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书》650万元落槌

就在今年6月，他的一本用各种标识写成的作品《地书》，在上海泓盛春拍中以650万元落槌价易手，创造了中国拍卖史上第一件虚拟艺术品的拍卖纪录。这是一本有国际书号、正式出版的书，整本书通体没有一个传统文字出现。徐冰这书前后用了八年多的时间，做材料收集、概念推敲，反复试验，“这本书最牛的地方在于，它是一本在任何地方出版都不用翻译的书。”

这本书一出现就吸引了众多年轻人，他们并未把它当作艺术品，只是普遍一致认为做这本书的徐冰太牛了，太厉害了。因为“他可以抛弃文字只用标识来写书，并且这书读起来还那么方便。”

《天书》

谈到徐冰，怎么都不可能绕过《天书》。《天书》是徐冰20多年前做的一件大型装置作品。作品原本最初的名字叫《析世鉴——世纪末卷》，是由无数本用“伪汉字”印制而成的线装书及长卷，构成的一个“文字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没有人能认出这书当中的一个字来，包括徐冰自己。因为不认识书里的字，不知道它到底讲的是什么，后来人们索性管它叫“天书”。徐冰觉得“天书”这个名字不错，最终用它当了作品名。

做这件作品时徐冰还在央美读研究生。那是1986年的一天，他突然想出要做本谁都看不懂的书。这个想法让他激动。连续好多天都如此，随后的几个月一想到这本书，他依然激动不已。他将自己雕刻造字做书的想法告诉朋友，朋友认为这想法还不错，并未想到徐冰后来真动手去做，并且前后一做四年。前面两年，徐冰除了教课外，其他活动都不参加，天天在家对着字典用木块雕刻谁也不认识的字。“当时周围认识我的人都觉得我天天在家刻字是有毛病。”想到当年大家对他创作的匪夷所思，徐冰忍不住又笑起来，“刻出来的东西拿给他们看后，他们觉得我很CRAZY。也有不少人觉得我特吃苦耐劳。实际上他们不知道我每天特充实、快乐。”

四年

两年后，他造的四千多个字刻完了。拿着那些活字，他找到一家古籍印刷厂。书出来时厂长激动得不行，“他们从来没有印出过这么清晰的书页。”那厂长不停地说，“印得太好了，印得太好了。”徐冰心里偷偷乐着，“那当然！全是手刻呀。”

《天书》正式做完是1991年，总共印了120套，每套四本，四本分不同的卷，成套装在一个特制的核桃木盒中。这些后来陆续被世界很多博物馆和收藏家收藏。问他手上还有几套，“不告诉你。”他像孩子一样笑着回答。有时徐冰也会问自己：从1987年到1991年，我到底做了什么？说不清。因为四年的时间，做的是一件什么都没说明的事。后来《天书》被作为一个时期国际或中国艺术现象的范例，编入多本国际艺术史教科书时，徐冰总算明白那四年他做的是什么了。

敏感做艺术、谦和做人

相比多数艺术家的特立独行，徐冰是一个相当谦和友好的人。“我本来也不是一个犀利的人。”表达愤怒，他也只是一句“你太过分了！”在他概念里，每个人都是在找一条生活的活路，没有必要去苛责。

他讲起之前在美国，年轻的他兜里老揣着机票，一直全世界来回跑着做展览：美国、日本、瑞典、德国、韩国、意大利、瑞士、比利时等，都可觅见他穿梭其间。20多年来，他再也没能停下来，因为作品从未停止过在世界各地的展览。

他喜欢自己作为艺术家那一面的自由。“在学校里要处理管理层面的事务，很多事情特别具体，处理它们远不如我在工作室创作来得愉快。但，这又是必须做的工作，既然在这个职位上就得司其职。”

累了的时候， 他喜欢看传统的戏剧，有次看京剧《赵氏孤儿》，一边看一边琢磨，突然发现一台戏就是他正做的地书。“内在方法上，它们是同一个事，因为一台戏是由很多程序化的符号构成，比如京剧的脸谱，哪一类的身份哪一类的角色用哪一类的脸谱，这是固定的。手势，表示什么样的情绪用什么样的手势，这是戏剧特有的。把一个一个符号连起来，一个一个被规定的程式化连起来，就构成了一台戏，讲了一个故事。地书也是由一个一个符号连起来，讲了一个故事。”

学校管理层面的工作也转变了他一贯艺术家式的思维，“对于了解中国的今天及其是如何运转的很有帮助。”这种对中国当今社会的深度体察让他更加全面地去理解当下生活和形态，并最终成全了艺术。

我有一个爱好，到哪都喜欢参观当地的工厂，那些“聪明”的机器比装置艺术更像艺术。参观了卷烟厂，我被制烟材料的精美所吸引，这么精美的材料，使我对材料这部分的思维变得敏感又活跃。我想这些“物质”不应该被烧掉，它们可以用于其他的地方，比如艺术。我决定以这些材料为限定，做一个与烟草有关的项目。 ——《烟草计划》

我第一次看到最终完成的《天书》，是在日本东京，它们是我想要的样子。封面是“磁青皮子”颜色，书题签在左上角应该的位置上。这位置找合适了，就像好的裁缝做的领口和袖口的镶边，这端庄透着对人的尊重。宽能走马、密不透风，这是中国人审美的讲究。这位置找到了就千古不变，因为，实在是没有第二个更合适的位置了。《天书》秉承了这种风范。我和所有打开盒套的人一样，被它的端庄所吸引，以至让我感到一种陌生。 ——《天书》

