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宋庄艺术家群落

1996年夏末，我在宋庄镇的大兴庄从当地农户手里顺利地买下了一个一百多平米的农家小院，价格是一万元整。这是1996年的行情，比方力钧他们初到宋庄时已经稍涨了一点。1994年宋庄的房价是一万元可以买下一个几百平米的农家小院，而且是在宋庄镇的核心地段小堡村。事实上，在艺术家没有来到宋庄之前，宋庄一直是一个穷乡僻壤之地，尽管离北京城不算太远，但因为交通闭塞等缘故，经济并没有发展起来。所以，即便是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一万元对于宋庄当地农户来说，依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正因为数目“巨大”，让许多宋庄的农民们看到了致富的前景，于是，开始纷纷向画家转让自己多余的院落。我到宋庄的时候，小堡村已经“人满为患”了。先于我到宋庄的艺术家，基本上都落户在了小堡村，人一多目标就大，自然又引起了治安部门的注意。小堡村的村长崔大柏看到了画家们带来的经济效益，为了保护这点已有的经济成果，他向有关部分做了治安保证，并决定小堡村自1995年以后不再引进别的艺术家。无奈之下，后来的艺术家们也就只有向周边其它村庄发展了。

我在大兴庄的房子，是先于我来宋庄的原圆明园画家鹿林帮我找的。算起来，他应该是第一个进驻大兴庄的艺术家。鹿林不仅帮我找了房子，而且还作为担保人在我和原房主的交易合同上画了押。说起来，我们与当地村民的房屋买卖方式其实很简单，就是拟一份交易合同，然后各找一位担保人签字画押，便是一手交钱一手交房了。这是自古以来民间通行的交易方式，靠的是信誉。事实上，自1955年土地集体化运动以来，土地便取消了私有化，即便是农民的宅基地，也是归集体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故而不能擅自买卖。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原来的城乡差距逐渐开始缩小，人口的流动性也加大了，许多农民陆续开始进城务工；而许多城市居民也因为向往田园生活选择到乡村落户。这就使得农村闲置房的交易悄然兴起，“小产权房”买卖蔚然成风。宋庄的艺术家与当地村民之间的房屋买卖，也属此类。因为是私下交易，没有法律保障，故而，也为后来部分村民反悔，索要原房屋提供了漏洞。这确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好，不仅会阻碍宋庄未来的发展，而且还会动摇民间的生存根基，使世代秉承的“内诚于心，外信于人”的诚信传统化为乌有。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刻不容缓。

回到1996年的宋庄，实际上还是一个偏僻冷清的乡村，既没有现在的公交车，也没有现在修缮一新的公路。不仅如此，治安部门对艺术家的监控也一点没有放松，时不时会派人来“串门”，甚至还几次叫停了方力钧在小堡村修盖的工作室，并将摇滚歌手左小诅咒驱出了宋庄……种种这些都无不影响着艺术家的情绪，使我们无所适从。尽管1996年黄永玉老先生也到了宋庄，开始在宋庄的徐辛庄大兴土木，修筑他的“万荷堂”。但黄老爷子是个“意外”，不在原来的“圆明园画家村”谱系，故而，也与多数宋庄艺术家并无瓜葛。就宋庄艺术家群落的整体状态而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仍是处在社会的边缘，被体制所排挤。所以，那时候的宋庄，发展速度非常缓慢，直到2000年左右，艺术家的人数也没过百，而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从“圆明园画家村”迁徙过来。我曾在多年前写过一篇题为《乡村的失落》⑤的文章，记录了艺术家从圆明园到宋庄的撤退过程，其中透出的灰暗情绪，亦可以作为早期宋庄艺术家群落的真实写照。

宋庄艺术家群落的阵痛期

从1996夏末年至1999年秋，我在宋庄整整住了三年。这三年是沉静如海的三年，尽管中国社会的变化日新月异，一刻没有停止，但似乎并没有波击到宋庄。宋庄依然沉浸在自足的世界中，缓缓而行。这期间，虽然仍还有治安部门的工作人员不时地找上门来调查艺术家的情况，但当地领导和村民们出于利益上的考虑，对艺术家还是实行了一定的保护措施。这使得艺术家们终于可以在宋庄安心停靠，暂养生息了。然而，偏居一隅，远离时代的中心，也使得部分宋庄艺术家失落天涯，沮丧消沉。事实上，不单只是宋庄艺术家在那个时期感到困顿，就整个中国当代艺术的状态而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都是处在一个激情隐密的时期。艺术批评家冯博一曾以“在地下”⑥一词，概括当时中国当代艺术的现状，可以说是相当形象。因为当时中国的主流社会对当代艺术仍持有不同程度的偏见，加之国内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当代艺术市场，所以，除了一部分已经成功的艺术家“墙内开花墙外香”，获得了海外艺术市场的关注以外，多数艺术家都是在困境中潜行，举步维艰。

