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会专家合影

专家发言纪要

谢维和：清华大学副校长

我代表我们学校对这个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对各位前辈、著名学者、各方朋友到清华来参加这个非常重要的话题的讨论表示感谢。梁先生不只是清华的骄傲，也应该是中国历史学界、中国人文，中国整个文化界值得骄傲的人物。

今天我们来做这样一件事情，来缅怀纪念我们的先贤，去探讨、挖掘他的一些思想，包括他的一些理论，包括对他生平的一个纪念，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匡时这次来做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个人理解不仅仅是一个商业的活动，更是一个文化的活动。

对这样一些在历史上没有功利，又立德的人物，在我们文化思想道统里边应该多做一些这种宣传工作，多做一些塑造，而且要真正把他楷模的事情讲出来。我们现在的学界非常需要这样的楷模，包括为学、为人、为德、为师。感谢大家能够给清华这样一个机会，给清华国学院这样一个机会做这样一件事，也感谢大家积极地参与这样的一些讨论工作。

刘东：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

我根据“讲学社简章”，写了一篇《讲学社的眼界与胸怀》，在这片纸上构想起来的讲学社，跟我向来的研究和追求、乃至我眼下正主持的事业有着很特别的关系。我要“接着讲学社讲，接着梁启超未竞的事业讲”。早期清华国学院是一个神话，这表达了对四大导师的仰慕。任公从《欧游心影录》以后有一个“未竟的后期”，以前不被大家所了解，他这种大大超前的文化抉择，正好构成了我们现在学术活动的一次先卒。

汤志钧：原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梁启超全集》主编

今天有幸看到“南长街54号”里面收藏的东西，感到非常重要。梁启超一生年龄不大，但是留下来的东西很多，而现在看到的珍藏材料就感觉到非常珍贵。

第一封信谈关于广智书局的情况，澳洲的情况；《时报》当时是上海的第二名，第一个是《新闻报》。也谈到《国风报》的情况，都是梁启超非常重要的报纸。另外比如说1914年对冯国璋的情况，关于林长民所做的一些事情。手稿当中我感觉最有价值的东西、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清代学术概论》之前的准备工作。里面提出清代学者开山之石的一些人物，下面有很多派别，清代的新派、文学派、浙派、易理派等等，从这里边看出梁启超在写书时候的准备工作，也正是写《清代学术概论》时候的准备工作。可以很好地在这些方面研究一下。

狭间直树：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著名中国近现代史学者

这次我是受清华大学国学院的邀请来到这里，今天看到了“梁启超特别展”。对于一个学术研究人员来说能够亲眼看到这些贵重的资料是非常幸福的事情。我在京都，经常在一些寺庙或者是神社看史料。但是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资料在京都几乎没有这样的机会。今天能有这样一个机会看到梁启超先生的资料，尤其是很多私人信件，我感到非常的高兴，一饱眼福。

我在翻译《梁启超年谱长编》的时候，看过一些梁启超的书信，但是今天看到的都是新的。所以今天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

耿云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胡适研究会会长、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发现新资料对学界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对梁启超研究肯定会有新的推动作用。梁启超跟胡适是两代知识领袖，两个人都既搞学术也搞政治，梁启超直接影响了胡适的思想成熟。梁启超认为是我们国家处在过渡时代，他本人是一个过渡时代的人物。他特别重视要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吸收西方适合于我们需要的一些新东西，所以他是以中国文化为基准确定选择什么、学什么。我个人有一种感想，觉得或许梁先生的主张、途径更适合于中国人。

陈祖武：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我是一个很保守的读书人，梁任公先生的书我读了几十年，从我做学问起步开始就读梁任公的书，梁先生是博大的。我想来看看梁先生的手稿当中有没有涉及这三百年学问更多宝贵的东西，我看到有《清代学术概论》所以我很高兴，我要感谢匡时拍卖公司，感谢中华书局，把这么珍贵的档案资料公布出来，如果回顾一下二十世纪的学术史，我们就会看到每当一份重要的学术资料发现的时候，总会推动中国学术往前走，所以我完全赞成这一部分档案的公布一定会对梁任公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梁先生与中国社会的关系、研究产生很大的推动作用。

