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寄梅夫人刘先与大千先生摄于加州“可以居”

罗寄梅夫妇与张大千(摄于美国加州)

稽古敦煌

我去采访的这天是10月10日，中国嘉德古籍善本部总经理拓晓堂提醒我，今天是“双十节”。69年前(1943年)的这天，时任“中央通讯社”摄影部主任的罗寄梅夫妇与朋友们在敦煌莫高窟举办双十节茶会，同时也为来自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及久未见面的朋友吴作人接风。“中央通讯社”记者顾延鹏、王道士的徒孙、易喇嘛(他曾经见过斯坦因和伯希和)、兰州培黎学校的路易·艾黎等人参加了茶会。一张黑白照片记录下了这个时刻。

罗寄梅，湖南长沙人，我国早期著名摄影家。1902年出生，1926年参加北伐，为黄埔军校第六期学员。1930年7月，罗寄梅与王平陵、左恭、钟天心、缪崇群、傅述文、程方、聂绀弩等40余人在南京成立了中国文艺社，这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文艺社团，成员众多。因此机缘，罗寄梅与张大千、张善子、徐悲鸿、齐白石、蒋碧薇、傅抱石、李可染、吴作人、黄苗子、郁潘玉良、叶浅予、郑振铎等众多文化艺术界的朋友都维系着极好的友谊，几十年后依然书信往来不断。

1938年5月，“中央通讯社”摄影部在武汉成立，应社长萧同兹先生的邀请，罗寄梅任摄影部主任。年底，罗寄梅随“中央通讯社”摄影部搬迁至重庆。是年10月，张善子与张大千在重庆相会，兄弟二人随即合作了百余幅作品在重庆做抗日流动展览，以激励国人的爱国热忱。作为好友的罗寄梅鼎力相助，广为宣传。在这个时候，张大千有了去敦煌的想法，神秘遥远的大漠石窟也深深吸引了作为摄影家的罗寄梅，从此，他便开始做着西行拍摄的准备。

1941年6月，张大千率弟子徒众一行十余人先期到达敦煌临摹壁画，至1943年6月中旬离开，历时达两年之久。1943年4月，罗寄梅偕夫人刘先追随张大千来到敦煌。罗寄梅夫妇到敦煌的主要目的是对敦煌石窟进行全面拍摄，他们根据张大千对石窟的编号，有计划地拍摄了莫高窟的309个洞窟，榆林窟的29个洞窟。还有不少照片反映了洞窟外景和周边环境，以及当时敦煌县城的人物风情和月牙泉风光，是至今留存最为完整的敦煌照片资料。目前所见的所有张大千在榆林窟时期的照片，均为罗寄梅拍摄。

中国嘉德邮品钱币部高级业务经理宋皓感言，今天去敦煌，都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何况是在40年代初，重庆至敦煌路途遥远，道路坎坷，其中艰难自是可想而知，在那种条件下一待两三年，实为不容易。正因为如此，一群好友纷纷为罗寄梅夫妇践行，并提笔创作。

1942年10月，傅抱石在重庆夫子池励志社举办“壬午画展”。此时罗寄梅即将远赴敦煌进行拍摄，为了纪念旧友重逢，傅抱石以敬亭双塔为题，创作《敬亭秋》，题取李白“此处别离同落叶，朝朝分散敬亭秋”的意境以纪念友人即将分别之情。

1935年5月，傅抱石在日本东京银座松坂屋举办“傅抱石书画篆刻个展”，轰动日本艺术界。9月，经徐悲鸿先生的邀请推荐，傅抱石到南京中央大学教育学院任教，兼艺术科讲师。在南京期间，罗寄梅和傅抱石互为仰慕，多有往来。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8月15日中央大学内迁，傅抱石奉命移居安徽宣城，遇到了此时同在宣城的罗寄梅，于是二人相偕考察石涛遗迹，徒步探访双塔、敬亭、虹桥诸迹，并由罗寄梅拍摄照片，为傅抱石的《石涛上人年谱》一书收集“自然实相”资料。《石涛上人年谱》一书完成于1941年5月，这本傅抱石最为重要的著作因为罗寄梅的协助而得以完成。罗寄梅与傅抱石自此次宣城一别之后，于中华民国国庆节——10月10日这一天，再次相会于“壬午画展”上。老友相见感慨良多。

1943年的4月2日，罗寄梅夫妇即将西行的前夕，他们再次和一班艺术家好友聚会于金刚坡司徒乔的画室“双羽轩”，除罗寄梅夫妇外，还有傅抱石、李可染、高龙生、张文元，以及司徒乔和他的妻子冯伊梅。在座的艺术家们专门合作了一幅《爱梅如痴》——梅妻鹤子的北宋隐士林和靖，含蓄地表达了众人对于罗寄梅的敬重之意。傅抱石书写题记：“民国三十二年四月二日，集重庆西郊金刚坡麓双羽轩，主人司徒乔为娱寄梅贤夫妇来游，乃有合作雅事，此第二帧也。写和靖者蓬莱高龙生，写鹤者太仓张文元，写梅花者新喻傅抱石，彭城李可染，而女主人冯伊梅亦作横枝，傍乔兄坡石。迨晚灯下属抱石题之。”

此外，傅抱石特意相赠一方微雕印章，这是专门为罗夫人刘先女士(又名刘芳)刻制的。在此方长不及一寸、边长仅为毫米的“寄罗夫人将伴西行，抱石赠别之作”上，傅抱石刊刻了一首200多字的“百花诗”。据罗夫人回忆，傅抱石先生说自己刻这方印章时是不用肉眼的，完全凭感觉一气呵成。傅抱石细字长跋的篆刻作品极受学界赞誉，被认为几乎不可能用肉眼刊刻。

拓晓堂说：“我第一次看到这方印时，就惊呆了。‘寄罗夫人将伴西行’那行字还勉强能看清楚，结果把这个面翻过来一看，上面似刻有字，但完全看不清楚。我在放大镜底下一看，是在石头上进行微雕，还是连笔字，当时特别惊讶。我们见到过所谓微雕，一般都是在象牙上进行雕刻，它相对要软一些。石头很硬，是会崩的，所以难度可想而知。”罗太太很是珍爱这方小印，从傅抱石相赠之时，便一直作为私印，随身携带，至今仍在使用。

罗寄梅夫妇带着众多好友的祝福，于1943年4月踏上了西行远赴敦煌拍摄的征途。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此生便与敦煌结下了一世的缘分，直至终老。在榆林，罗寄梅一行和张大千、谢稚柳汇合，此时的张大千已经在准备东归了。罗氏夫妇一行便在榆林石窟开始了拍摄工作。罗寄梅夫妇在榆林工作了近一个月后，于5月中旬离开榆林前往莫高窟。