那一时期，我几乎坠入了人生的最低谷。因为与大社会脱节，我在宋庄有一种被世人遗忘的感觉。为了弥补这种内心的失落，我常和一些画家朋友们聚在一起借酒消愁，以此寻找相互的慰藉。可是，借酒消愁愁更愁，低迷的情绪随着酒精扩散，成为一种传染病，越传也就越颓废。所以，至1999年秋，我已彻底绝望，不得不改弦易辙，毅然迁出宋庄，搬到了信息稍广一点的通州城里的滨河小区。不过，尽管我已摆脱了宋庄的“苦海”，进城上楼了，但充满泥香味的宋庄仍是我的牵挂，让我时不时还会回到村里与大伙相聚。这之后宋庄发生了几件事情给我印象深刻。一是艺术家王强在2002年吸引外面的投资，准备在中华世纪坛策划一个“宋庄现象——艺术家群落展”。不想，临展之前展览竟被查封，告之不许对外开放。这成为1979年“星星美展”⑦被禁以来，若干被禁的当代艺术展之一，证明了当代艺术在部分中国人眼里依然如洪水猛兽，不能开释。另外一件事，就是2000年山东艺术家赵鲁军(老三)在大兴庄开办了一家名为“三元里”的食堂。所谓三元里，一是跟赵鲁军“老三”的别号有关，同时也表明在他的食堂吃一顿饭只需消费三块钱。这种低消费曾经一度使得赵鲁军的食堂门庭若市，八面来客，也让不少宋庄的贫困艺术家们找到了自己的饮食乐园。不过，如此不计成本，也致使赵鲁军连连亏损，难以为继，最后不得不宣布倒闭，掩门而去……

我之所以着重提起以上这两件事情，是因为这两件事情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象征了黎明前的某种状态。我想，在今天文化大繁荣的背景下，各地都在提倡先进文化，打造当代艺术平台，展览被禁的事情恐怕已经很难再发生了吧。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铭记过去，铭记那些步履维艰的日子，和曾经多少人付出的努力与艰辛。2005年5月，“三元里”食堂的常客、四川艺术家陶涛在宋庄家中自戕，将自己的青春葬在了宋庄。同年9月，在赵鲁军的老家山东日照，人们在海边意外地发现了赵鲁军的尸体，后经有关部门鉴定也属自杀身亡。这是两起惨痛的悲剧，均发生在宋庄迎来春天之前最冷的季节。有人在这个季节“猫”起来过冬，躲过了严寒。然而，却有人在寒夜中离去，再也没有看到后来的朝阳……

发展宋庄

英国浪漫派诗人雪莱有一句名言：“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这句常被现代人挂在嘴边的话，证明了“物极必反，否极泰来” 的道理。是的，黑夜让人窒息，但它不会永远凝固，黎明总会挣脱它的枷锁，绽放出耀眼的光芒。其实，历史也犹如人的生命，会经历分娩的阵痛，但过去之后，却是一种新生。

2005年左右，对于宋庄来说，可谓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就在艺术家陶涛和赵鲁军相继离去的同时，宋庄也悄然发生着变化，逐渐迎来了它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首先是宋庄镇的领导帮子换届，新来的书记胡介报是学文出身，曾当过通州师范的教师，与最早来宋庄的画家张惠平过去还是同事。也许正是这样一种背景使然，胡介报对艺术家的看法与过去的地方官截然不同。他不仅同情艺术家，而且还看到了这些艺术家的影响力和创造力，对发展地方经济所起到的作用。于是，走马上任之后，便提出了文化造镇的理念，借着艺术家的资源和社会影响，开始了一系列改革计划。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也在逐步改善，随着中国当代艺术被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并且成为艺术市场追逐的热点，主流社会也开始转变原来的抵制态度，正面接受当代艺术了。这不仅导致了“上海双年展”、“广州三年展”、“成都双年展”和“北京双年展”等一系列官方举办的大型当代艺术展的出现，也使得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注意力转向当代艺术，一下子让曾经处在“地下”状态的中国当代艺术浮出水面，成为了产业转型的文化引擎。胡介报正是抓住这一时代契机，将宋庄的当代艺术优势挖掘出来，争取到国家支持，使宋庄在2005年底被北京市正式授予“原创艺术与卡通产业集聚区”的称号，从而实现了宋庄从乡村经济到创意经济转型的历史性飞跃。