郑师渠：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历史学院教授

梁启超和北师大也有渊源，是北师大理事会的理事长，第一任校长范源濂是梁启超推荐的。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说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个是文物保存，使它不容易散失，这是一个方面，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到的；再一个对学术研究本身也仍然很重要。

夏晓虹：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在来开会之前我已经先去匡时拍卖公司看了文献，当时看到两大册梁启勋收藏的书信，确实是感觉和临本不一样，这是非常珍贵的。影印本都是黑白的，看梁启超的信笺会有很多新的发现。我对这批档案的信札感兴趣是因为在匡时当时送了我一沓新民建言。我觉得从他的信笺和他的书信态度上也可以看出梁启超的为人。可以表达出梁启超后期的心情，信笺仔细去看很有意思，还是可以提供很多的信息。

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在看这一套资料的时候，它对于研究梁启超来讲当然是增添了一批新的材料，而且现在正在编《梁启超全集》（汤志钧先生），这批东西出来可以减少遗珠之憾，至少这批东西不会漏掉，当然这批东西出来前边姜义华先生编了《康有为全集》立即有没有收录的问题出现了。

这批信最重要的价值主要是书信，中华书局出的《梁任公未刊手记》也是给他女儿的，有少数给其他一些政要人物，后来出的《梁启超家书》也是取材于中华书局的那一套书。这次看到这批新的，是给他弟弟梁启勋的，从史料价值来讲我的感觉比前边一批高一些，因为他弟弟毕竟年龄大一些，可能跟他自己社会政治方面、学术方面的事情涉及稍微多一些，他的女儿是下一辈人，她跟政治、其他方面的关系少一点，家庭教育多一点，所以价值不在前边公布他女儿的书信之下，应该在之上，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姜义华：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康有为全集》主编

感谢清华、感谢中华书局、感谢匡时，这次的梁启超主要是没有发表过的，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康有为的二十多封信中，谈到跟罗斯福的见面，讨论美国怎么解除华工禁约的问题，过去研究康有为没有好好注意过这个问题。信里讲康有为跟杜威见面，表明了康有为对美国文化、对美国哲学的世界眼光。还可以看到康很有经济头脑。过去看康有为救国论等等，他有多少实践经验过去不知道，有也是闭门造车，现在看来康有为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同样梁启超除了他的家庭、社会关系之外经济活动也非常重要。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我觉得这批资料对我们理解近代史重大的环节有启发，我们过去一直觉得梁启超肯定有一些故事并没有讲出来，但是没有办法证明究竟是哪个环节或者是什么原因没有讲。能不能找到一种线索、重新表达、叙事的这么一个东西。这些信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梁启超、重新认识近代中国。我觉得里边有一些故事是我们真的要慢慢从蛛丝马迹当中去体会的，这个资料价值非常高。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这个展览确实让我感觉到兴奋，我看到梁启超一封信在新政之后没事可以回国写的信，很自负，说中国不请他来执政是无法拯救的，再等五年就不行，还得赶紧，再等五年就被一些半桶水的立宪党给弄亡了，其实不是中国亡了，是清朝亡了，确实不到半年立宪党就把清朝给亡了。我们想梁启超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但是他一生成就更大的是政治家，这方面更多一点，在他活着的时候无一不出，什么事都有他，而且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俞国林：中华书局语言文学编辑室主任

看到这批档案，我个人的三桩心愿：第一个是编一个《梁启超书信集》；第二个心愿出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校订本；第三是重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

刘桂生：陈寅恪先生弟子，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海德堡大学客籍教授

这个事情我感觉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文化史研究、学术领域里边一个新的进展，要开一道新的门户。西方对书信在文化界的利用比我们走在前边，我们书信文化领域开发是很少的。中国思想文化史必然要进入这个领域，因为私人书信比一般公开的文件内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反映的深度、层次更深。

董方奎：华中师范大学梁启超研究中心主任

这项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它不仅引导人们追思梁启超先生对近代中国各个领域作出的杰出贡献，而且开拓弘扬梁启超价值观建设更美好的的新中国，这是我终身研究梁启超三十多年以来最梦想的时刻，现在终于实现了，感到非常兴奋，也无限的欣慰。

梁启超的稳健社会主义是继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以后提出的后进国家通往社会主义之路是世界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新模式。完全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服务，具有深远的国际意义，这可能是“南长街五十四号”梁启超史料最近发现后的又一重要研究成果。

【编辑：宋林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