到一个现代艺术家，15分钟豪掷1000万给一个美女买名牌。

王小慧：不正常，这对艺术家没有任何好处。艺术家不会好好去创作了，没有这个心态了，很多艺术家不吸毒已经不错了。他们玩女人，有各种应酬各种社交，这些对他的艺术有帮助吗？我真的很怀疑这个。一个艺术家那么有钱、自我膨胀得那么厉害，我不喜欢那种状态，应该一辈子都在创作。欧洲有很多成功、成名的艺术家还一直处在创作阶段，我很喜欢这样的艺术家。好的艺术家要甘于寂寞，心态平和一点，宠辱不惊。可以成功，但是不要把这事看得太大。如果失败，也不要太沮丧。你的每一件作品，不见得所有人都喜欢，如果都那样的话，就是一个大众艺术家了。你要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一定有不喜欢你的人，一定有不能理解你的人。

没有艺术活不下去

记者：在艺术这个行业你是有你自己的一套行为标准的，你自己是眼光特别高的人吗？

王小慧：我和别人不一样，反过来不谦虚地说，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很多很多的人我不认为他是一个艺术家，虽然他们很成功—从商业角度等各个方面都成功。中国太多这种投机的聪明人了。那天，一个画廊老板还跟我聊，他说中国好多艺术家先得有社会批评，你没有社会批评你就火不起来。

记者：你天生就是对这种夸张的东西有一种反感。

王小慧：对，至少我不认为这样的艺术家是真正的艺术家。有很多艺术家把艺术作为谋生的手段，只是他的一个工作，他的作品是装出来的，完全跟他真正的人生、真正的生活精神不是一回事。

记者：你呢？

王小慧：我把艺术作为我的生活方式，没有艺术我是真的活不下去。所以我说，“艺术人生”是一个对我真正恰当的词。

记者：我有时候想，如果遇到一个车祸，我摔得很厉害，丈夫去世了，可能我不会立即想到用相机来拍自己。

王小慧：我觉得，好像把生命记录下来是一个必须的事情。我跟我妈妈的每一封信、每一张纸片我都要留下来，我觉得这都是我们人生的一个记录啊。我惟一伤感的是我时间太少了，我最应该做的是多陪陪父母。钱我不在乎，我爸爸当时动手术，在七年之中动了两次，很多大夫都说不要用最好的材料了，因为可能做了手术一点用都没有，我就坚持要用最好的。父母对我这么好，即使用最好的都没办法回报他们。

【编辑：李洪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