我对标识传达功能的兴趣，最早是受到机场的指示系统和飞机上的安全说明书的启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 我有很多时间在机场和班机上度过。机场的指示系统和机上的安全说明书都是以“识图”为主；力求用最低限的文字说清楚一件比较复杂的事情。这些指示系统和说明书，可以说是人类最早的“共识”读本，这点特别吸引我。

我对《地书》的兴趣在于：图形符号作为文字，到底能表达到什么程度？我不希望它已经具备的能力，没有被我找到而被浪费了。当然我也清楚，比起成熟文字，它的表达能力是有限的，有些适合它表达，有些不适合。但是我越来越相信，它已经能表述的程度，是我们的认识所不及的。这一版《地书》的故事，被译成中文竟有一万四千多字，这在没有去尝试之前是不可想象的。 ——《地书》

Q&A

LE：每个人对艺术的理解都不一样，于你来说，艺术意味着什么？承载着什么？

徐冰：艺术是和时代发生关系的。是艺术家提交给社会的作品，需要对别人有启发，对别人思维有改变，而且需要通过艺术家的工作把别人带到一个新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别人过去从未到过的。无论是视觉经验上或者思维经验上，还有看事情的方式，都是一个新的环境和关系。这个时候艺术才有效，艺术家才算真正完成一个事情。好的艺术家是对这个生活的时代有深刻的体会，这种体会是超于同时代的人甚至同行，并且他必须要说过去人没说过的话，这就涉及到艺术语言的发现，还有创造说这话的艺术语境。比如《天书》、《地书》，这是我的（艺术）语言，我就是想说说我生活在这个时代想说的话。

LE：你的作品通常是怎样诞生的？

徐冰：我每天都有很多个灵感想法出现，但不是每一个都有价值。可能今天有一个想法感觉很有意思，没准明天醒来就觉得很傻，但有一些想法每次重新冒出来都觉得有意思，还会有一些新的补充，过了一两年这个想法还是萦绕在脑子里，这时我就会确认这想法是值得去做的，是有价值的。我的作品大多是这样来的。比如《地书》今年才拿出来，但这想法其实是很多年前就有了。

LE：《地书》今年拍卖引起很大轰动，这件作品的缘起是什么？

徐冰：我就是想实现这么一个可能：写出一本没有任何传统文字的书，并且是阅读物。我意识到这样的书带有很强的未来仪式，因为我们人类真正处于共同生活和工作的时代，每个人都面临直接和国际对话的形态。

《地书》出来后我很欣慰，它的意义在于只用标识来写一本书过去是没有过的，我们人类没有这个经验。这本全部由标识完成的小说，十年前我就开始了收集，明确这个想法是八年以前。有人疑问为什么会拖这么久，完成它并不容易，这当中难度在于像那种小图钉的LOCATION，它在GOOGLE MAP出现之后才有，这个标识全世界都认可，书里用到好几处，包括印刷地点、版权页都用了这个小图钉。以前不像现在这样个人电脑普遍，表情符号发展很快，过去表情符很少，而现在收集都收集不过来。

LE：不少艺评家说你的作品看着很当代很前卫，但又始终与传统相关联。

徐冰：从一开始我就意识到地书核心的东西很传统。它是可以对位任何语言的，而任何语言之间只能是单一的对位，这就是地书有意思的地方所在，也是它的价值所在。因为大部分语言之前都是象形的，标识是人类本质上共有的一种方式，和人的生理经验还有节奏是有关系的。但是后来因为发音让很多语言不能发展象形，大部分语言都是连浊语，有变化，比如表示复数或者过去、未来的，在后面都带一个小音，只有中文发音是单音节，所以才能保持象形最单一的符号。其实这个作品真正的灵感源来自我们象形文字的传统，中国的象形文字和今天的标识语言是有一种内在联系的。

LE：《地书》作为一本书被出版后，据说广受年轻人好评。

徐冰： 《地书》看似很现代，很未来，是新生代的语言，所以越有文化的人越看不懂，反而是年轻人看得快极了。他们觉得我特别厉害，反而艺术界和文化界不觉得我厉害。我的作品还惹恼不少知识分子，因为地书改变了人们对文化评判的概念：看这本书，你看的不是你熟悉的文化地域的文字，它在阅读面上不存在一个文化教育程度高低的问题，任何人都可以读，包括文盲。展览时，为配合这本书，我们还制作了“字库”软件，使用者可以将中文或英文敲入键盘, 电脑屏幕即可自动转译成标识语言；这是一个语言的“中间站”，不同语言的使用者可以此进行简单的交流。

LE：提到《地书》人人可识的符号，好奇你《天书》中那些编造的“伪文字”是怎么出来的，极需要想象力，四千多个字你是如何做到不重复的？

徐冰：我是根据康熙字典对照做下来的，它有一个系统。现在要让我随便造个字我会觉得很别扭，但是在系统中，它就很合理。我从小就翻康熙字典，因为那是我父亲从他老家带回的唯一一套东西，很小的那种，石印的，它是中国字典里字最多的一种。今天的新华字典已经比它少了很多字，因为我们过去用过的很多汉字都死掉了，不用了。以前的很多汉字看起来非常不像汉字，但都是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是真正的汉字。而我的天书很像汉字，却全是伪汉字，没一个真的。

【编辑：于睿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