在整合与利用艺术家资源来发展宋庄这方面，胡介报和他的团队具体做了二件事。第一，是成立了一个民间艺术社团——-宋庄艺术促进会。考虑到宋庄艺术家与政府之间长期存在的隔膜，胡介报和他的团队没有把促进会放在政府行政部门，而是在民政局注册，除了会长洪峰为公务员兼任，其他主要负责人均从艺术家中邀请，如著名艺术批评家栗宪庭被推荐作为副会长，著名艺术家方力钧、岳敏君和杨少斌等人均被聘为鉴事和理事。第二，是定期举办一个大型的艺术展示活动——宋庄艺术节，以邀请专业人员策展的方式，打造宋庄的当代艺术品牌。说到宋庄艺术节，我与宋庄再次发生深层关系正是得益于此。那是2006年春，第二届宋庄艺术节的前夕，胡介报和洪峰通过艺术家王强和马越找到我，希望我能出面帮助他们来一起策划2006年的宋庄艺术节。因为第一届宋庄艺术节是由艺术家自行组织起来，缺乏策展主题和策展理念，故而效果有点不尽如人意。胡介报和洪峰很希望第二届宋庄艺术节能够上个台阶，所以，他们听取艺术家王强和马越的意见，将宋庄艺术节改成了策展人制度。而我自2000年便已从画画转到了艺术批评与策划，并且做过艺术空间，编过艺术杂志，积累了一些艺术界的人脉和策展经验。因而，在第二届宋庄艺术节前夕，他们想到了我。当然，选择我并不完全是因为我的能力，而是我曾经在圆明园和宋庄都生活过，对这段历史比较了解，与许多艺术家也是朋友。其实，关于策展，有很多人资历比我深，能力比我强，但他们却没有我与宋庄的这种姻缘关系。正因为如此，胡介报和洪峰最终还是把宋庄艺术节交到了我的手上。这也使得我在离开宋庄六年之后又重新回到村里，与大家一起为宋庄出力，参与了一段时间的宋庄文化建设。

2006年秋，第二届宋庄艺术节在宋庄顺利拉开帷幕，我给这届艺术节取了一个大的主题，名曰“打开宋庄”。意思就是要把宋庄从过去的地方小格局中提升出来，使其变成一个中国乃至世界当代艺术的展示平台。在展览安排上，我采取了分展区制，每个展区都邀请国内国外的专业策展人来策划，从而保障了展览的学术性。同时，我还与学术界同仁们一起策划了艺术论坛，邀请全国各地的一些著名艺术批评家、文化学者，来共同探讨中国的当代艺术，以及文化产业的现状与未来。这成为后来“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的雏形，也为以民间方式组织大型的艺术论坛探索出了一种模式……种种这些实践都得到了胡介报和洪峰的充分肯定与大力支持，同时，也得到了众多艺术家以及批评家、策展人的积极配合。这也成为一种保障，让宋庄艺术节很快便树立起了自己的文化品牌。

此后的宋庄艺术节，正是沿着这样一个开放的思路不断拓展，吸引了越来越多国内国外的批评家、策展人和艺术家参与，从而使其成为了当代艺术的重要展事活动之一。应该说，通过举办艺术节，宋庄不仅扩大了影响，而且也带来了不少商机。据2008年的统计，宋庄艺术家人数已飞增至了5000人左右。这是几届艺术节的影响带来的聚集效应。如此大规模的艺术家汇集，无疑也使商家们看到了机会，为他们在宋庄投资文化产业奠定了创意基础，聚合了人气。所以，“投资宋庄”一度成为艺术界，以及文化产业领域的热门话题，让宋庄由此而一跃成了中国当代艺术的重镇，文化创意产业的璀璨之地。

反思宋庄及其它

原来，艺术家们选择宋庄，是因为这里相对而言生存压力不大，消费成本较低，适合安心创作。然而，随着宋庄知名度的日益扩大，越来越多的资本开始涌入宋庄，这无疑会抬高宋庄的物价，增加艺术家的工作成本，从而致使许多贫困艺术家和年轻艺术家们无力再承受这里的高消费，最终不得不选择离开，另起炉灶。这样的结果，会使得宋庄在艺术上逐渐失去新生代谢的能力，由此而沦为下一个798艺术区，即从原来艺术家的精神家园，逐渐衍变成艺术品经营者和产业开发商的乐土。历史已有的经验早就证明，世界各地艺术区的兴起往往都是受益于市场，但最终还是会毁于市场。比如纽约的东村，巴黎的左岸，伦敦的东区等等，原本都是城里的贫民区，却因为艺术家的到来而声名鹊起，最后又无一例外地被画廊、酒吧、饭店、俱乐部和设计公司等经营机构所挤占。这几乎已经成了艺术区发展的一个模式，也是艺术家在商业社会逃脱不了的宿命。对此，我们除了叹息，还能做何解呢?

其实，早在宋庄文化造镇之初，宋庄的当地领导就注意到了这些问题，为了避免艺术家资源的过快流失，他们曾设想在宋庄艺术区周边开辟一些廉价的艺术区，以供贫困艺术家和新来的年轻艺术家生活与工作。但这仅仅只是设想而已，很难实现。因为在一味发展经济的狂潮中，一切都被看成是商机，不可能会有人将有利的地理资源闲置起来，做折本的买卖。何况中国的地方官员都只有几年任期，宋庄未来的发展也不可能完全由一两届领导说了算。故而，保留宋庄的廉价艺术区只能是一种愿望。好在，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艺术家是活的，总会择良地而居，找到适合自己的生存之地。所以，即便是未来的艺术宋庄不复存在了，还会有别的庄，别的村兴起，成为艺术家的天堂。只是在这种不断迁徙的过程中，会苦了那些真正的文化建设者，使他们试图通过文化和艺术来树俗立化的计划无法安身。著名艺术批评家栗宪庭曾把自己在宋庄的状态比喻成“乡绅”，表明栗宪庭看到了现实的悲剧，希望重新拾起一种丢失的传统为民表率，垂范乡里。然而，乡绅虽犹在，乡村社会的背景却一去不返了。当今社会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变化已然成了常态，人们都在各种机会主义的夹缝中游离、流动，早就身如浮萍，无依无根了。所以，“乡绅”也只能成为一种悬置的理想。事实上，在一个更加开放的现代社会，乡绅也好，文人也罢，都只有向更为广阔的公共领域转换，才能身先士卒，实现其文化启蒙的价值。而这，正是当今“公共知识分子”兴起的背景，也是当代艺术作为一种文化批判力量，区别于传统艺术作用于现代社会的意义。

注：

①，“后89”：指1989年之后中国大陆出现的一股艺术思潮，与当时流行的“痞子文学”相对接，旨在消解严肃的意识形态，带有泼皮意味和调侃特征。其代表风格有“政治波普”与“玩世现实主义”。

②，“严正学事件”：1993年的某天，圆明园画家严正学在北京动物园附近因没带证件被警察扣留，由此引发冲突。后来严正学状告北京市公安局，此事受到海内外的普遍关注。1994年4月，严正学因盗窃罪被北京公安局抓捕，被捕之前严正学是台州美协副主席，人大代表，“圆明园画家村”的“村长”。

③，“九一三事件”：指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飞机外逃叛国，途中机毁人亡的事件，又称“林彪叛逃事件”。

④，“撒尿事件”：1995年5月的一天，在圆明园的贵州诗人王强所开办的贵州餐馆里，南京来的艺术家张东当众将尿撒到餐桌上，引起众怒，继而导致了一场群殴事件。此事后来引起了公安部门的高度注意，张东也因此被公安部门以流氓的罪名拘留收审。

⑤，此文写于2000年，发表在《艺术评论》2004年1期。

⑥，见冯博一《从“地下”到“地上”----关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前卫艺术》，《艺术评论》2004年7期。

⑦，“星星美展”：1979年9月27日，一群北京青年画家在中国美术馆的栅栏外举办了一次街头画展，名为“星星美展”。因为这个展览上的作品，与当时的主流美术形成鲜明反差，引起了不小的社会轰动，展览也因此而受到查禁，被迫停止。此后，经多方争取和努力，“星星美展”才得以在中国美术馆展出。艺术史家一般都把“星星美展”看成是中国当代艺术的滥觞。

【编辑：于睿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